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汉诗,很容易使人想到那必是五言诗。这倒并非我同 意如某些人所说,四言诗在汉代已经死去,而在魏晋之世又死灰 复燃。实际上四言诗并未绝迹。不过我钩稽这方面的问题,将 会扯到别处去,这里不想多说。至于七言诗,更麻烦了,《柏梁 台》诗的真伪问题到现在还不曾落案,总之也是一言难尽的。所 以只想随便说说汉代的五言诗。
        五言诗也并不简单。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不妨给它分一下 类。第一类自然是乐府诗,我的意思是指能唱的诗歌,如《江南 可采莲》、《相逢狭路间》、《陇西行》、《艳歌行》、《陌上桑》之类(当 然有些并非单纯的五言如西汉《铙歌》及《东门行》、《孤儿行》 等)。第二类是“古诗”。为了避免有语病,有人已改称“徒诗”, 即基本上不能被诸管弦的诗。第三类是一些题了作者姓名,风 格体裁都近于乐府或古诗,有的显然能唱,而另一部分却又不一 定能唱的作品。网罗第一类诗的尺度可能稍宽一点,时代也不 妨延长,甚至到把建安、黄初的魏诗也可以包括进去,像《孔雀东 南飞》,也不妨拉进来。下面就按照这种大体上的类别分头说一 下。
        先说乐府诗。这些近于风谣的肫挚之作,无疑来自民间。 或问:它们比“徒诗”的时间早或晚呢?我看总要早一点。因为 最早的乐府诗并不完全是五言,二四六七言都有,大抵只求其能 唱,形式的划一当是较后的事。乐府诗怎么个好法,今人也仍在 聚讼纷纭。诗这个东西太难办。一个写新诗的朋友说:“诗是呓 语,亦非呓语。”如说不是呓语,它实在太不科学了;是呓语吧,又 有它自己的逻辑。何况,既名为诗,总得使人能懂,能欣赏体会; 于是深了不是。然而诗又确有它的特点和价值,首先是文字修 辞的精炼,这是起码的特点和价值。从《诗经》起,诗就不纯粹是 人们口里的白话。它得有所谓文字上的经济与含蓄。同时,它 和音乐也不能分家。虽说诗到后来终于脱离音乐而独立,但它 毕竟受了音乐的孕育和制约,缺少不得音乐的因素如节拍和声 律这一些东西,有人说,今天的新诗,是可以毫不倚傍音乐的诗。 我说不见得。如果完全不讲我们中国固有的音乐节拍和文字声 律,想把它建设在我们国家具有几千年传统的特殊文字(单音缀 的,一字读一音,一音表一义的)上,就很难生根着脚。而音乐本 身的特质乃是诉诸听觉和感受的,它与语言文字诉诸理解和思 维的不同,相对来说,就或多或少带有朦胧晦涩的特点(却不一 定是神秘不可知的或毫无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规律的),因此诗 之为诗(我说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也就或多或少具有那么一点晦 涩和朦胧。再有,中国的伦理观念发达得太早,一切艺术都建筑 在有宗教性——或说伦理性,却绝对不是宗教——的道德轮廓 中,那么,像“温柔敦厚诗教也”一类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 试想,文字上的经济与含蓄,音乐上的晦涩与朦胧,再加上富有 伦理观念的思想,于是乎浅了也不是。古人说:“丝不如竹,竹不 如肉,以其渐近自然也。”这样说,“天籁”应当是最好的作品了。 然而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诗歌是灵魂的表征,它不能太质实、太 单纯、太朴素,甚至嫌它太俚俗了也还是有理由的。然则人工也 该占几成重要性。因此我认为,乐府诗的长处大约也就在这儿 了。它就是不深也不浅,不即也不离,亦庄亦谐,亦文(人工的 美)亦质(天然的美)的那么一种诗。要想证明文字是语言的菁 英,艺术是情感的升华,表现得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前所未有 的),窃以为莫过于汉代的乐府诗。它够结实、泼辣、沉着,然而 又够轻松、自然、灵活。