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王朝建立后,我国古代不同民族文化的 交汇融合更加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主要是北魏 第六代国君孝文帝在位期间推行“全面汉化”的改 革,也叫“孝文帝改制”,就是在社会经济政治和观 念形态领域全面学习吸取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 传统。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同当年赵武灵王全面 学习吸取北方游牧族文化的胡服骑射改革,虽然 时隔七八百年之久,而且是发生在不同民族、不同 国度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事件,但是,作为 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创举和社会改革的宏伟大 业,两者又有着本质的共性特点,表现出惊人的相 似之处,给后世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很值 得总结记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三个方 面:
        其一,改革是困境中的奋进。无论赵武灵王推 行胡服骑射,还是魏孝文帝实施全面汉化,都是在 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于困境中勇敢的奋进。如 上所说,当年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改革 时,不仅面临着诸侯压境、胡骑骚扰、四面受敌的 险恶外部形势,而且在国内又经历了同守旧势力 的激烈斗争。时隔七八百年之后,魏孝文帝同样是 在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实施全面汉化的。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族拓拔部是一个落后的游 牧民族,当他们武力统一了北方后,如何建立起一 套既适应汉民族封建社会制度、又符合本民族社 会发展需要的统治方式,以统治比他们先进得多 的广大汉族人民,便成为急待解决的严重政治课 题。然而长期以来,北魏政权内部强大的奴隶主贵 族势力,一方面同中原地区的封建制度格格不入, 对汉族采取高压政策,由此激起各阶层的强烈反 抗;另一方面,又残酷压迫周围各游牧民族,迫使 他们不断起义和暴动。后来,不堪忍受的各族人民 采取了联合南朝汉族政权、共同对付北魏统治者 的战略,使北魏处于南北夹攻之中。魏孝文帝便是 在这样的外部形势下登上皇位,推行他的改革大 业的。
        孝文帝改革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他幼年登 极后,在实际执掌朝政的冯太后主持下进行的。如 实行了“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一系列政 治经济制度的改革,有力地推进了北魏社会的封 建化进程,并为后期改革铺平了道路。孝文帝亲政 后,为把改革继续引向深入,首先面临着“迁都”的 重大抉择。他清醒地看到,随着形势的发展,继续 以平城为统治中心显然已不再适应了,只有迁都 洛阳,立足中原,才能确保政权的稳固和后期改革 的顺利进展。于是审时度势,经过数年的酝酿准 备,毅然举行了意义深远的迁都。迁都之后,他即 不失时机地按照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对鲜卑 族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典章制度乃至观念形态 进行了全面改造。如改服汉服、改说汉语、改姓汉 姓,在生活习俗上与汉人融为一体;又如定族姓、 建门阀、扶植重用汉族士族,在政治上与汉人上层 合流;又如修订律令、实行法治,尊儒崇经、提倡礼 乐,兴办学校、选贤任能等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 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确立了北魏社会的封 建体制。这就是著名的孝文帝改制或全面汉化。经 过孝文帝改制后的北魏,“斯文郁然,比隆周汉” (《魏书·儒林列传》),文治武功都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
        然而,孝文帝的改革,尤其是为后期改革铺平 道路的迁都之举,同样遭到以太子恂为首的贵族 官僚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和阻挠,他们甚至在迁都 洛阳后还曾图谋发动叛乱。孝文帝高瞻远瞩,洞察 到形势的严峻和斗争的不可避免,以其果敢顽强 的毅力,在朝廷重臣李冲、拓拔澄等的坚强支持 下,有力地回击了守旧势力的干扰破坏,实行了迁 都,并进而杀掉太子恂,严惩了叛乱者,粉碎了保 守派的政治阴谋,从而为全面推行后期改革扫除 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其二,民族文化交融是双向性的。在上下五千 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有过无数次不同民族文化的 交汇、融合。历史事实表明,民族文化交融从来是 双向性的,是双方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吸 收,相得益彰,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同化”, 当然更不是先进民族的文化对于落后民族的“征 服”。在这方面,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魏孝文帝 的全面汉化,为我们提供了民族文化双向交流的 光辉范例。
        胡服骑射是中原华夏族学习吸取北方戎狄族 文化的历史创举。虽然,当时的赵国已经确立了封 建体制,比之尚处于游牧经济阶段的戎狄民族,显 然属于先进的民族;然而,胡服骑射改革表明,民 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着相对 的意义。如学习机动灵活的“骑射”文化,就说明北 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文化有其优越性和先进性;学 习轻便敏捷的“胡服”文化,不但适应了骑战的需 要,也便于人们日常劳作,可见也是有其优越性的 先进文化。正是这样,胡服骑射改革的成功实践, 在我国古代军事文化和服饰文化史上产生了划时 代的影响。
        全面汉化改革则是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于中原 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创举。有趣的是,当年赵武灵王 曾下令全国“易胡服”,而今,魏孝文帝又“诏禁士 民胡服”(《资治通鉴》卷一三九),下令改服汉服。 这主要是因为,“禁胡服”如同“禁鲜卑语”、“改鲜 卑姓”一样,都是力求从服饰、语言、姓氏等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与汉人融为一体。这对于比较落后 的鲜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移风易俗的深刻社会 变革;更何况,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经过赵武 灵王改革后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重要的是, 魏孝文帝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推行的一系 列封建化改制,无论对于鲜卑族和汉民族来说,都 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进步性。一方面,它有力地促 进了北魏国家的封建化进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 势;另一方面,中原大地自西晋末年发生“永嘉之 乱”后,“礼乐文章尽以扫地”(《魏书 ·儒林列 传》),礼崩乐坏,一派狼籍,文化遭到空前浩劫,在 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大力提倡封建式的儒家文化 和礼乐制度,不仅有助于北魏政权的巩固,而且也 在少数民族中广泛传播了汉民族文化,这对于久 经战乱之后中原地区文化的复兴和繁荣,无疑起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三,以实现统一天下为己任。在这方面,两 位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思想意 向和抱负,可谓不谋而合。当年,赵武灵王怀有“吞 天下之心”,他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最终战略目标 是兼并诸侯,统一天下。同样,魏孝文帝也是一位 胸怀统一大志的君主。他的全面汉化改革和迁都 洛阳之举,可以说是为实现统一大业而采取的决 定性战略步骤。所以,他在迁都问题上一再强调指 出:洛阳是文德治邦的理想都城,只有实行迁都, 才能“光宅中原”,“制御华夏”,“复礼万国”(《魏 书》),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迁都洛阳后,他采取 了更强有力的实际步骤:一方面,在推行全面改制 的过程中,再三教诲他的皇族和臣僚说,要作到使 北魏王朝能够象殷、周、汉、晋那样永垂于史册,必 须“改旧,以成日新之美”(《魏书·献文六王列 传》),即必须把改革贯彻到底,力求在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同汉人融为一体,才能适应统一中国的 需要,也才能对于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各民族实 行稳固而有效的统治。另一方面,立即开始进行军 事南伐。他曾接连三次亲率大军南下出征,以便扫 平中国南疆,实现全国统一。不过,同样遗憾的是, 魏孝文帝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统一中国的宏 愿还未曾来得及实现,即病死于第三次军事南伐 途中。
        通过上面的比较对照使我们看到,到了秦汉 以后,山西地区的民族文化交融进一步拓展了,三 晋古文化兼容并蓄的历史传统,也在山西地区更 加发扬光大,更加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