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文家一方面重教化，另一方面亦甚重文辞。韩愈《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体不备不可以为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他不但好古文辞，亦好其道。他以为要表现道，又要讲究文辞。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他学古人，一方面学道，一方面亦学其为文之法。为文要讲抑、扬、疏(条理清也)、亷(话语简之谓)、激发、固存。如是，重文辞是为了“羽翼乎道”。

周敦颐亦说文辞也要紧，要讲“美”，讲“爱”。

朱子说道是自然流出，文便是道。他注周子《通书》说，有时心里很明白，但说出来却说不清，这不对。故辞达是很重要的。辞达是为了传于远。不一定要文，只要辞达。这就是走极端了。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至于要辞达。这是朱子的意见，以为文字不用注意，而只要辞达。

但是，即便是极端道学家如朱子，亦不能完全不理文，亦要文辞达意，要自然。文与道完全合一是不可能的。他顶多不讲究文字之装饰性、做作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