姑以家喻户晓的《陌上桑》为例吧,其主 题思想不可谓不严肃,但我们读了它,更多的感受却是认为它 “好玩”(附注:八十年代的术语叫“趣味性”或“郑重冷静的幽 默”)。这个特色我认为主要得在乐府诗里才能找到。这一传统 一直发展到南北朝时代的《西洲曲》和《木兰诗》。晋朝诗人可以 说足够车载斗量,从三张二陆两潘一左直到王右军,都没有这副 本领。陶渊明的诗颇有“好玩”的,但多数作品都太老于世故,已 是由绚烂之极复归乎平淡以后的天真了。南朝诗十九是在雕虫 篆刻,颜色浓艳得近于妖冶,更谈不到“好玩”。只有在唐诗里才 真正出现了这个特色,然而那还得说是乐府诗的功劳。第二个 印象是从它那格局中见出作品的巧思,虽然作者是无名的。第 三步才体会到有许多描写入神,渲染入微,勾勒得眉目清朗,安 排得妥帖匀称的地方。至于“诗眼”、“炼句”、“作法”(当然乐府 诗也有它的作法)等等,那已是唐宋以后声色大开的事,这里干 脆不必辞费了。
        另外,我还要给乐府诗再加上几句好听的评语。据说,中国 诗里最缺乏一种伟大诗体,那就是“史诗”。像《大雅》里所谓的 “史诗”是不能同《伊里亚特》之类相提并论的。于是就有人说中 国诗不及格;外国人常这么说,连中国人也跟着大声疾呼起来 了。我想,说这话的人,至少对中国诗并没有认真进行深入的探 讨。因为我们虽无“史诗”,却有乐府诗,这是汉代一种带有“历 史性”的叙事诗,其叙事的本领应该是惊人的。固然,乐府诗不 及荷马作品那么长,然而却比荷马的作品更具有“人情味”。(附 注,这个词可能有点犯忌讳,不妨改为“合情人理”吧。)何况诗之 好坏以及有无特点原不在诗篇的长短。这儿我愿再把刚才说过 的话搬过来,干脆说,中国的诗本就是日用伦常的,平淡无奇的, 基本上属于儒家思想范畴的(沿用鲁迅先生的修辞法,即“儒家 底的”)。要知道先秦时期(包括孔子)头脑并不冬烘,诗可以“兴 观群怨”的话是孔子说的,而且相传孔门弟子已经把《诗三百篇》 当必修课本了(后世乃美其名曰“经典”)。这种尊“诗”,绝对不 是什么囫囵吞枣似的卫道,而是最近乎人情的。他们就是用 “人”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以“神”的或宗教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 “诗”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并不是写不出史诗,而是他们的文明 太早熟了,根本就不大理会神话。而希腊史诗,却十九是神话。 可见中西的诗源从远古以来就不是同一途辙。它们是各有千秋 的。是以中国“史诗”之有无,简直可以不必争辩了——而那最 宜于叙事体裁的乐府诗,尤其是汉代乐府诗,却是更可信的“史 料诗”。它包括了民俗、传说、民间故事、戏曲素材、小说原料以 及哲学、经济、教育……一大堆,其可信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胜过 天上的上帝和地狱的魔鬼。撇开这些,单就欣赏来讲,现在我们 读西洋史诗,就是西洋人也得承认那是相当吃力的古典作品;而 我们读乐府诗,只要对我国古典文学还没有陌生到数典忘祖的 程度,那么一上口就会感到永远有一种魅力,“千载如新”,“呼之 欲出”。《陌上桑》、《孔雀东南飞》以及《木兰诗》等等,难度就是 比读荷马史诗或希腊悲剧小得多。这一点,姑且算作它的第二 点长处吧。
        其次说古诗——“徒诗”。代表作还是举《古诗十九首》吧。 这类诗恐怕比乐府诗要多一点人工的苦心了。诗中的想象不复 是儿戏似的逸趣横生,而是澄澈的人生的观照。里面的描写不 复是“渐近自然”的天真活泼,而是坦率的心灵的倾诉。换言之, 它不再富有那么多的趣味性和幽默感,却把“载道”的成分加强 了。“载道”的意义,一般人都以为即“讲道理”,而以抒情成分浓 厚的为“言志”,我说不然。“志”即是“道”(其实这也是老生常谈 了)。“情”与“理”应该是广义的道(而不是儒家的“道”)的两面, 载道与言志的分别主要关键乃在于有意无意。也就是说,“载 道”乃有意的“载”,“言志”则是无意的“言”。