羔裘如濡,洵直且候。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郑风,即郑国的诗歌。郑国的开国君主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桓公(名 友)。公元前八○六年分封于郑 (今陕西华县东)。周幽王时,桓公见 西周将亡,把财产,部族,家属连同商人迁移到东虢和郐之间。郑武公 即位,先后灭郐与东虢,建立郑国,都新郑 (今属河南)。羔,即小 羊。《诗·召南·羔羊》:“羔羊之皮。”毛传:“小曰羔,大曰羊。”羔裘就 是小羊皮做的衣服。郑玄笺云:“羔裘,诸侯之朝服也。”所以,羔裘为当 时官员朝见天子所服。
        《郑风·羔裘》凡三章,每章四句。首章描写道:“羔裘如濡,洵直 且候。”濡,沾湿; 《邶风·匏有苦叶》:“济盈不濡轨。”洵,诚然。实 在,《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直,通顺。候,美 丽。此句谓羔裘色泽光润,如在水中浸过一般,实在顺畅美丽。接下 来,“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即“那个人”,指郑国某官员。 舍,处、居。命,即天子之命。此句谓身居天命志不可夺。朱熹《诗集 传》认为此章“言此羔裘润泽,毛顺而美。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 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那么“彼其之子”究意是怎样一个人? 有人 解释说:“他做人知道听天命,不肯改变气节。”这与朱熹“彼服此者当生 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的解释同样略有泛泛之嫌。 不过,朱熹在作了“盖美其大夫之词”的结论时,紧接着说:“然不知其所 指。”可见,欲读懂全诗,首章颇为重要。
        其实,这一章诗或说整个诗的关键就在“舍命不渝”四个字上。那个 郑国大夫或许是个有功之臣,故被天子赐予羔裘,是为“命服”。《易· 师》有“王三锡命”的记载,就是说,古代帝王以仪物或爵位赐给臣子 时,因赐命次数不同而分出等级。《诗·小雅·采芭》:“服其命服,朱 芾斯皇。”周代官员的品秩有一命至九命之差,官员的衣服因命数不同而 各有定制。那位郑国大夫所衣羔裘很有可能为天子之命服。恩宠甚崇, 故衔恩遇以进欲诚,发出“舍命不渝”的信誓。
        理解了这一层,下面的两章便也就易懂了。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豹饰,以豹皮为饰,即在羔裘上镶有豹皮。 孔,甚也。孔武有力,谓那个郑国大夫身着豹饰羔裘,象豹一样威武有 力。邦,国家; 司直,正直。这一章赞扬那位郑国大夫的刚正之美。如 果说,首章的“舍命不渝”还是以诗作者的口吻代郑国大夫而言的话,那 么“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可谓诗人自抒胸臆,褒扬那位郑国大夫了。
        羔裘宴兮,三英粲兮。宴,鲜盛貌,三英,羔裘之饰物; 粲,颜色 鲜明。“邦之彦兮”的“彦”即俊美之意。《书·太甲上》:“旁求俊彦”。孔安 国传:“美士曰彦。”末章称颂那郑国大夫为国中之美士。全诗以羔裘起 兴,并作为譬喻; 从对羔裘的华美的描写直到对那位郑国大夫的俊美容 貌的赞叹,传达出诗人的审美倾向。
        本诗最为突出的艺术特征是比喻。《礼记·学记》云:“不学博依, 不能安诗。”是说不懂得运用比喻则等于不懂诗。《毛诗序》也将“比”归 为诗“六义”之一,可见比之于诗十分重要。清魏源进一步强调诗歌不可 直言,当一曲折传达胸臆。他在《诗比兴笺序》中说:“词不可以径也, 则有曲而达焉; 情不可以激也,则有譬而喻焉”。读了《郑风·羔裘”》 产生的第一感受就是形象俊美生动。诗人对于歌颂的对象虽然没有直接 描绘,然而一气读完却在欣赏者心目中留下了依依鲜明的影象。其原因 恰在于成功地运用了比喻的手法。
        何谓此?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云:“比者,喻类之言也。”南北朝 时钟嵘《诗品》云:“因物喻志,比也。”到了南宋,朱熹在《诗集传》中 对“比”的解释更为明确:“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人无不希图自己创 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给他的欣赏对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之就往往利用比 喻的手法,把一个事物的特征与另一事物的特征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 使其描写的对象更富于生动感。《郑风·羔裘》的作者出笔不凡。他想 赞美的是一个郑国大夫。可既无其功业的铺叙,又无其形貌的夸饰。诗 人的视线凝聚在描写对象的服饰上,通过对羔裘的再三吟咏,勾勒出一 个神采奕奕、雍容典雅的形象。你看: 那个郑国大夫身穿小羊皮制成的 衣服,其质地柔软,润泽光亮,上面以豹皮为饰,看上去给人以力量的 感觉。这件羔裘实在美丽! 诗人实际上对那位郑国大夫钦羡不已:“彼其 之子,舍命不渝”、“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彼 其之子”对于诗人似乎是个完美无缺之人,因而穿在那人身是的羔裘也 便放出色彩夺目的光芒。于是,作为主体的郑国大夫与其衣着的羔裘之 间在诗人心理上即产生了特定的联系。诗人以羔裘设喻; 再现了那位郑 国大夫俊美而刚直的形象。
        “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 诗歌婉转歌咏, 由于通过比兴手法,其意旨往往不很显露,且易于为人误解。对于“诗 三百篇”,前人旧说常常作为政治道德的教化经去释义,其显著特征便 是所谓“美利”观。通过“美利”,所有的诗篇都可以成为政治道德的图 解。这首《郑风·羔裘》也曾被人认为是“称赞郑国的官员有气节”。险 些与政治道德牵扯到一起。其实,此诗仅仅是诗人对所仰慕之人的赞 颂。诗人抓住“羔裘”这一特定事物,淋漓尽致地表现其柔顺而又不失其 有力,润泽而又不失其粲烂的特征,委婉地抒发着诗人自己的情感。由 于笔触的曲折,诗中的形象亦远亦近,亦虚亦实,似乎很模糊,实则很 清晰。在于读者,可以说获得了充分的美的享受。当然,由于《郑风· 羔裘》的创作年代大约在西周末年,春秋初年,当时,“后也,幽也,政 教尤衰,周室大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王霸之末,上无天子, 下无方伯,善者谁赏? 恶者谁罚?纪纲绝矣。” (郑玄《诗谱序》) 因 此,这首诗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了。作者塑造了一个俊美刚直的郑国大 夫的形象,这是诗人理想中的形象,也是当时人们所企望出现的形象。 这一形象表明了诗人对于当时社会的审美判断,寄寓了诗人的审美理 想。了解了这一点,欣赏者就更能从那位郑国大夫的形象之中获得对于 真、善、美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