阿赫玛托娃是苏联当代女诗人。她的诗歌主要是倾诉少女的私情,尤其喜爱描写失恋、孤独、绝望等心理,以抒情的幽微、深婉、细腻而引人注目,被认为是“室内抒情诗”的典范。
        十月革命以后,她出版了诗集《车前草》(1921)和《耶稣纪元》(1922)。从这两部诗集中的作品内容看,她的确没有接受这场翻天覆地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她又与那些背弃祖国、逃亡国外的白俄文人有明显的区别。她拒绝了出国的诱惑,毅然留在祖国,承受了个人生活中的一切厄运。这些情绪在诗歌中都有流露。面对新的革命现实,这个从旧社会资产阶级阵营中来的女诗人的创作在矛盾中艰难发展着,她的思想变化虽然缓慢,但的的确确是循序渐进的。四十年代她出版的《选自六本诗集》(1940)、《选集》等,表明阿赫玛托娃在努力摆脱她传统的狭隘主题,开始注意与表现社会生活的变化。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她写的《起誓》(1941)、《勇敢》(1942)等宣传勇敢精神的爱国主义诗篇,受到人民的普遍欢迎。
        但是,战争刚刚结束,阿赫玛托娃就遭到谴责:苏联作家协会通过了一个批判阿赫玛托娃的正式报告。报告全盘否定了阿赫玛托娃的成绩与进步,批评她的作品“除了害处,什么也没有”,还说她早期的诗歌是“奔跑在闺房与礼拜堂的发狂的寡妇的诗歌”,甚至侮辱她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阿赫玛托娃被开除了苏联作家协会的会籍。从此以后,她的作品不准在报刊上发表。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不幸,阿赫玛托娃没有绝望,也没有屈服。她没有放下自己的笔。在她的创作不予发表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她翻译了不少外国诗歌,其中包括我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李商隐的无题诗。
        到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才被恢复名誉。她的许多诗集再版,评论家们也重新高度评价了她的诗歌。她获得了许多荣誉,但她失去了十年的创作时间,这是什么都难以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