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议论诗，是又别一格，以苍老胜，他人无此胆。(朱彝尊《批韩诗》)

【诗例】

调张籍

韩愈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

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

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

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

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

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

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

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

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

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

腾身跨汗漫，不着织女襄。

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

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颉颃。

【解析】

我们知道，韩愈诗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文为诗。所谓以文为诗，一方面是指诗歌形式上的散化，另一方面则是把议论这种散文的表现手法大量溶入诗中，造成诗的议论化。至于诗中的议论应如何评品，清代学者朱彝尊以 《调张籍》为例，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议论有胆”。

所谓“有胆”，首先就要敢于标新，敢于提出与传统流俗不同的见解，敢于对抗潮流。李、杜之后，不断有人对李、杜的文学地位做出品评，并企图在两人之间作出褒贬掂量。中唐的一些大家如白居易、元稹等出于新乐府运动的需要和儒家诗教，往往抑李扬杜，以至形成一种时尚。如白居易在论及李、杜时说： “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白氏长庆集·与元微之》)元稹则走得更远，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李白虽以 “奇文取称”，但比起杜来，“尚不能历其藩篱，况堂奥乎”(《杜工部墓志铭》)。韩愈《调张籍》正是针对当时社会抑李扬杜的时尚而发议论，主张李、杜并重，称赞李、杜之文如日月临空、光芒万丈，无论是抑李还是抑杜，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蚍蜉撼树”、枉费心机。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同时，作者还针对当时社会抑李的倾向，更多地肯定了李白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和夸张、想象、神游等表现手法，公开表示自己要以此为师，创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新的诗歌风格来。诗中所云的愿身生两翅、捕逐八荒、腾身汗漫、交通精诚、百怪入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虽未专指李白，但明眼人一见可知，上述的景象是偏重于李白浪漫主义的诗风和瑰丽言辞的。所以程学恂说：“此诗李、杜并重，然其意旨，却着李一边多，细玩当自知之。”(《韩诗臆说》)这种表白和议论，是对时尚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的挑战，没有胆识是不敢为之的。更值得称道的是，韩愈不光这么说，在其创作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针对当时“平易浅白”的元、白体，创造出一种以反传统为其特征的至险至怪诗风。这种诗风与传统的平和中正适度美相反，表现的是一种异常狠重、动态感异常强烈的力度美。与传统的对称美、和谐美相反，他努力追求一种散体之美和折拗之美。在表现手法上，他把古典诗歌中的以美衬美或美丑对比改造为化丑为美或以丑为美;在内在精神上，他以至险至怪的荒诞美代替了传统的自然之美和神游之乐。韩愈对这种反传统的创作实践是颇为自负的。在《调张籍》中，他告诫老友：“顾语地上友：经营无太忙。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颉颃。”可以说他已从议论有胆发展到了实践有胆了。

其次，议论有胆不仅是敢于反流俗、敢于发表不同见解，而且还要持论公允、识有见地，才能服人。不能见案就翻、一味标新，像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位“大哥”那样，只要与定论唱反调，他就赞叹“翻天妙手，与众不同”。这首《调张籍》中的议论就很公允、精到。首先，他选择张籍作为“调”的对象就很有见地。“调”是调侃、嘲谑之意，张籍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驱，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者，是元、白的同道，但同时他又是韩愈的诗友和宗亲，他的哥哥张彻是韩愈的学生和侄女婿。所以，选择张籍作为调侃对象，既能批判抑李的时弊，也易为对方接受，因为调侃的本身就意味着双方的亲密无间。当然，选择张籍作为“调”的对象还有更深层的用心，就像希望张籍并重李、杜尤其是追蹑李白精怪入肠的浪漫诗风，这在此诗结尾四句明确地表露了出来。所以程学恂说：“ ‘调’字意于末四句见之。”(《韩诗臆说》)钱仲联亦认为：“籍虽隶韩门，然其乐府诗体近元白而不近韩，故白亟称之，元白持论当为籍所可，故昌黎为此诗以启发之欤?”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 这就是要“调张籍”的目的所在，可见议论不是凭空而发，是极有深意的。另外，诗中对李、杜并重及对李白诗风的评价，上面已作分析，都是极为公允和切中肯綮的，这样才能服人，才能真正称得上议论有胆。

诗如其人。要想在诗中做到议论有胆、持论公允，必须首先做到人品端方、处世刚正。韩愈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他公开对抗当时社会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犯流俗、冒笑侮，抗颜为人师”，并写下《师说》，宣传老师的作用和从师的重要性，批驳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种种诡词。他针对传统的避讳而写《讳辨》，鼓励被舆论压得抬不起头来的李贺冲破时忌，大胆地参加科举考试。特别是不顾宪宗的迷信和京师男女的痴狂谏迎佛骨，结果“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为除时弊受尽摧残而始终不悔，所以苏轼称赞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六朝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冠”。正是由于他人品上能“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冠”，文学上才能“文起八代之衰”，也才能做到诗中议论有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