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乐朝夕，惟恬安无事是望也。乃今有焚炀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无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 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足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与孟几道言而痛之。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 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 于兹吾有望乎尔! 是以终乃大喜也。

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足下前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幅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 《醉赋》及 《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

书信这种应用文体远在我国春秋时代就已流行，到了唐宋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内容日益繁富，艺术表现力日臻完善，其中尤以唐宋八大家的书信体文章驰誉后世。《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就是柳宗元所写的一篇书信体佳作。

王参元，濮州 (今河南濮阳县西) 人，鄜坊节度使王栖曜之子，唐宪宗元和二年 (807) 中进士。柳宗元从亲戚杨敬之的来信中，得知王进士家里不幸失火，财物荡然无存。作者一反常调，不去慰问，反而挥笔铺笺，对王家的不幸遭遇表示了一番庆贺，这种反常的举动正是反常社会现实的反映，作者的这种举动，看来出乎常人意料之外，实则却入于智者情理之中，不仅表现了作者对立转化的辩证思想，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世风浅薄，风气败坏。表现出作者不同凡俗的卓越见识和愤世嫉俗的战斗精神。

这封书信，是依次叙述骇、疑、喜三个感情发展阶段，用祸福相依，盈虚无常的观点阐明了自己对事物相互转化的看法。信一开始，作者就把“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的三种感情变化明白揭示出来，这就给这封书信设下悬念，使对方读到此信之时，在大惑不解中欲探个究竟。作者的这种写作笔法，有力地为书信全篇的议论打下了提纲挈领的基础。紧接着，作者便逐层展开了具体的议论。

首先是直接了当地说明了吃惊的原因。这种惊讶是人之常情，是一种同情心的必然反映和情理之中的感情表露。接下来，作者便转为以冷静的思考解释了由惊变疑的缘由。在这里，作者提出了“盈虚倚伏”这样一个古已有之的观点。《老子》即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之说。作者引用此理，无不含有好事多磨的意味。然而，这只不过都是古人所云，至于这类磨难能不能给今人带来光明，作者是表示怀疑的，因为在作者看来，这些说法是这样遥远而漫无边际，即使是圣人也不会肯定相信。作者的这种疑问，隐含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抨击。恰是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的反常，才使得“凡人之言，皆曰”的常理与现实发生对立。从作者的这种疑，到转移为下一个层次的喜的议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祸在当头，而喜在其后，这个喜是事出有因的。王参元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读了不少古书，能写一手好文章，又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材却埋没于世，得不到应有的重用，反而承受着精神上的重压。究其原因，正如作者一语道破的，是因为“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直抒胸臆，感怀激越。在这样一种败坏的社会风气下，就连说几句公道话也要遭人嘲笑，又能有什么正义可言呢?作者因此庆幸这把天火，认为这样一来，王参元的才学就能够冲破世俗的偏见，清白得以显露，使他的名誉得以光大。那些主持正义的人也能解除重重顾虑，敢于开口说出公道话。因此，在作者看来，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给王参元带来的不是灾难，而是意料不到的好处。正如作者所感慨的，“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这也正是作者所谓“是以终乃大喜”的理由所在。

以上，就是这封书信的精髓。从字面上看，是作者对王参元家中不幸的非同寻常的表示，但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实在是作者对世态炎凉的一种感叹。柳宗元的这封书信，可以说是对王参元才学得不到发挥，仕途得不到显扬的极大同情，同时也是对自身不遇的愤懑和宣泄，不仅如此，作者通过这件事，也有力地讽刺和抗议了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及政治的腐败。

这封书信在写作上颇具特色。首先是层次脉络非常清晰，作者有机地通过“骇、疑、喜”三个发展阶段，把感情变化的渐进过程交待得明白清楚。文章一气呵成，条理分明，结构严谨。其次，全文紧紧围绕“火”字感慨议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立意新奇，说理透彻，充满辩证思想，读来令人心悦诚服。再次，这封书信感情充沛，沉深感慨，满怀郁愤，蕴含了作者不满于世事和对黑暗现实的反抗精神。

讲究文章“义法”的桐城派大家方苞，专好钩划古人文章。他有一部专门删节古代名家文章的集子，叫《古文约选》。书中曾对本文作了删削。他认为“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乃可以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一段中“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三句多余，可以删去。其实这几句话恰好体现出士之好廉名者对王参元的才能了解的很深，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一经方苞删改，失去了原来的感情色彩。方苞删掉的另一句是“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本来这几句把王参元家失火后的惨状写得十分具体，一旦删去，只剩下“天火之所涤荡”一句，至于烧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方苞如何削足适履，弄巧成拙姑且不论，柳宗元行文之峻洁尚简，已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