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 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 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本文选自《柳河东集》，是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所写的一篇小品文。文章通过作者与捕蛇者的对话，记述了蒋氏一家三代冒死捕蛇，以抵租赋的悲惨遭遇，以及乡邻们在繁重的赋税的盘剥下的痛苦生活，勾画出安史之乱以后六十年来，中唐农村凋敝破败的悲惨图景，以及广大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说明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比猛虎、毒蛇还要可怕。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掠夺劳动人民的罪行，表达了作者对苦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说”是一种就事论理的文体，属论辩体散文，得名于《易传》中的《说卦》。《文体明辨·序说》认为：“说，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意述之也。”汉许慎曾有《说文》一书，亦沿用其体。魏晋以后，很少有人采用，至中唐韩、柳提倡古文运动，“说”体才又兴盛。韩愈的《师说》、《杂说》，都是其中的佳作，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更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是柳宗元的代表作。

本文取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以立意。据《礼记·檀弓下》载：“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柳宗元取其意，借捕蛇者之口，揭露了中唐社会赋敛之毒甚于毒蛇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天宝以后，朝政紊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吏治败坏，赋税日益繁苛，人民不堪忍受这重重压榨，竞相逃亡。据前人考证：“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国计簿，上之宪宗。除藩镇诸道外，税户比天宝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者，比天宝五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份，非时调发，不在此数。是民间之重敛，难堪可知……其言三世六十岁者，盖自元和追计六十年以前，乃天宝六、七年间。正当盛时，催科无扰。嗣安史乱后，历肃、代、德、顺四宗，皆在六十年之内“ (林云铭《古文析义》初编卷五)。又据《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载，库部员外郎李渤曾上书朝廷说：“臣过渭南，闻长源乡旧四百户，今才百余户; 阌乡县旧三千户，今才千户。其它州县，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户税摊于比邻，致驱迫俱逃。此皆聚敛之臣剥上媚下，惟思竭泽，不虑无鱼”。可见当时赋敛之重，已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柳宗元当时谪居永州。永州治所，位于今湖南省零陵县，距京城长安相去三千五百里之遥，已属边远地区，赋税繁重，百姓尚不堪忍受，足见中唐赋敛所及之远，赋税之重，柳宗元作为永贞革新的积极参预者，虽身处逆境，“待罪南荒”，却并未改变初衷，仍然坚持改革弊政的斗争。他坚持“以生人为主”的政治思想，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横征暴敛，主张平均赋税。他在《捕蛇者说》中揭露了封建统治者赋税剥削之残酷之后，又在篇末说：“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表示了希望身居高位的封建统治者能够体察民情，改变这一现实的强烈愿望。

本文的中心思想是赋敛毒于蛇。一个“毒”字，为通篇发论之根。所以篇中“毒”字处处可见，贯穿始终。文章开始，先由异蛇之毒写起：“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触草草死，咬人人亡，可见蛇毒之剧。然而，由于它能除虫去病，皇帝征收这种蛇，可以用它抵交租税，于是永州人争相去捕捉这种毒蛇。以上是泛谈蛇之毒。作者接着以蒋氏为例，让他以自己一家的捕蛇经历来说明蛇毒之甚。蒋氏一家三代，以捕蛇为生，其祖、其父均死于捕蛇，蒋氏本人也曾几度险些被蛇咬死。蒋氏在谈到自己一家三代的悲惨命运时，“貌若甚戚者”。一个“戚”字，已透出为“毒”所致，及至作者提出“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时，蒋氏“大戚”，且“汪然出涕”，“毒”字更是溢于笔端。以上两处，“毒”字皆由作者目中所见，流露于蒋氏之表情。由此往下，笔法为之一变，作者又借蒋氏之口，吐出“毒”字。捕蛇之事，九死一生，但是他宁可冒生命危险去捕蛇，也不堪忍受赋税之迫害。与毒蛇为伍，尚能幸存，苟延残喘，若受赋敛之害，则早已十室九空，“非死而徙”了。更有悍吏来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搅得四时不安，鸡犬不宁。因此，蒋氏宁可冒捕蛇之险，也不受悍吏之害。况且，捕蛇之险，一年只需冒两次，尚有“熙熙而乐”之时，不似赋敛之苦，“旦旦有是”，无一宁日。因此，虽然一家三代，“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吾亦“几死者数矣”，然而，“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虽然一家几代都死于毒蛇，却迫于赋敛，不敢以蛇为毒，相反还要为之庆幸。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地，实在是惨不可言。文章最后，作者又采用他所惯用的“卒章明志”的笔法，征引孔子“苛政猛于虎”之言作证，并点明“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的主题。全篇紧紧围绕一个“毒”字叙事、议论、抒情，或抑扬唱叹，或曲折低徊，“或对勘，或互说，颠倒顺逆，用笔固极变化，而题意亦透发无余”(朱宗洛《古文一隅》评语卷中)。

