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诗史研究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浅论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

陈友冰

安徽社科院文学所

 

1934年2月, 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出版无论对苏先生本人还是学术界都是件大事:从她本人来说, 随着《唐诗概论》以及《辽金文学史》、《李商隐无题诗事足亦考》、《屈赋新探》的相继出版, 她完成了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由文坛才女向学界泰斗的人生角色的转换;从学术界来说, 《唐诗概论》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本唐诗学专著, 也是我国第一本断代诗歌史。从1932年到1947年这十五年间, 此书不断重印并再版了三次, 并被列为“国学丛书”和“新中学生丛书”, 获得了从文学史专家到中学生的广大读者面。如果联系到这十五年间内忧外患、战乱频仍, 人们居无定所, 这种影响的意义更非同一般。但遗憾的是, 1949年以后, 这本唐诗史在大陆却很少有人知晓, 直到1992年, 才由上海书店据商务版翻印, 方重见天日。今天我们来重新认识这部论著, 不仅是要还给《唐诗概论》在唐诗学及文学研究史中应有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汲取其学术思想, 学习其研究手段, 更好地推动唐诗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开展。

 

学术观念上的现代眼光

本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其起步阶段自觉或不自觉走的仍是“载道”、“宗经”、“征圣”的老路。“五四”前后, 胡适、钱玄同、陈独秀等倡导“平民文学”和“白话文学”, 在拓宽视野、恢复文学史本来面目等方面功不可没, 但这种单一社会学的界定却导致文学上的“唯成份论”, 按作家出身和作品是否反映民生疾苦以定高下的风气日长, 而与文学自身的规律日渐疏离。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在充分肯定胡适先生“一切文学皆起源于民间这一论断十分精当”的同时, 则别承王静庵先生之研究观, 用西方文艺学来审读中国古典作品。如果说王国维是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走向近代化的第一人, 那么, 苏雪林则是继其踵武, 更全面也更自觉地用现代文艺理论来研究中国诗歌史的先行者。在《唐诗概论》中, 她运用诸如文学与生活、继承与创新、风格与作家性格、流派与时代潮流等现代文艺观来分析唐代诗人和诗作, 探寻唐诗的承绪和流变, 从而得出训诂考据或单一社会学研究无法得出的结论。今天看来, 这些结论有的虽不无可商榷之处, 但仍闪烁着智者的光辉, 至少在学术观念上能给我们以新的启迪。例如, 李白诗作的倾向和浪漫风格的形成, 一些研究者虽注意到了它与道教和醉酒的关系, 但由于是从单一的社会学观念加以剖析, 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饮酒和求仙是他反抗现实政治的一种独特方式, 是他不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傲岸性格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这种单一社会学的推导, 便导致了一个形象高大、充满入世精神的李白。我们当然希望李白成为这种偶像, 但是, 这个结论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满社会现实并采取反抗行为, 几乎每一位真正的古典作家都是如此, 为什么欧阳修、王安石乃至李白同时代的高适、杜甫没有坠入仙乡和醉乡, 也没有表现出李白式的颓放和浪漫?苏雪林先生把社会学的考察与情绪心理学、文艺心理学的分析结合起来, 从人的智力差异和不同的情绪心理, 以及个人经历与文学风格间的关系入手, 对李白的纵酒和求仙进行综合分析, 为为这种现象的出现, 首先与李白的生活欲望特别强烈和常人所没有的敏感有关:“大凡天才, 生活力往往胜寻常人十倍。生活力既强, 求生的志愿也愈强, 常想超越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去求无限的超越发展, 况且世界的缺陷, 幸福的空虚, 人类生命的短促, 聪明人更容易感到……李白对于生死问题常有‘游川与流光, 飘忽不相待’等感想, 所以热心求仙。谁知费了无限的精力, 金丹未成, 白发却已种种。于是他觉悟了, 灰心了, 只想法另外去寻他的生活。”①

 

作者列 举了《对酒行》、《拟古十二首》和《春日醉起言志》等诗为例加以证析。至于李白逃于酒中的原因, 苏先生认为“是对成仙的失望”, 再加上“功名屡屡失望, 愈加灰心, 甚至反动起来。讲究现世的享受, 否认道德的存在, 在了一个极端颓废的诗人了”。②比其早一年出版的冯沅君夫妇的《中国诗史》中对李白的评价, 其结论与苏著几乎相同, 但分析其成因时只强调其社会遭遇, 认为“落泊的身世, 迫他走上了颓废的道路”。③相比之下, 苏雪林先生的分析似乎更深入内心, 更个性化一些。

