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佛教登上中国思想舞台后,儒、佛、道三 派之争便贯穿于中国社会,并逐渐与封建政治发 生了密切关联。魏晋以来的统治者有的崇道,有的 尚佛,南朝梁武帝还曾一度定佛教为“国教”。唐 初,太宗李世民接受隋朝统治者轻儒重佛,甚至迫 害儒生、助佛反儒的教训,注意倡导儒术,延揽人 才。与政治的一统相适应,唐太宗也希望学术思想 统一。基于当时儒经章句繁杂、学出多门的实际, 他召集学者,对儒学经籍的版本、经义进行统一的 工作,撰修了《五经正义》。颜师古、孔颖达为撰修 此书做出了重要贡献。
        颜师古为“复圣”颜回之后,颜之推之孙,父亲 名思鲁,为颜子三十六代嫡孙。孔颖达为冀州衡水 (今属河北)人,为孔子第三十二代世孙,贞观初被 封曲阜县男爵,后晋为子爵。颜师古和孔颖达皆博 闻强记,通于圣学,是当时著名的学者。
        贞观四年,唐太宗认为儒学经籍流传年代久 远,文字颇有讹谬,遂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订五 经。在考订过程中,颜师古对五经中的误谬有所厘 正。完成之后,唐太宗又令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 诸儒重加详议。当时,儒生都传习师说,不免以讹 传讹,又固执己见,对颜师古的厘正加以诘难。于 是,颜师古即引据晋、宋以来的古本,对诘难一一 驳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 (《贞观政要·崇儒学》)。对此,唐太宗大加称赞, 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郎、散骑常侍,并以 他考订过的五经为本颁行天下。
        唐太宗又因经义纷杂不利于科举取士,还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负责,与颜师古等经学名士共 撰五经义疏。书成,初名《五经义赞》,唐太宗下诏 更名为《五经正义》。该书凡一百八十卷,包括《毛 诗正义》四十卷、《尚书正义》二十卷、《周易正义》 十四卷、《礼记正义》七十卷、《春秋左传正义》三十 六卷。《五经正义》系由数儒分治一经,各取前儒一 家注释作底本,采录汉魏六朝先儒旧说编制而成。
        《正义》在解经时,严守遵修经文、“疏不破注” 的原则,原本地根据先儒注文进行解释。虽然《正 义》撰人不同,但编写体例是一致的,经文下先以 “正义曰”标目,概述经文章节主旨,继而随文解 释,阐发义理;再用“注某某”、“注某某至某某”进 行标识,诠释注文。孔颖达负责这项工作,不仅总 揽大纲,而且亲自参与,这与一般官修文史著作由 高官领衔却不负责具体事情不同。孔颖达年轻时 就研习《五经》,为官时和为民时都不离讲授经书。 在参与修定《五经》时,修撰者每遇疑难便向他请 教;他为太子承乾撰写的《孝经义疏》也为学者们 所称道。他主编的《五经正义》更深得唐太宗的赞 许。为准确表述原意,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又 奉诏会同《正义》撰修人员等详加审理原稿。为表 彰孔颖达统一经义的功业,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令 将他的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与开国勋臣们同列。
        《五经正义》也存在不少问题。孔颖达当时年 事已高,总揽其成时可能未及一一披阅,所以《正 义》在内容上有互相矛盾之处;经疏中杂引谶纬之 说亦属不当。《毛诗》《礼记》采用郑玄笺注,但《尚 书》却不用郑说,反用伪孔传,故《正义》虽为一人 之说,却容易此甲彼乙。但是,《五经正义》在经学 史上的地位却相当重要。孔颖达去世后五年,唐高 宗在召集学士重新加以订正的基础上,将《五经正 义》颁于全国,从此,“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 本。”汉代以来经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终于结 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