乐府固亦不乏讽谕 之辞,但它基本上不是有意的,充其量也无非是“想到就说”,“不 平则鸣”。《十九首》之类则不然。它们的作者确乎是显著地为 了一个什么缘故才写作的。这个新动向开了后人以说理入诗的 法门。建安七子和三曹,黄初以后的嵇、阮,西晋的左思、刘琨, 抒的是“情”,实际上说的是“理”。到东晋以后竟产生了流弊,出 现了“平典似道德论”的东西,后人于是把富于哲理趣味的诗篇 正面称之为“理趣”,而把枯燥说教的作品贬之为“理障”。不过 到了陶渊明手中,他居然写出了《归园田居》、《饮酒》、《读山海 经》这一类以理人情的好诗,也得算是一个进步。另外,“深”、 “厚”、“周密”、“完整”,种种人为的工力在汉代“徒诗”中也比乐 府诗加多了,虽然看上去有些作品比乐府诗还显得素朴。再有, 它的应用范围也较乐府诗更为宽广,不仅是唱的岔曲,讲的评 书,好玩动听的故事;而是读书人(从寒士清流到官僚贵族,总之 是知识阶级)用来抒情、泄愤、发议论、讲道理的工具了,更其日 用伦常化了。
        第三类其实是多余划分的。它们有的性质极接近乐府,有 的却又属于“古诗之流”。特点是:从作品看,是介乎第一二类之 间的产物,只是被后人题上了作者姓名。如苏李诗,如班婕妤之 于《怨歌行》,卓文君之于《白头吟》,蔡邕之于《饮马长城窟》,以 及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等。这些诗,为什么硬 给它们题上名字?它们之所以异于前二类的地方究竟何在?请 原谅,我只能做一点抽象的说明。我以为,它们比前二者毕竟多 了一点东西——人为的颜色。这正如美人的脂粉,所以用红的 脂白的粉,原是为了模仿皮肤和血液的本色。但皮肤的白皙,血 液的红润,无论如何也不同于后来敷上涂上去的脂粉。后来人 从这些诗里,往往敏感地发觉了有些诗篇人为的色彩多一点,或 者色泽有某种不同,欲求把这种诗给立下一个范围,遂为它们起 了一些不同作者的名字。我看,连《古诗十九首》中所谓枚乘、傅 毅之作,似乎也不妨用这个来解释。我相信,古人这种办法绝对 不是盲目胡来或信手添上的。而我们所以被那些姓名弄得莫名 其妙,一则我们距离那些诗比古人更远,二则古代文献亡佚残缺 得太多,以至于使我们毫无依据。可是,对这种微细色泽的差 别,到今天也并非毫无察觉能力,只要你肯下功夫,成为一个真 正当行出色者。这也许就是我要另分一类的缘故了。
        但前两类诗也并非没有颜色。不过它们的颜色是透明的, 或纯白的,总之太单调、太纯一了,是“本质”、“本色”。而第三类 的诗,乃更有一点较多的颜色。比如苏李诗之于《十九首》,《怨 歌行》之于《上山采蘼芜》,便宛如白色的质地上加了一点嫩黄或 天蓝色,尽管依然纯净而淡雅,却毕竟多了一点什么。而建安 诗,则又在天蓝或鹅黄上加了点别的颜色,使之更动人、更悦目 一点。自两晋而六朝,除了陶渊明如秋菊的芳姿,其他作家的诗 总是涂饰了些什么的,不过有的浓妆艳抹,有的薄施脂粉罢了, 六朝而唐,五光十色,乃无美不备;宋代以后,作诗的人太讲求形 式了,颜色的安排渐成图案画,就连新兴的长短句也不例外。自 元而清,颜色逐渐俗气了,有的褪得暗淡了,有的又故意藻绘得 畸形怪状,总之虽然不无美的颜色,却终于不免斑驳破碎……
        我只能如此笼统地说明汉诗的大概,不,毋宁说最早的五言 诗的大概。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的,它是“诗之祖”、“诗之源”、 “诗之原料”。固然,在它上面还有《诗》与《骚》,但那好比是矿 山,而五言诗则是已经开采出来的东西,虽然它还有待于雕琢。 然而这毕竟是宇宙间一大秘密,到汉代才开始被人发现。“巧夺 天工”固然很难,而“渐近自然”却尤为不易。于今日谈诗,所以 不能忘情于汉诗者,正为此耳。
        附记:
        这是我在一九四八年一至三月间的一篇习作,经过数十年 沧桑,居然又找到了原稿。我略加改订与批注,拿来发表,敬请 读者指正。从这里或者看出我在青年时期对文学史、对汉代五 言诗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