 

《唐诗概念》中, 以现代观念来审视作家作品、梳理源流, 从而得出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结论, 并不止于对李白的分析, 书中对唐诗分期标准的界定, 复古思潮萌生的时间, 高适、岑参诗品的高下, 大历之后众多诗派崛起的原因等等, 作者都一变传统的原道、宗经之说, 以新的观念、新的目光重新加以审视而得出新的结论, 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作者论析民族交融与唐诗勃兴的的关系, 就是极为精彩的一笔。作者认为民族混血能为古老的汉民族带来青春, 而青春活力又会使文学呈现蓬勃的朝气, 作者认为这就是“盛唐气象”形成的原因, 也是唐诗廊庑特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民族自汉以后既渐呈衰老之态, 晋以后与异族血液混合, 酝酿数百年, 至唐而恢复青春, 所以民族活力强盛, 其文学也新鲜热烈, 充满蓬勃的朝气与泼辣的精神, 与六朝以来恹恹无气的女性文学不可同日而语。”④

 

我们知道, 在八十年代初, 余冠英、王水照选编的《唐诗选》, 在刚刚复苏的读书界曾产生较大的影响, 尤其是“前言”中对唐诗兴盛原因的分析, 当时被誉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⑤余、王二氏所分析的原因中, 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唐代的民族和睦政策, 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从而给唐诗注入了新鲜血液。

 

研究方法上现代手段的运用

与学术思想上的“载道”、“征圣”、“宗经”相一致, 本世纪初的文学史家们所采取的研究手段基本上还属于文章学、考据学的范畴, 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仍是当时古代文学研究圭臬, 研究者们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爬梳佚文、考辨真伪、版本校勘上。近代第一本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中, 就纳入了大量的文字学、训诂学、经学乃至书法方面的内容, 提出“大胆的假设, 小心地求证”, 在研究方法上发出变革的首倡。五十年代后, 胡适的这十字要决在大陆几乎成了阿Q头上的癞疮疤, 似乎人人都可嘲弄一番, 其实如放在文学史学这个历史、学术的范畴来考察, 其积极作用却不可低估, 它对改变研究者的传统视野, 规范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都有极大的帮助。从学术渊薮来看, 它实际上是揉合了清代乾嘉学派重证据的求实态度和西方形式逻辑分析、归纳、推理的方法, 从而简括为“证据+推理”这种基于事实又生飞跃的认知方式, 因而对当时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出现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明证。但是, 无论是实证说也好, 古史辨派也好, 都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只重死的资料而忽视文学所特有的人文内涵。古代作家微妙的内心世界和瞬间的情感变化, 文学作品千变万化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多种因素, 用单纯的实证来解析, 往往就会左右支绌, 甚至无能为力。苏雪林先生的《唐诗概论》在研究手段上, 既吸收了实证主义重证据、重推论的合理成份, 又规避了其只重外在史料而忽视人的内心情感之弊, 把社会学、人类学、情绪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民俗学、乃至比较文学等多种研究手段结合起来, 从而继胡适以后, 成为文学史研究手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 苏先生在研究中注意到作家个人与社会群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把作家首先作为一个带有社会性的人来研究, 这在《唐诗概论》“大历间的诗人”和“功利派首倡者白居易”这四章 (第十二章至十五章) , 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唐诗史的人都知道, 大历诗风是盛唐到中唐的一个过渡, 大历之后出现诸多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诗歌流派, 而且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什么在盛唐的尚武和雄放之后, 会出现大历诗人的简和冲淡?学人们多从安史之乱这个单一社会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安史之乱打破了盛世美梦, 也瓦解了士大夫的功名意识, 使他们由进取走向归隐, 由入世变为出世, 从而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和冲和。但同是中唐, 又几乎是同样的背景下, 为什么又会出现韩愈至险至怪的诗风和倡导干预生活、鼓吹积极入世的元白诗派呢?如从上述单一社会学角度来解释, 就会不得要领, 甚至前后支绌, 《唐诗概论》对此作出另一种解释:“大约诗到李、杜, 已做到了圆熟的境界。过圆则流于庸, 过熟则流于滑。大历诸子之不能出色, 虽为天才所限, 也可说所生时代之不做美。到了韩愈, 叫他安于庸熟当然不肯;叫他腾挪变化超过李、杜也难办到。于是想出另取途径的办法, 把自己造成奇险一派。别人的作品好象康庄大道, 他的却是人迹所未到的峭壁悬崖……他能在李、杜之后独树一帜, 成为大家者, 全靠这点冒险争胜的志气。”⑦至于积极干预生活的元、白诗派的形成, 作者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的神经长久平静, 乍受外界的大刺激, 便引起非常的兴奋, 甚至陷于错乱的状态。当刺激不断袭来, 神经禁受不起, 就暂时变成麻木, 籍以自卫。这样经过多时以后, 神经的能力稍稍恢复, 再遇着刺激, 便又会引起反映。但第二度反映来势每比第一度和缓, 而且能养成深沉周密的内省功夫, 练就对付艰难的能力, 所谓‘人生的经验’就是这样来的。”⑧

