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历史,但这种反映 毕竟是朦胧的,而考古学的发展,却可以为我们揭 开上古文化的朦胧面纱,使我们的认识变得清晰、 明确起来。
        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赖这里丰富的史前文化 遗址得以独树一帜。1981年,在山东沂源县土门 乡骑马鞍山的石灰岩隙中,发现了距今四五十万 年前的猿人化石,按照考古学习惯,他们被称为 “沂源人”。“沂源人”大体与“北京人”属于同一个 时代,这是目前所发现的齐鲁大地上最早的人类。 继“沂源人”之后,旧石器时代的其他一些遗址也 被发现,如新泰鸟珠台溶洞、日照竹溪村和秦官 庄、沂水县诸葛公社范家旺村西南山山顶的南洼 洞等处,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 1965年,也是在后来发现“沂源人”的同一座山 上,发现了灰烬堆积物、刮削器、石片、石核以及野 猪、野马、野驴等哺乳动物的化石,这些遗址同在 一处两口都有人工扩大痕迹的溶洞中。据研究,其 年代距今约二三万年。
        在旧、新石器时代之间,一般还有一个过渡阶 段,考古学上称之为中石器时代。在大体上与中石 器时代相当的历史时期,今鲁南的沂、沭两河流域 还有细石器文化存在。据统计,仅在沂河源头到中 游地区长约一百七十公里的狭长地带内,除发现 有猿人化石外,还有近百处旧石器、细石器地点。 其中,“沂沭细石器文化”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我国是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细石器文化遗 存最丰富的国度,但在一个小区内,可望把旧石器 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机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中 国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谱系的,还只有鲁南地 区。”(张学海:《从考古发现看山东在我国古史上 的地位》,《文史知识》1987年第10期“山东专 号”)可以想见,这里久已是人类劳动、生活的重要 地区。从大约距今七千年前左右开始,这里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从那时直到殷商时代以前,他们活动 的范围扩大到了周围的平原、丘陵地区。其发展可 分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四个大致相互衔接的阶段,而岳石文化时期甚至 早在龙山时代的晚期,青铜器已经出现,社会已跨 入文明的门槛。
        北辛文化因其典型遗址位于滕州市官桥镇的 北辛村而得名,这里的文化延续了大约千余年左 右。这种类型的文化是山东地区较早的新石器文 化,由于这种文化刚被确认不久,其确切的分布范 围尚未踏查清楚,但它大致以泰山为中心,主要分 布于汶、泗流域是没问题的。从文化遗存分析,北 辛时期的人们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到了大 汶口文化时代,母系氏族社会便逐步让位于父系 氏族社会了。
        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广,汶、泗、沂、淄、 潍、沭、弥诸河流域都有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它 以今山东省为主,北达黄河以北,南到徐淮平原, 东至山东半岛,西抵河南中部。大汶口文化从距今 六千年前开始,大体经过了近二千年的发展历程, 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各个方面都较前有了巨 大进步。石质工具已通体磨光,并穿孔凿柄,石器 的类型也多样化。从文化堆积看,早在北辛文化时 期,人们已开始了定居生活。大汶口文化时期,人 们已开始建造房屋,这些房屋虽仍有半地穴式建 筑,但已有了在地面建造的遗迹。他们对居住条件 的追求,表明他们的定居生活已十分稳定。他们以 居址为中心,进行农业种植,饲养家畜,还从事渔 猎活动。在个别遗址中,发现了专为储粮建造的窖 穴,墓葬中还常用猪头、猪下颚骨、猪四肢等作为 随葬品,这都表明当时粮食生产已经有了剩余。生 产的进步还表现在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上。这时 期,陶器的制作技术有了巨大提高。陶器颜色多样 化,轮制法被发明,造型丰富别致,如觚形杯、釜形 鼎、缽形鼎、大镂孔高圈足豆、高柄杯等都是大汶 口文化所特有的器物。另外,一些遗址中出土的象 牙雕筒、透雕篦梳、精雕细缕的玉石更体现了高超 的镂雕、镶嵌技术。大汶口文化的进步预示原始社 会走到了尽头。这时期,人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有了 差别,因此,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葬不仅型制、大 小已有区别,随葬品更是多寡不一。一般认为,大 汶口文化晚期,私有制已经产生,贫富分化也加剧 起来。
        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一定历史时 期,相近地区的文化可能表现出大体一致的特征。 然而,由于文化渊源不同,大体一致的文化特征可 能因地域有别又表现出某些差异。龙山文化首先 发现于山东章丘县的龙山镇,以后,许多省区都有 类似的文化遗存发现。但各省区的龙山文化都各 有特点。因此,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就被称作“山 东龙山文化”或“典型的龙山文化”。
        从地层叠压关系看,山东龙山文化与大汶口 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二者的分布范围也大体 一致。山东龙山文化显然是山东地区的东夷人创 造的一种更高水平的文化。
