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 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秦有六国，兢兢以强; 六国既除，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 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瘉。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非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孟子一生困顿，然而于困顿之中，他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紧张有致，未尝辍学于万一，过得很充实。他总结自己的经验，很沉重地说出了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于沉重之外，更带着悲愤，说出了相同的道理：“昔周文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述《春秋》，……诗三百篇，大抵圣人发愤之所为也”。

建立在对封建社会深刻认识基础上的这种有识之见，在柳宗元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他被贬之时，成为他创作的丰获季节。宛似明珠，在被埋没时期，得了地压和地火的锤炼，终于大放异彩。《敌戒》一文，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敌戒》全文不足二百字，可谓短小;且音节铿锵，读来琅琅上口。于此小小体制之中，纵谈古今，以其极富哲理性的分析，深刻地阐述了一个独到而无可辩驳的见解，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力穿纸背的战斗精神和直冲霄汉的无畏气魄。

曹丕《论文》说：“文以气为主”。这话虽非至理，却也颇有见地。《敌戒》的成功，即在于此。这是秉天地之灵气而形成的勃勃之英气、荡荡之豪气，遂成柳宗元一家之气。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开门见山，先声夺人。既无矫揉造作之媚态，更无缩首畏尾之怯姿，一个“皆”字，写尽了柳宗元对碌碌世态的鄙视，也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高于世人的脱俗之见，将一声棒喝，落在昏沉沉的社会之中。敌人的存在，固然是我们的仇人和祸害，但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地方却很多，有利的地方却极大。这一段，鲜明地反映了柳宗元的一贯性格。

提出论点之后，柳宗元引了三个历史事实作为论据。第一个是战国末年秦与大国争雄，秦统一及亡于陈胜的故事。当时秦处于中国西部的荒蛮之地，对手是齐、楚、燕、赵、韩、魏等中原文明之乡，地广物博，经济发达，人才济济，兵强马壮，尤其六国联兵，叩关攻秦，对秦形成极大威胁。秦面对这一敌人，时时怀惧，真可谓“枕戈待旦，以防敌患”，出于生存及争霸的需要，用商鞅法，励精图治，终于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然而，“六国既除，����乃亡”，����：骄傲自满的样子。秦始皇鞭策宇内，自以为万世江山，固若金汤，于是修阿房，筑长城，建陵墓，骄横万状，毁尽民力，寒透人心，致使大泽揭竿，天下响应。秦至二世而亡。第二个是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的故事。鄢陵，春秋时郑国地名，今河南省鄢陵县。晋军胜，楚军败北，晋大夫范文子认为“外宁必有内忧”，担心因胜而骄，因骄致祸，故劝谏晋国君厉公，但厉公乐而忘忧，骄横乱政，最终造成全国臣民的怨忿。第三个是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孙与臧孙互为敌仇的故事。孟孙先逝，臧孙对孟孙的死非但没有庆幸之感，反而十分忧虑，“孟死臧恤”，恤，忧虑。臧孙说：“能够时时针砭及疗治我的药物和石针丧失了，我离死的日子也不远了。”

这三个故事由广而狭、由大而小，以“家事国事天下事”的不同层次上论证了共同的主题思想： 因敌而忧，因忧而戒，于是精于业，思于行，于是才能生存，才能发展。相反，因敌亡而纵欲，沉溺于享乐之中，危险也就来了。引证这三个史实之后，柳宗元感慨地说： 聪明贤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尚且遭到危难，何况今天的人，竟对这些道理连想都不想!“矧今之人，曾不是思!”以反诘之语出之，颇发人深省。

最后一段，柳宗元做了推理。今天的人，心怀浅薄之见，“敌存而惧，敌去而舞”，解除戒备，自满自足，这样的结果，只会更加招致灾祸。反不如正视现实，凛然面敌，充分认识到： 敌人存在，能使人提高警惕，免除祸患; 敌人离去，则易使人麻痹大意，招来过失。知道了这个道理，方能光大其政治主张，使名声得到远扬。同样的道理，“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非愚伊耄。”惩： 警惕; 克： 能够; 伊： 是;耄： 糊涂。因曾病而警惕，能够益寿延年; 自恃身体强壮，可能突然死亡。放纵自己的嗜欲，不加节制，不是愚蠢就是糊涂。

柳宗元以极其鄙薄的口气评判了这类“今之人”，他们目光短浅，胸无大志，无进取之心，有苟且之意，不敢自信自强，战敌而胜之，只一味恐惧，甚至寄希望于敌人的偶然失利。假如敌人一旦灭亡，则沾沾自喜，醉生梦死。这些可怜虫，用来理家，则家败; 用来治国，则国亡; 用来平天下，则天下乱。那么，该做什么样的人呢?柳宗元之意已不言自明。

这篇文章通过引证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理论上的分析、发挥，深刻揭示了国家政治及个人身心修养上敌对事物的有益作用。

章士钊《柳文指要》中认为《敌戒》具有尖锐的针对性，是向唐宪宗等敲的警钟。这种看法很有见地。元和十二、十三年 (817—818)，唐王朝先后平定了淮西等地藩镇的叛乱。一时间似乎呈现出中兴景象。柳宗元此时虽被贬柳州僻壤，也为这一胜利而振奋，写了《平淮夷雅》等文，表现了欢欣鼓舞的心情。然而这时王朝统治集团却陶醉于胜利，唐宪宗颇有不可一世的架势，于元和十四年七月，加尊号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更加纵侈横暴。“敌去而舞”，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危害，又不便明言，心情沉重地写下了这篇短论。果然，“矜壮死暴”，唐宪宗在加尊号的次年，便死于宦官之手，唐王朝也日益走向败亡。

《敌戒》是用韵文形式写的说理文，观点鲜明，见解精辟，哲理性很强，由此及彼，由表而里，议论独到而推理深刻，感情饱满而不溢于外，这充分显示了柳宗元深厚的艺术功力。

《敌戒》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是十分精美的。全文除开头一段用五七言两句相对而外，余皆四言句，且注意用韵与换韵，显得节奏明快，铿锵有力，音韵清亮，读来上口，而换韵的运用，又使文章自然流畅、曲折起伏，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美的享受。此外，全文行文之爽利，用笔之精练，确实做到了惜墨如金，不令后人增删。兼之韵味悠长，若地底之钟鸣;浩思渺远，如天边之雷响。将不尽之情，书于有尽之纸帛，然于纸帛之外，情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