 

作者认为, 安史之乱“第一次大刺激”产生了杜甫“惊呼热中肠”的写实文学, 安史之乱后五、六十年的持续不安定“第二次大刺激”则产生了元、白“痛定思痛”的功利文学。且不说这种论析方式生动形象,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研究方法上, 也更加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 从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 启发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其次, 《唐诗概论》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还全方位地顾及其人其作, 即注意从人类学的角度把作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研究, 既注意其内在秉性, 又注意其外在行为;既注意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 又注意到作家的实际言行。这种分析方法的优势在对李贺、高适、岑参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关于李贺诗歌的风格, 历来说法各别:有人说是“奇诡幽冷”, 有人说是“骚之苗裔”, 有人说是六朝宫体的流变, 有人则把上述几种风格揉合在一起。这些论者都抓住了贺诗的某一方面的特征或特征的几个不同方面, 问题是这几种并不关联的特征是怎样通过李贺的内心呕沥成一个整体、又表现为看似矛盾的不同侧面的。苏雪林先生以人的生活习惯为例, 解释韩、孟、元、白之后出现李贺诗风的必然。她说:就像“一个人甘脆肥酥的东西吃得太腻, 便想吃点清淡的蔬菜;清淡的蔬菜吃得太多, 觉得无味又想开荤。元和诗人韩愈等提倡险怪, 绝对排斥辞藻……元、白一派注重内容, 形式以坦白为主, 未流所至遂到直率显露, 不耐寻味。”⑨李贺则是以“沈博绝丽的形式矫正韩派的枯瘦犷野, 以 ‘艺术为艺术’的主张打破元、白的功利主义, ”从而创造出一种唯美文学。而要创造出唯美文学, 精美沉丽的六朝宫体当然会成为李贺借助的一种形式。但中唐毕竟是个苦吟的时代, 所以李贺在复活宫体时又融入了时代风气, 这就是“深刻”。再加上个人的忧郁心境和多病之躯, 从而形成一种既浓艳又深刻, 既多现实悲叹又多浪漫神思的独特风格, 这是矛盾的李贺, 也是个真实的李贺。这个论断是否切中肯户攵木, 当然可见仁见智, 但从知人论世、顾及全貌这点来看, 这种论析方式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手段, 即使在今天也有重新拾起之必要。

 

对高适、岑参评价也是如此。说到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人物, 历来皆认为高优于岑, 叶燮的《原诗》作如是观, 严羽的《沧浪诗话》更以“高达夫派”以高括岑, 今人从社会学出发更是认为高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军中苦乐不均和守戌士卒的苦难, 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岑参过于夸张边塞将帅的威风, 甚至有拍马屁之嫌。苏雪林先生则从人类学、民俗学角度, 认为开元、天宝年间文学已由女性一变而为男性, 岑参以他热烈豪迈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 更能充分表现男性的壮美。从这个角度来说“岑胜高远甚”。⑩岑高之间, 孰优孰劣, 乃至有无必要分其优劣, 这当然可以再议, 但这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论析方法, 却使人大开眼界。

 

