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 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 ’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 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虫生之; 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 物坏，虫由之生; 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 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 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 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 悻悻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 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夭地者也; 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 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 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矣; 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天说》是反映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章。

在唐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经历了一次空前激烈的变革，自汉代开始并行繁盛的唯物、唯心两种宇宙观至此均已臻于完善，各自具备了较为系统的学说和一批理论大家。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并驾旗手、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就分属于两个不同阵营。《天说》一文不仅以精妙入微的哲学义理分庭抗礼，展示了韩、柳迥异的天命观，而且在互映互衬、议对问答之中，使两位大家的雄辩文采相得益彰

《天说》一文结构严谨，全篇只分为两大层次，先由韩愈提出“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详尽阐明自己对于天道的认识，然后再由柳宗元为之“终其说”，根据韩愈所摆出的论点论据——辩驳，在自己对于天道的理解上辟立新论。前者偏重于唯心，后者偏重于唯物，旗鼓相当，各具风神，摆在同一文章之中，不枝不蔓，十分精采。尤其是柳宗元开篇即录韩愈之说，竟占去全文三分之二篇幅，自己只以最后三分之一进行驳论，显得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确有大家手笔之妙。

韩愈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更多地继承了汉儒观念。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有意志，人道与天道一旦逆忤，上天就会做出惩罚，而当人道顺应了天道的时候，上天也会以各种自然形式做出嘉奖。这种理论在演变中逐步哲学化，将天的意志与元气、阴阳等概念相附合，使上天赏功罚祸的学说形成系统。韩愈在这篇文章中的阐述就是以上论点的具体化：瓜果饮食腐坏，便生虫，人的气血拥塞不畅，便长毒疮肿瘤，也会生虫，树木腐朽生蛀，野草腐烂了变出飞萤，这都是因为东西先坏掉才生的虫、而元气、阴阳一旦坏掉，人就由此产生了，这种看似荒谬无极的道理其实是从天人对立的观念中派生出来的，韩愈认为：天地间阴阳、元气都有其自生自灭的内在规律，人为地垦田、伐林、凿井、掘墓、修建城郭、筑造亭台、开辟观楼别馆、疏导水道河渠、乃至钻木取火、冶炼金属、制造陶瓦器皿等等行为，都是不择手段地戗毁天地精华，使万物不能按其本来情势生长，如此频繁发生，对于元气、阴阳的祸害，不是比虫子损物更厉害吗?基于上述认识，韩愈对当时社会中普遍的怨怼情绪做出自己的解释：这都是因为不知天命、不通晓天道的结果，假如上天有灵，也只能给有功者更多奖赏，而给危害它的人更大惩罚罢了。韩愈的这段论述，从天道而至人道，又从人道反证天道，层层递进，确能自圆其说。

针对韩愈这段因循轮转的感应之说，柳宗元提出自己的驳论。首先，他明确了天、地、元气、阴阳四个重要概念的界定： 那一片在上的青色叫做天，那一片在下的黄色叫做地，茫茫处于天地之间的是元气，天气寒暑变化就叫做阴阳，这些东西大虽大，却和瓜果、痈痔、草木没有什么不同。至此为驳论的第一层，这 一层涉及的范畴全是韩愈已经论述到的，但柳宗元却比韩愈更肯定，更直接地下了一个结论： 世界是物质的，在这个大前提下，柳宗元展开自己的论证过程： 假若谁能把瓜果等物上的虫子除掉，这些“物”能对人做出什么报答吗?假若谁促使这些虫子繁殖生长，这个物又能对谁发怒吗? 天地，如同大瓜果; 元气，如同大痈痔; 阴阳，如太草木; 它们又怎能赏功罚祸呢? 有功的是自己得功，遭祸的是自己招祸，希冀天地、元气。阴阳来赏功罚祸，是极端荒谬的，呼天怨地，想得到上天的怜悯仁慈，那岂不是更加荒谬吗? 在上述一层里，柳宗元集中表现了自己本乎自然的客观唯物主义倾向，上溯其思想渊源，与道家哲学有密切联系，而且将先秦时沿袭下来的道家自然观加以引申，使之更切近于人事。文中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言简意赅，顺理成章地引人第三层——作者的态度： 如果相信你的仁义而把它当作行动的规范。那么你就为你的仁义而生、为你的仁义而死好了，又怎能把存亡得失的原因归之于同瓜果、痈痔、草木一样无意志的“天”呢?全文至此结束，柳宗元的驳论笔墨不多，却以理服人，同样成为有代表性的一家之说。

柳宗元的论文，极重视文章思想内容上的独创性，要求有真知灼见，“得其高朗，探其深赜”。“卓然自得”(《与友人论为文书》)。《天说》一文实践了他自己的创作主张，其驳论部份，落笔便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自己与韩愈截然相反的立论，显出虎虎之声、浩浩之气，令人感到雄辩的力量。接下去是推理，“书论宜理” (曹丕《典论·论文》)，柳宗元的“理”论得十分巧妙，他将天、地、元气、阴阳比之为瓜果、痈痔、草木，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因此，其性质、作用也只是大同小异。这样就把韩愈的观点全部推翻了。

在结构上，文章从变化入手，对韩、柳对立的议论，不仅从形式、内容上分开，而且在层次安排上亦做明显区别，使人一目了然。韩论“吾为子言天之说”是以“仰而呼天”的具体例证说开去，层层深入，最后做出关于“天之说”的结论;而柳论的“终其说”，则开门见山，立论决绝，劲健有力地推论了自己的观点。全文结构简单，语言峭拔，见解深刻，议论独到，显示了柳宗元文章“雄深雅健”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