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 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愦，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廷，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怃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 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 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 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 以求其质，本之《诗》 以求其恒，本之《礼》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 以求其断，本之《易》 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粱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 以畅其支，参之《庄》、《老》 以肆其趣，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 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 有取乎，抑其无取乎? 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

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 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

宗元白。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一篇书信体散文。韦中立系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 (819) 中进士。元和八年 (813)，他曾写信请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师，这篇文章即是柳宗元答复他的回信。写此信时，柳宗元由于政治上的罹难被黜贬为永州司马，谪居永州。在这期间，尽管他胸中苦闷，处境艰难，然而“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辞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他曾给友人写了不少治学、论述文法的书信，《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章内容包括两部分，前半部论述师道，说明自己不愿为师的理由，抨击社会上不重师道的流弊，讽刺世人对为师有如犬吠的行径。文章后半部介绍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写作经验，强调“文以明道”，结尾点明主旨：为师要取其实而去其名。全篇说理、叙事人情人理，既是一篇尖锐、犀利的论师道的檄文，又是一篇体会深刻，极有价值的文学创作论。

文章从韦中立“欲相师”始，申明作者才疏学浅，不足为师，除去主观上不具备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客观社会的不良世风。为详尽地揭露今世师道的衰颓和人心的险恶，充分说明自己不能为师的理由，柳宗元分三个层次，层层深入，条分缕析地加以论述。

第一层，作者列举“韩愈抗颜而为师”遭到“群怪聚骂”的例子，说明古代尊崇师道的优良传统自魏、晋以来已断绝，今世师道益加颓废，世人“闻有师”，“辄哗笑之，以为狂人”。面对这种世风，“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结果遭到世人的责怪和辱骂，最后落得仓惶出逃的下场。柳宗元在此并不直言应避师风，勿为人师，而是正话反说，单举韩愈不合流俗独为人师的下场来反证自己不能“抗颜为师”的理由。

第二层，描写世人将为师看似奇异怪事。为揭露人们如何恶毒、粗俗地看待为师的作法，柳宗元巧妙地将此与“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联系在一起。蜀犬因见日奇而群吠，越犬因见雪怪而狂奔，然“日”、“雪”本无过错，属自然现象，只不过是狗少见多怪罢了。柳宗元在此借用“蜀犬”和“越犬”的轶闻辛辣地讽喻了世人对为师的态度有如疯狗见雪，见日狂吠一般的荒唐可笑。在此柳宗元一方面借讽刺世风而倾吐自己内心对现实的强烈愤懑，鞭挞诋毁师道的俗人;同时也委婉曲折地道出了自己不愿招惹喧闹，自讨众怒，不能为师的苦衷。柳宗元自遭贬以来，本已“僵仆烦愦”，“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因此，他不愿再使吵闹之声“咈吾耳，骚吾心。”

第三层，柳宗元以孙昌胤行冠礼遭外廷耻笑一事为例，又一次从反面说明做别人都不做的事必招众人嘲弄责怪。如今自命为师与孙昌胤行冠礼似同一类事，必遭恶运。柳宗元批判不良世风的目的虽与韩愈同出一辙，但具体写法却大相径庭。韩愈曾不顾世俗，独抒已见，作《师说》从正面论述师道，而柳宗元却另辟蹊径，从反面批驳世俗的偏见，且论师道的陵夷，既有辛辣的讽喻，又有幽默的谐语，在论说中穿插趣闻，实例，从嘻笑怒骂中说明道理。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一文中曾写到：“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由此不难看出，柳宗元久避师名，但并不拒绝为师。他对于求教之人，总是满足要求，不吝赐教。柳宗元在本文中虽言明不肯为师，但却表示愿与韦中立交往，传授自己的全部知识，为师不务虚名，而取其实。他认为师生应当教学相长，取长补短。他启发韦中立学习要独立思考，对别人的见解应“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择善从之，要提高自我观察、判断是非的能力。

