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以席卷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建立了 一个空前统一的大帝国,但对建国后用什么思想 治理国家,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秦曾设博士 官,包括阴阳家、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均可立为博 士。但就总体而言,秦国原有的法术思想、齐的阴 阳五行学说和鲁的儒家思想为影响最大者。
        天下甫定,秦始皇便忙于确立名分,以为不如 此则“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史记·封禅书》)。他 急需一种理论为其统一天下作出合理的解释,这 恰为齐的五德终始说提供了实现自身理论价值的 良好时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把前朝之衰和新朝 之起与五行相克过程附会,而秦始皇也深信“凡帝 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于下民”(《吕氏春秋·应 同》)。二者一拍即合。当齐人以五德终始之道上奏 时,始皇便立即采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 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 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 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 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 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 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齐国产生的五德终始 理论成了秦朝制定政策、制度的基础,影响到秦代 社会的各个方面。
        秦国原来僻处内陆,齐国东部的大海对秦始 皇极具吸引力;为了巩固统一,他更需亲巡四方, 周览天下。因此,东方齐地便成了他巡行的重点。 秦始皇在统一后十几年中的几次大巡行,“除了在 今浙江绍兴登会稽山,纵望东海以外,主要的海上 活动,是在琅邪台、成山角、芝罘,以及昌黎的碣石 山四个点”(王仲荦:《㟙华山馆丛编》)。 这四个点 中的三个都在齐地。至高无上的权力,空前辽阔的 疆土,加上神秘莫测的大海,诱发了秦始皇对长生 不老的渴求。为迎合秦始皇,海中有“大神”、入海 可求仙的神话便应运而生。为求不死之药,秦始皇 曾多次派人入海寻访;他还亲巡海滨,希获“海中 三神山之奇药”以保长生。由于始皇们“甘心于神 仙之道”(《汉书·郊祀志》),导致了方术之士的兴 盛。
        方士多出于滨海的燕齐之地,他们的产生与 齐国阴阳家的学说有密切联系。《史记·封禅书》 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 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苛合之徒自此兴, 不可胜数也。”显然,方士们的话都荒诞不经、一文 不值,但由于秦始皇的崇信,这些方士陡然身价百 倍,从民间进入京都,直登朝廷,对秦的政治产生 了重要影响。
        像燕齐方士那样在秦王朝政治生活中起了不 小作用的还有鲁、齐儒生。秦王朝建立后,虽然不 一定重视儒家学说,但至少开始时并不排斥儒家。 秦始皇称己“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置酒咸阳 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史记·秦始皇本纪》)。 所谓“文学”,在当时是指《诗》《书》等典籍及其研 习者;所说的博士系来自各家,其中也包括儒生。 如汉代《尚书》学大师伏生曾是秦的博士,号为“汉 家儒宗”的叔孙通也是秦的“待诏博士”。《史记· 礼书》说秦有天下后,“悉纳六国礼仪,采择其善, 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礼以 来”。古礼实指三代之礼,而周礼又是损益夏、殷之 礼而来,所以秦朝所依古礼仍与周礼不脱干系。鲁 国尽有周礼,鲁国产生的儒家祖述尧舜,法则周 公,也提倡遵从周礼,宣扬“君君,臣臣”,因此秦的 制度与“圣制”于“不合”中又有许多符合之处。基 于此,秦始皇二十八年,他才“与鲁诸儒生议刻石 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 纪》)。公子扶苏称诸生都“诵法孔子”,叔孙通降汉 时,跟从他的儒生弟子就有百余人。终秦之世,儒 生的活动史不绝书,儒家思想影响到了秦朝社会 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实质上讲,秦王朝朝廷中“文学方术士甚 众”说明了齐鲁文化在当时的重大影响,然而秦毕 竟是以法家主张实施变革得以强大从而夺得天下 的,当齐、鲁文化的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它便必 然与以法术思想为主体的秦文化发生冲突。秦始 皇是秦文化的代表,他发动的所谓“焚书坑儒”事 件便是秦文化与齐鲁文化的正面交锋。这交峰的 结果使齐鲁文化遭到了重大打击。
        “焚书”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它是由 博士齐人淳于越的一番话引起的。淳于越为一儒 生,他认为殷、周有天下千余年,在于分封了子弟 功臣,可以自为枝辅。秦朝应该效法殷周,实行分 封,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 记·秦始皇本纪》)。丞相李斯坚决反对,他斥淳于 越所说为“愚儒”之见,认为三代之事不足为法。鉴 于私学的学者均不敢背叛师说,往往以其所学讥 评时政,因此,李斯希望法令合一,他向始皇帝建 议:“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 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 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若有欲 学,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里看, 李斯是希望杜绝惑乱黔首的百家之言,而主要的 还是打击往往称引《诗》《书》,“不师今而学古”的 儒生。因为“焚书”事件系儒生淳于越倡导“师古” 而引起。故古代的典籍《诗》《书》不仅不可收藏,甚 至偶而说起也应加以禁止。按照李斯的建议,《诗》 《书》等只禁民藏,但允许博士掌握。而事实是,伏 生作为秦的博士,却也不得不将《尚书》悄悄藏在 住房墙角的缝隙中。可见,在“焚书”事件中受打击 最大的是儒家。
        所谓“坑儒”事件由齐之方士所引起。“焚书” 的第二年,齐方士卢生和侯生认为秦始皇贪于权 势,不应该为他求仙药,于是便偷偷地跑掉了。《史 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 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 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 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 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 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成为妖言以乱 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对于被 坑者的角色,历史上有术士说、方士说,儒士说等。 其中还是马非百所说较为妥当,即“文学和方士皆 有之”(《秦始皇帝传》)。
        秦的“焚”、“坑”事件给齐的方士和齐、鲁儒生 以重创。尤其是儒家,它作为影响较大的私学派 别,其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儒生们失却 了原来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太平御览》卷 八六引《异苑》曰:“始皇既抗儒焚典,乃发孔子墓, 欲取诸经传。”在这种情况下,儒生不敢公开传道 授学,境遇急转直下。这种文化高压政策,激起了 儒生们的极大怨愤,当陈胜起而反秦时,“鲁诸儒 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孔子的九世孙孔甲还做了 陈胜的“博士”。儒生们也被迫加入到反秦的行列 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