再次, 《唐诗概论》不是采取人们熟悉的那种描述方式:经过了什么, 描写了什么, 表现了什么;或是那种判别式的结论:歌颂了什么, 反映了什么, 批判了什么, 而是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既有对作家深层次的剖析, 其中新见迭出, 又能作出一定理论深度的归纳, 从个别的文学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结论, 并梳理出文学史的脉络、文学流变的痕迹。既注意到这种发展和流变在题材、风格、方法的顺向传承, 还注意到逆向的变异。这种史论结合方式可以说是贯穿了这本唐诗史的始终。例如对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传承关系的探寻, 作者就是既有史的梳理, 又有论的阐释, 而且得出了与传统之见不尽相同之说。大概从王安石起, 就把李商隐的师承归于学杜, 继后的叶梦得、蔡宽夫、贺裳、宋火火冖牛皆持此说, 何焯则又在学杜之外加上五言学庾信, 七言学刘禹锡。苏雪林先生则把沈亻全期、宋之问的精丽作为李商隐诗风的源头, 勾画出一条从沈宋到李商隐再到西昆体这条承传和变异的轨迹。与史的勾勒并行, 她又把欧洲1860年间继浪漫主义后兴起的高蹈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作参照系, 指出其“声调铿镪, 颜色华美, 结构精密, 对偶工切”以及“措词造语”的“暧昧隐约, 曲折深奥”, “实开中国诗歌之新境, 为历来所未有”。○11据此, 她把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断为一个浪漫与写实并立的新时期, 从而确立了一个新的理论见解。对陈子昂与复古思潮的论述, 是史论结合的另一个成功范例。作者认为反对六朝浮靡文风的复古思潮并不起于陈子昂, 而是起于当时的裴子野及“村夫子之流”, 作者梳理了一条从裴子野的《雕虫论》到李锷、杨素、直至陈子昂、张九龄的复古思潮的承传关系。作者在论中则又别开生面, 一方面指出“开元、天宝四十三年中文学完全脱离齐梁古典主义的束缚, 别开如火如荼的浪漫主义局面, 陈子昂、张九龄一班人的劳力是不可埋没的”。○12同时又指出陈子昂的复古与李白的复古不同, 李白是旗子上写的复古, 实际上却是创新, 所以获得了成功。陈子昂一味复古而‘意不加新’, 所以必然失败, 因为“时代的轮子是向前进的, 使他打退转总是劳而无功的”。○13这段史论所表达的文学史观, 不仅使我们耳目一新, 也能引起深深的思考。它对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无疑是个棒喝。

 

中西交汇点上独特的视角

苏雪林先生为什么能超过同侪, 在文学史的编写中具备现代观念, 采用一些今人尚未完全熟练掌握的分析手段?我们追寻一下作者的生活道路和学术主张, 也许能从中找出答案。苏雪林先生早年专门从事创作, 十七岁就写了篇反映童养媳悲惨命运的文言小说, 二十岁起陆续在北京《晨报副刊》等报章上发表诗文, 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四大才女之一。自己能从事文学创作, 并取得极高的成就, 以此背景从事文学研究, 对作家心态当然体会更深, 对作品与社会种种关联及其风格的形成, 个中三昧非门外人所能尽道。所以他的《唐诗概论》更注重对人的本体研究, 更注意作者的心理和性格分析, 更强调人的内心在精神和外在行为、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种种关系。苏雪林先生由创作转向研究的成功并不是个个案, 冯沅君、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人学术上的成就也无不与其从事创作有关。搞学术研究的人同时搞一些创作, 这对掌握艺术规律, 更好地知人论世, 提高学术研究的品味和加大发掘的深度大有帮助, 这是苏雪林现象给我们的一个启迪。

 

其次就是苏先生非常重视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 注重文学的比较研究。她认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 中国文化亦属世界文化一支, 在她的《屈赋新探》中, 曾举证数百条证明域外文化在战国时代已来到中国, 她曾两次去法国留学, 深受西方文化和方法论方面的熏陶。尤其是1950年的第二次去法国留学, 更是专注于东西方文化渊源及相互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在《唐诗概论》中, 她把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比之于1860年法国的高蹈派, 其无题诗又类似于西方的象征派;把唐代文学的成就联系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大世纪”;王维诗歌的鲜明视觉形象与西洋画中的印象主义;李贺诗歌的浓艳风格与西方的唯美主义, 如此等等, 处处可以看到她是在有意识地进行比较, 促进中西方文化的沟通。它给我们的启示是:优秀文学是世界性的, 是人类共有的财富, 如果单从传统的眼光来研究传统的文学, 也许并不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学之美。如果站到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来审视, 也许可以看得更广一些, 更深一些。

 

参考文献

⑥余冠英、王水照《唐诗选》2页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 978年版

 

注释

1○11 ○12 ○13 《唐诗概论》78、79、15、109、126、147、57、19、38、41页

 

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445页, 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3倪其新《读 (唐诗选) 》, 光明日报“文学”第121期

 

4余冠英、王水照《唐诗选》2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此为“海峡两岸苏雪林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发表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