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然而它并不单纯祭 祀孔子。孔庙首先具有孔氏家庙的性质,除主祭孔 子外,还祭祀孔子的上五代先人、孔子母亲、孔子 夫人以及孔子子孙(如孔氏四十三代中兴祖孔仁 玉等),这时,孔子是作为孔氏始祖出现的。然而, 更具重要意义的,孔庙还是国家礼制的庙宇,特别 是唐初全国各地普设孔庙后,孔庙更是国家推崇 儒学的象征,此时,孔子的身份则是儒学的创始 人。在这种情形下,孔庙主祭孔子以外,尚有附祭 制度。附祭有“配享”和“从祀”两大等级。
        “配享”是陪孔子享受祭祀,配享人物的图像 或牌位与孔子一样位在大成殿内。“配享”者有“四 配”、“十二哲”之分。“四配”是配祀孔子的第一个 等级,人物有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十二哲”是 配祀孔子的第二个等级,“哲”为“圣哲”、“贤哲”之 意,人物有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 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朱熹。“十二哲” 中,朱熹为南宋时人,其余全部是孔子弟子。
        “从祀”者列孔庙大成殿东、西两庑内享受供 奉,可分为“先贤”、“先儒”两个层级。“先贤”是孔 庙配祀的第三个等级,大多是孔子的弟子。汉明帝 刘庄于永平十五年(72)到曲阜祭孔子,并祭孔子 的七十二弟子。以后,曾将孔子弟子像画于庙堂墙 壁,但不作从祀。唐开元八年(720)初定“十哲”配 祀,其余作预祀。之后,又增加了几位孔子同时代 的贤人、孟子的弟子和宋代理学名家,使从祀的 “先贤”达到七十九人。“先儒”是孔庙配祀的第四 个等级。孔庙内以“先儒”配祀始于唐贞观二十二 年(648),以后陆续增补更易,到民国八年(1919), 从祀的“先儒”达到七十七人。“先贤”对称供奉于 两庑北端,“先儒”则对称供奉于两庑南端。曲阜孔 庙两庑从祀人物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 年间改为木制牌位,供奉在神龛之中。现在神龛与 木主都已不存。
        “配享”的“四配”、“十二哲”和“从祀”的历代 “先贤”、“先儒”,我们可笼统称之为“从祀贤、儒”。
        孔庙之中有“贤”、“儒”从祀,系借用旧有礼制 而来。古人每事必祭其创始之人,孔子为儒者先 师,孔庙中祭祀孔子即体现了礼制要求。而祭典之 中既以孔子为主,也应有配,这就像《礼记·祭义》 所载“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一样。
        “配享”之礼古已有之。而从确实的记载看, “配享”和“从祀”在汉朝时确曾实行。如《史记·封 禅书》记汉武帝于元鼎四年亲行郊祭时,因发现后 土无祀,便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汉书·郊祀志》 记,平帝年间,王莽曾建议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 妣配坠,祭时,以汉高帝刘邦、高后吕雉配享。《后 汉书·祭祀志中》则记东汉光武帝立北郊于洛阳 城北,祀地祇,高皇后配,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 食,皆在“坛下”。光武帝祀地祇同时涉及到“配享” 与“从食”,而由祭坛上、下之分,可知“配享”之位 必定要尊于“从食”(从祀)。故后世孔庙“配享”诸 儒位居殿堂,而“从祀”之儒则只能忝列两庑,其渊 源即在于此。
        孔庙从祀之制是东汉以后渐次成形发展起来 的。秦朝以前,孔庙当仅具家庙与祠堂的性质,西 汉初,由于刘邦祀孔、汉武尊孔,孔庙逐步转化成 官庙、汉明帝祀孔子及其弟子,首开弟子从祀于师 先例。当然,这时七十二弟子仅属附祭,但从东汉 末始,颜子配享似成规制。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就 有了包涵“配享”与“从祀”在内的成套的附祭制 度。
        在封建时代,孔庙是官方的祭祀,故除了孔子 故里曲阜有孔庙外,各地州、县学也普设孔子庙, 只是其规模大小有异。孔庙之从祀之制是古代政 治与文化的重要交点,一方面,以皇权为代表的政 治势力利用孔庙祭祀左右意识形态导向,统驭士 人,加强思想控制,另一方面,孔庙从祀制度也体 现了儒家的道统意义。学者们认为“孔子有功于万 世,宜享万世之祀”,而“诸儒有功于孔子”,则“宜 从孔子之祀”(《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五)。从孔子之 祀的后儒对阐释和弘扬孔子之道有功,人们通过 后儒的这种宣扬,才能把握孔子之道,这就是明人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所说:“道非后学所易知 也,要必取证于大儒之说,斯可以合人心之公。”因 此,从本质上讲,人们关心的还是儒家“道统”,祭 祀孔子和后儒仅是一种形式,“孔子以道设教,天 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 卷一三九《钱唐传》)。而“从祀”诸人,其功亦在于 “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 稿》卷一一五)。
        可是,历代儒生对于“道统”一词的理解是不 同的,甚至同处于一个时代的儒生也有分歧,这就 导致了从祀标准的不断变更。南宋朱熹的大弟子 黄幹感叹道:“鸣呼!道之在天下未尝亡世,而统之 相传,苟非其人,则不得而兴。”他们相信“道之正 统,待人而后传”(王懋竑《宋朱子年谱》)。每代从 祀孔庙的人选,其标准随着儒家思想的脉动而变 动。孔庙祭祀属于国家要典,从祀的诸儒不可私相 确定,需由廷议产生。当然,廷议也是汇集学者的 议论,只是加进了官方的意志,并且最后由皇帝裁 决。
        由于孔庙奉祀对象都是儒家的圣贤,于是,身 后能从祀孔庙就成了儒者的至高荣耀。瞿九思《孔 庙礼乐考》卷五说:“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清儒钱大昕说:“孔庙从祀,非寻常事”(《潜研堂 集》卷十九)。有人说得更明白:“人至没世而莫能 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 志》)。此语即缘于祭孔必须享以牲礼,而从祀贤、 儒亦能得以享受祭祀。明代王守仁平乱有功,得封 伯爵,但时人认为这仅是“一代之典”,如能得以入 祀孔庙,则为“万代之典”。王守仁的弟子薛侃上 《请从祀疏》,敦请朝廷批准其师从祀孔庙时,说: “从祀孔庙,万代瞻仰,甚盛举”(见《王阳明全集》 卷三九)。可见,入祀孔庙的殊荣远远超过俗世的 爵封。
        “入祀孔庙”是历代儒生极高的价值取向,孔 庙从祀制也显示了儒家道统的制度化。可以说,孔 庙从祀制度体现了历代的儒学正统观,每代的孔 庙从祀制都是一部钦定的官修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