柳宗元是一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不肯自居道统，召收后学，而却默然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责任，向学生诚恳，悉心地传授治学经验。文章的后半部分，柳宗元详尽地向韦中立介绍了自己多年的写作体会和技巧。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在宣传，推崇文学主张的同时，且积极地从事于散文的改革实践，使“古文运动”显示实绩。柳宗元认为写文章的核心问题是“文以明道”，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柳宗元的文学主张，是他从事写作的指导思想。他认为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学说的。他坚持为文首先应注重内容的观点，形式和文采要为“道”服务，同时也不应忽略艺术技巧，不单纯追求形式的漂亮。

柳宗元结合自己多年的写作实践，详细地论述了对写作态度的认识。他指出写作态度必须要端正，不能“轻心掉之”，“怠心易之”，及“昏气出之”，“矜气作之”，避免使文章不沉着，不严谨，杂乱和充满傲慢情调。柳宗元把文章的优劣与作者的思想品格，文学修养和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他强调写作态度的严肃，也是在强调作人的道理。

柳宗元不但重视文章的内容，也同样注重写作技巧，重视文章的文采风格。他在信中向韦中立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体会，行文时要抑扬结合，使文章既含蓄，又明快; 疏通文意使文章通畅，精简文字使言词简约; 有时增删损益，以使文章清新简练; 而有时文章则要有所汇聚熔铸，以使文章凝重深厚。写作时这几组关系必须要处理妥当，以免文章晦涩，浅薄，失于流俗。为了阐发更多、更深刻的道理，还应学习“五经”的长处，汲取前人的经验。柳宗元认为应当学习《尚书》的朴质文风; 学习《诗经》求文章情味隽永; 根据“三礼”使文章和行为合乎礼仪; 根据《春秋》学习判断是非的能力; 根据《周易》学习文章的灵活变化。这些都是借以汲取圣人学说的源泉所在。柳宗元虽以明道宗经为旗号，反对骈俪，但并不机械地仿古诵经，而是在学习“五经”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触类旁通，博采众长，转益多师以形成自己的风格。柳宗元认为借鉴《谷梁传》可以磨练文气; 借鉴《孟子》、《荀子》可使文章条理畅达; 借鉴《老子》、《庄子》使文思开阔; 借鉴《国语》使文章富有情趣; 借鉴《离骚》使文章情思幽深; 借鉴《史记》使文章更为简洁。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虽是一封书信，却叙事、说理挥洒自如，内容丰富。文中叙述，论证，说理，讽喻兼而有之。叙述采用具体的事例。议论通过叙述说明观点，推演道理，寓理于事，以理服人。面对不重师道的世风，柳宗元不是枉加指责，枯燥说教，而是层层深入，以精辟透彻的说理服人，对社会上的流弊和俗人，柳宗元态度坚决、明朗，在奚落讽刺，嘻笑怒骂中给予揭露和抨击; 而对韦中立这样的后学则循循善诱，态度谦虚、诚恳，不吝赐教，表现了平等待人，鼓励后学的长者之风。即使是申述自己不能为师的理由时也是措词委婉，入情入理，与世俗流弊形成鲜明的对比。

柳宗元散文一贯讲究结构严谨，本文也体现了这一特点，段落层次之间衔接紧密，联贯一气。文章开门见山谈“相师”，中间逐层分析，说理充分有力，最后以为师要“取其实而去其名”的结论收尾，前后呼应，浑然一体。

柳宗元散文的另一特色是注重文章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逻辑性和形象性的统一使柳宗元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美。本文举韩愈“抗颜而为师”以及孙昌胤行冠礼的事例都是选取世人中独具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选取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可以小见大，反映整个社会的世风。此外用“蜀犬”和“越犬”比喻讽刺俗人，也同样使说理中出现鲜明的形象，从而更具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

最后应提到的是柳文的语言特色。本文行文简洁，冷峭，明白晓畅，词不泛设，不假饰，意尽便止，恰到好处。文中采用大量的排比和对偶句式，既增强文章的气势，又使句式整齐、音调和谐。全文情感含蓄深婉，可谓柳宗元散文中的一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