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起义,这是中国人民一次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原名“红拳会”、“义和拳”,是山东、河南一带农民长期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一个秘密结社,又是江湖游民和贫苦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的互助团体。它是白莲教别派八卦教的一个小支派。乾隆中叶,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组织了义和拳武场。后来被清朝统治者视为“邪教”,严加禁止。但是,义和拳的反封建斗争并未因此停止。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从反清秘密结社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反帝斗争组织。
        1899年夏,继任山东巡抚毓贤出示将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同年10月后,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称它为义和团。随着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义和团的群众基础也迅速扩大。
        义和团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在法国传教士的指使下,与村民争玉皇庙基,并于1897年春在旧庙基上重建教堂,结果激起众怒。村民阎书勤等人率众驱逐该村教民,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他们还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1897年4月,赵三多率领拳众在梨园屯亮拳设厂。传教士要挟清政府切实镇压拳民。山东巡抚张汝梅愤恨教士持强相压,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1898年11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旗帜,率众直攻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沿途发展到千余人。随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等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
        此后不久,义和团很快又在茌平、平原、禹城一带活跃起来。仅茌平一县,“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茌平拳民首领朱红灯、禹城拳民首领心诚和尚,在斗争中相互声援,使禹城、茌平、平原等地的义和拳联成一气。1899年秋,平原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荒年存粮不借,并借故欺压拳民首领李长水,因而发生冲突。李金镑到平原县诬告群众“闹教”,知县蒋楷派差役到杠子李庄逮捕群众数人。李长水邀朱红灯相助。10月,朱红灯将蒋楷的马队击退,乘势攻打恩县的教堂,继而率队到达距离平原县城18里的森罗殿。蒋楷向毓贤告急。
        毓贤于1899年3月升任山东巡抚,曾先后8次下令禁止义和团。但他充任山东地方官20多年,深知省内“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的真情。毓贤接到蒋楷的禀报后,立即派袁世敦等率兵来到平原,令其“出示开导,务期解散”。然而,袁世敦违令于18日晨追至森罗殿附近,开枪击杀群众多人。朱红灯指挥拳民冲出重围,转回茌平。他与心诚和尚等团民首领议定了大闹茌平、影响邻县的行动计划。当地官员多次禀报毓贤。
        毓贤在处理平原事件的奏报中,建议清政府将镇压团民的蒋楷和袁世敦撤职,对义和团“善为安抚”,以“收为干城之用”。
        因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所以他后来被帝国主义指为纵容义和团的罪魁祸首。美、法等国驻华公使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毓贤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899年11月派兵前往鲁西北保护教堂,逮捕了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2月,清政府屈从帝国主义的意旨,撤换毓贤,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袁世凯本意是到任后即严厉镇压义和团。但就在袁的任命颁布不久,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祝,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的想法,不希望袁世凯改变前任政策。因此,当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到达山东后,清政府便接二连三地严颁谕旨,令他推行“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的方针。
        1900年1月,清政府发布一道上谕:它要地方官吏今后“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这道上谕,无异承认义和团是“自卫身家”、“互保间里”的合法团体。袁世凯刚到山东不久,脚跟还未站稳,又受到朝内一些主抚官员的弹劾,不敢违旨。但当他在1900年春初步稳住阵脚后,便不再顾及清廷的严令,吁请镇压团民。当时有人建议清政府把义和团改成团练。袁世凯坚决反对,极力向清政府强调义和团“止有拳会之名,本无乡团之目”,主张“严禁预防,未可权宜迁就”。与此同时,袁世凯派兵围剿团民。各路团民死伤惨重,首领王立宫等人先后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人的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斗争。
        正当山东义和团被袁世凯镇压的时候,直隶的义和团又掀起新的斗争。
        直隶是清朝封建统治的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强大的地区之一。天主教和耶酥教遍布全省城镇,共有大小教堂两千余所。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不断反抗教会欺压,参加的群众非常广泛。赵三多、阎书勤在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1898年冬,大名府枣强县就组织起义和团竖起“助清灭洋”旗帜,捣毁了县城北面的教堂。1899年河间府景县也出现了义和团,并攻打直隶南部朱家河天主教。1900年春天,山东少数团民转移到直隶南部,当地人民纷纷邀请他们前往设坛授拳。数旬之间遍地皆是。
        直隶总督裕禄派统领梅东益率部前往镇压,并要求袁世凯派兵会剿。在裕禄和袁世凯的联合镇压下,这些地区义和团的实力大损。
        1900年春天,义和团逐渐向直隶西南各州县发展。义和团还冲破种种障碍,向保定地区推进。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涿州一带,进入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进入天津;从而在京、津、保一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
        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在东单附近的于谦祠堂,出现了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从附近州县来到北京城的零星团民不断增加,北京居民参加义和团也日渐踊跃。
        这时朝庭内部对义和团的态度分为两种:一种主张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另一种是主张镇压义和团。这时的慈禧,即没有信心镇压义和团,又不敢利用义和团抵御外国,于是,决定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阻止列强的武装侵略。于是,1900年6月5日,慈禧派人前往涿州等地劝说义和团解散,并严令清军“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6日,她又加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颁布上谕,宣布对拳民教民“一视同仁”。然而,刚毅想利用义和团,到涿州后不仅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而且强令清军停止镇压,还撤走了正在与义和团作战的部分清军。慈禧策略上的转变和刚毅禁止镇压义和团的举动,使地方官员不得不相继停止军事行动,聚集在京郊各地的义和团趁势进入北京。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更加明朗,团民便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北京城内的广大手工业者、贫民及部分清军积极参加义和团。到6月下旬,全城坛口已有1000左右,人数逾10万。
        义和团的武装斗争,阻碍了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的侵略进程,他们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1902年。
        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本来列强已经把中国看做是任意宰割的对象。但是义和团运动却使他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认识到直接瓜分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了挽救作用,而且它又成为此后中国人民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完全胜利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