林纾评价此文“胎《苛政猛于虎》而来，命意非奇，然蓄势甚奇。”(《韩柳文研究法》)柳宗元《捕蛇者说》脱胎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两篇都是抨击苛政，用意相同，但写法却大相径庭。《礼记·檀弓》写得平白朴素，情节也极简单，仅记叙了孔子与妇人的简单对话，从中引出“苛政猛于虎”的道理。至于苛政如何苛，老虎又如何猛，则未加描述，仅仅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而本文中的描写，就较《檀弓》细致得多。如描写乡邻生活日蹙的情况：“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将乡邻们迫于赋敛之害，冒死迁徙的情景描绘得既具体，又形象。又如写蛇之毒，便说它“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甚至连毒蛇身上的条纹都写得清清楚楚，可谓细致入微。这种寓抽象的道理于形象、具体的叙述之中的笔法，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细心体验。

柳文素以构思奇特取胜。本文的主题极平凡，在前人，尤其是唐人文章中，指责苛赋重役害民的文章比比皆是。柳宗元却由这平凡的主题中写出新意。他选择了一个从事特殊劳动的人——捕蛇者，让这位捕蛇者叙述自己的经历。这个特殊的行业本身，就足以给人以新鲜感。更不消说他那令人心撕肺裂的遭遇了。作者要揭露苛政害民，却由异蛇之毒写起，先写毒蛇如何害人，用蒋氏三代的不幸遭遇来说明毒蛇的可怕，然后再借蒋氏之口，道出赋敛对人民的迫害，用其宁愿冒死捕蛇，也不愿忍受酷吏逼税的所作所为，反衬出赋税之毒。文中广泛使用对比手法，如以乡邻背井离乡，冒死迁徙同蒋氏“以捕蛇独存”对比; 以悍吏逼租，民无宁口同蒋氏“弛然而卧”，“熙熙而乐”对比; 以“一岁之犯死者二”同“乡邻之旦旦有是”对比，目的皆在以毒蛇之毒反衬赋敛之毒。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这篇主题并不出奇的文章“蓄势甚奇”，产生出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柳宗元的散文注重形象刻画。本文在叙事，论理的过程中，注意对蒋氏的形象塑造。文章篇幅不长，情节也较简单，作者却善于用简洁的笔墨，勾勒出人物的形象，并且将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十分细致、生动。例如蒋氏在口述自己一家的经历时，由最初的提到祖父、父亲死于捕蛇时的“貌若甚戚”，到听到作者表示要替他“更若役，复若赋”时的“大戚”、“汪然出涕”的表情，使他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对蛇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写得十分曲折深微，真实生动，十分感人。这里描写的蒋氏，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捕蛇人，而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动大众。作者借蒋氏之口，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与迫害。作者通过蒋氏三代的遭遇与乡邻的比较，表现了当时整个社会的现状。文章中有总体情况的叙述，有具体情景的刻画，有数字，有比例，具有很高的典型性、概括性。这就使文中所叙述的内容具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散文大家，他同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诗人的气质使他的散文不仅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在《捕蛇者说》 中，作者不仅仅是在客观地描述一位在毒蛇与赋敛的双重迫害下痛苦地挣扎着的捕蛇者的悲惨遭遇，而是将他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注入了文章的字里行间。文章中仅有三次直接表现作者的主观感情，即“问之”、“余悲之”和“余闻而愈悲”三次。然而这三句话却把作者对捕蛇者的命运的同情和对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迫害的愤恨由浅入深，层层渐进地表达了出来。作者借这三句画龙点睛之语，把自己的主观感受与捕蛇者的血泪控诉融合在一起，更增加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感染力。

本文构思新奇，结构精巧，内容丰富，语言洗练，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文章篇什简短，仅四百余字，却将六十年重赋害民，酷吏催租，蒋氏命运尽收笔底，而且写得抑扬起伏、婉转曲折，前呼后应，浑然一体。作者熔简练的叙述、生动的描写、精确的议论和深沉、热烈的抒情于一炉，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忧国忧民之情，内含无限悲伤凄婉，令人心寒胆栗，不忍卒读。全文偶句、散句交错运用，间以错综、排比等手法，形成一种整齐、错综之美。行文高度紧凑，语言精练，笔力遒劲，沉郁浑厚，言真意切，实为柳宗元散文中的一篇不可多得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