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发表评论《关雎》一诗的文章有好几篇,且都是新说, 好像从前的人根本没有读懂这篇家喻户晓的诗作,直到今天才 被人窥破天机。这里不想对这些文章一一评论,只想就其中的 两种意见谈谈个人粗浅看法。
        一种新意见是错简说。持这一说法的同志主张把“参差荇 菜,左右流之”至“悠哉悠哉,展转反侧”这八句移到最后作为结 尾,理由有两条。一是“求之不得”以下四句的句型与“参差荇 菜”二句不同,二是根据《论语》里孔子的话:“师挚之始,《关雎》 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来断定此诗有“乱辞”,即卒章,而卒章句 型当然跟中间的句型不一样。我以为,这一说法只从形式去考 虑问题,而置内容于不顾,而后者才是主要的。我在拙作《说〈诗 ·关雎〉》中曾这样理解,第二章是现实主义的写法,第三章则近 于浪漫主义的想象。而且正由于诗人(或取此诗以人乐的人)认 为美好的愿望最后是能够成为现实的,才把它用作结婚时的乐 章。孔子所以说它的《乱》“洋洋乎盈耳”,正是因为结尾的“钟鼓 乐之”有强烈的喜庆气氛。如果最后的结果乃是一场希望落了 空,成为“单相思”的爱情悲剧,就从诗句的涵义看,统治阶级既 不会用它来做为举行婚礼时所奏的乐章,即使奏了出来恐怕也 “洋洋”不了。至于诗味的索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我看到的论文 中不止一位都把此诗讲成爱情悲剧(尽管他们未提及有无错 简),似乎都在翻几千年前的案,而且有不管历史背景、为翻案而 翻案的倾向。所以我也就不再一一驳难了。
        古人写诗,不仅写实,也写理想、抱负,甚至幻想,有人抒情 时还发发牢骚。但从《诗经》的某些作者开始,直到杜甫、韩愈, 都懂得一个道理,即在诗中写心理活动中时是要注意主人公所 处的环境的。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那种悲天悯人“安 得广厦”“大庇天下寒士”的思想是在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展开的, 而当他出门去追寻“屋上三重茅”时,他是来不及想这些心思的。 韩愈的《山石》在结尾处发了几句牢骚,那也是他第二天离开庙 宇踏上归途时一路上的感慨,而在此诗一开始的地方,诗人只愁 山路难行,只想着赶快到寺投宿,也无暇考虑个人的忧患得失。 这也正同《关雎》的作者一样,只有他在“展转反侧”之际才想到 有朝一日爱情获得成功,婚礼能够举行,他一定要“琴瑟友之”、 “钟鼓乐之”,这才符合写诗的逻辑层次,如果颠倒过来,恐怕就 很难从意义上自圆其说了。
        至于说句型不一致,这在《诗三百篇》里是可以找到很多例 证的,即《国风》亦不例外。就拿紧接着《关雎》以后的几篇诗来 说吧,《葛覃》、《卷耳》、《击鼓》等等,几乎都不完全回环往复,使 句型一致,而是多少有些参差。《诗三百篇》是经过周王朝以及 各诸侯国的统治阶级加过工才配上音乐的,虽以句型整齐为基 准,但偶有出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还有一种新解释,认为“左右流之”的“流”即流水之流,并说 把“流”讲成“求”、“采”的同义词是错的,是缺乏根据的,我以为, 这是对三家诗没有仔细研究的缘故。我曾写过一篇小文,考订 以“流”训“求”、“采”为刘向所宗的鲁诗说,并用《吕氏春秋》高诱 注(有好几处)证成其义,可惜它在十年浩劫中丢失,只有以后重 新搜集资料,写成文字,再与持不同讲法的同志争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