        龙山时代,山东地区的人们在工具制造上又 有重要进步,石器磨制更加精细,而且还能制造石 镰和双孔石刀等收割工具,还有大型的长方形五 孔玉刀和制作精细的长条形玉锛。一些遗址中少 量的铜制工具被发现更为引人注目。制陶业是这 时期手工业发展的典型体现。此时,快轮提拉成型 的制陶技术被普遍应用,制作出的陶器胎薄而均 匀,器物造型规整,棱角清晰,富于转折变化。代表 龙山文化制陶工艺最高水平的黑陶高柄杯,质地 细腻,薄似蛋壳,因而被称为“蛋壳杯”。人们称赞 它“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此外,陶鬶作为一种 三足炊具,在制作特点上也颇能作为山东龙山文 化的代表性器物。
        山东龙山文化的房屋建筑中已普遍采用了挖 槽筑墙技术,有的还出现了土台方形的地面建筑 形式和原始夯筑技术,石灰作为建筑材料也被应 用,而且同时期的房屋建筑在整体上有了一定的 布局。从这些情况看,人们共同居住在一起,生活 有了一定的秩序。
        在意识形态方面,礼制的形成是龙山时代进 步的突出标志。《左传》等史籍中多次提到“夷礼”, 说明东夷人的礼俗直到春秋时代还有较大影响。 孔子强调“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为“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山东 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些工艺水平较高、但缺 乏实用价值的器物,学者公认应属当时的礼器。于 礼器组合之外,葬具、葬式等等似也受着一定礼制 的规范。实际上,礼制来源于氏族社会的原始习 俗,有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礼制的产生和逐步规范 便是自然的了。在龙山文化时代以前,礼制已处于 萌生阶段,到了龙山时代已经形成。著名考古学家 邹衡认为,夏文化的礼制“可能是继承虞礼而来”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66页)。虞礼乃“有虞 氏”之礼,亦即东方夷人之礼。
        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之高,引起了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大汶口——山东龙山 文化面貌的揭示,使人们重新认识并评价东夷地 区文明的发展状况。值得提出的是,在大汶口文化 晚期陶尊上出现了图像文字,著名古文学学家唐 兰先生认为它属于远古期的意符文字,虽然这种 文字只发现了十九个,但却闪烁着文明的火花。唐 兰在20世纪70年代曾撰文谈到:大汶口文化是 东夷集团的少昊文化遗存,少昊文化是奴隶社会 初期的文化,中国已有六千年的文明史。唐兰的这 一观点虽然还未得到普遍认同,但山东地区为中 国远古文明重要发祥地则是确凿无疑的。大汶口 ——山东龙山文化,对周围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和 夏商文化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因此这里又是探 讨、研究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问题的理想地 区。
        在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内,继 之而起的是岳石文化。从个别遗址如泗水尹家城 等遗址的较大规模发掘中,发现岳石文化层直接 叠压在典型龙山文化层上,可见二者有着一脉相 承的发展关系。据测定,岳石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 元前19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大致与中原地区 的二里头文化同步,约在夏朝的纪年范围内。
        岳石文化是最近才开始被认识并逐步确立的 考古学文化。它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山东平 度东岳石村发现的遗址来命名。在已发掘的众多 遗址中,泗水尹家城遗址的岳石文化遗存较为丰 富,其中出土石器达六百余件,约三倍于同遗址的 龙山文化。石器原料有十余种,不同类型的石器已 比较固定地采用不同质的石材,制作方法上也显 得简单而实用。可以看出,岳石文化时期生产力水 平有了进一步提高。
        通过对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层出土的动物标 本鉴定,发现这一时期家畜类的比例较前显著上 升,合计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而龙山文化时期却不 到百分之四十。家畜中以猪最多,狗和牛的增长幅 度最大。相反,野生动物的数量却急剧减少。这可 能是由于种植业的发展,原来茂密的森林植被受 到破坏。野生动物丧失了栖息地,而家畜饲养正可 作为它的补充。
        岳石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是铜器的出现。尹家 城岳石文化堆积中共发现了十四件铜制品,这些 铜器多数为铜、锡等合金的锡青铜,少数为铅青 铜,还有一件砷铜。器形有镞、刀、锥和环等,这些 铜器多数在冶铸之后加以煅打。铜器数量虽然不 多,而又均限于小件器物,但它可以确证此时期已 步入了早期的青铜时代。
        可能是与青铜制品的出现有关,岳石文化的 制陶业进步不太显著。不过,与以前相比,这时的 陶制品仍有一定的特点,如轮制技术以及烧制火 候并不低于龙山文化的陶器,颜色较为复杂,造型 风格方面也有不少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