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我国明清时代商业文化最为发达的一 个地区。山西商业文化的高度发展,可以说是春秋 战国时代晋国与三晋国家商业文化发展的历史延 续,也可以说是三晋商业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
        在春秋战国时代,晋国与三晋国家曾经是商 品经济和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最初出现的 主要是官商。如晋文公即位后,为加强公室权力, 推行了由国家垄断的“工商食官”制度(《国语·晋 语四》),官商由此发展起来;同时,为鼓励与各国 通商贸易,又采取“轻关易道”的惠商政策(同上), 就是降低关税,打击盗贼,保护商道安全畅通。到 了晋悼公时代,由于公室衰败,卿族势力强大,官 商垄断的局面难以维持了,于是实行改革,公布了 “公无禁利”,“输积聚以贷”的政策(《左传·襄公 九年》),规定自国君以下,凡有积聚,应尽行输出, 投入流通市场。从此,私商迅速发展,取代了官商 地位,晋国的商业经济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国都绛 邑甚至出现了“金玉其车”的富商大贾,他们虽“无 寻尺之禄”,即没有任何官职和俸禄,但却“能行诸 侯之贿”,可以往来于各国之间,从事商贸活动 (《国语·晋语八》)。于是,原来作为政治、军事中 心的城邑,也变成了商品集散的商业都会。进入战 国时代后,随着生产力的高涨,封建私有制的确 立,交通道路的开辟,都市城邑的扩展,商业经济 更加繁荣昌盛了。三晋国家的国都,如魏的安邑、 大梁,韩的平阳、新郑,赵的邯郸,都位于四通八达 的交通要冲,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大都会。同时,各 国不仅在较大的城邑,而且较小的县邑中也都设 有商品交易的固定场所“市”。如韩的上党郡“有城 市邑十七”(《史记·赵世家》),即十七个县邑中设 有市;魏的大梁以东“方五百里”之地,有“大县十 七,小县有市者三十有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 策》释文26),即三十余个小小的县邑中也都设有 市。这说明,在三晋国家中,为数众多的大小商业 城邑,有如星罗棋布,商业经济呈现一派繁荣。
        商业经济的高度繁荣,为商业资本家的大量 涌现提供了土壤。于是,在晋与三晋大地上,象猗 顿、吕不韦那样驰名天下的大富商应运而生。他们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 记·货殖列传》),往返奔波,追逐利润,成为家累 千金、富比王侯的豪商巨贾。正如韩非形容的那 样:“上有天子诸侯之势尊,而下有猗顿、陶朱、卜 祝之富”(《韩非子·解老》)。说明大富商的财富, 足可以与最高统治者的权势相匹配。在春秋时代, 属于晋国的大商人主要有计然和猗顿。计然出身 于晋国贵族,“其先晋国之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 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集解)。他于春秋末 年到越国作越王勾践的谋臣,陶朱公范蠡曾拜他 为师。计然是古代著名的贸易理论家,他主张:“论 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 反贵”(《史记·货殖列传》)。因此,必须灵活掌握 市场信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不停息地投入市 场流通,才能使货畅其流,不积压,不亏损。在他的 理论指导下,越国迅速国富民强,打败了吴国,洗 雪了国耻,在当时“号称‘五霸’”。晋国大商人猗 顿,当初曾是“鲁之穷士”,后来拜陶朱公范蠡为 师,学习经商致富之道。在陶朱公指点下,他来到 晋国的猗氏(今属临猗县),经营牛羊畜牧事业,由 此而成为“赀拟王公,驰名天下”的大富商。因为他 “兴富于猗氏”,故名曰“猗顿”(《史记·货殖列传》 集解)。猗顿致富后,又进一步经营河东盐池,因此 而成为“与王者埒富”(《史记·货殖列传》)的大盐 商。同时,他还兼作珠宝商,具有高超的相玉技能, 以致“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独猗顿不失其情” (《淮南子·汜论篇》)。碧卢是一种美玉的名称。就 是说,只有猗顿能够辨别美玉的真伪。所以,猗顿 的商业实践和成就,在我国古代商业文化史上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战国时代,三晋大地又涌现出了如白圭、段 干木、吕不韦这样名扬诸侯的大商人。白圭是和李 悝一道共同辅佐魏文侯治国的重要大臣。当时,李 悝治农,“务尽地力”,发展农业生产;白圭佐商, “善观时变”,发展商业经济。善观时变,就是经商 要运用智慧,善于捕捉机遇。由此出发,白圭提出 了“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商之道,主张囤积财 货,等待机遇,以便获得巨额利润。他的经商决窍, 成为历代商贾遵循的“生意经”,所以,“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他也被人们奉为商界的祖师。段干 木也是魏国大商人。据说,“段干木晋之大驵,而为 魏文侯师。”(《吕氏春秋·尊师》)驵是骏马,充当 贩马交易市场的经纪人也叫驵。因此,段干木可能 主要是以贩马经纪人为业的一位巨商。同时,正如 我们在介绍魏国文化时所说,段干木还是一位“守 道不仕”、“不趋势利”而又“声驰千里”的大贤人, 他和田子方都是孔门大弟子卜子夏的学生,深受 魏文侯崇敬,拜他们为“王者师”,对治理魏国作出 了巨大贡献。以上,象白圭、段干木这样的大商人 同时出现于魏国,并且深受重用,说明当时魏国的 商业文化相当繁荣。到了战国末年,随着商业经济 的高度发展,商业投机和投机商人也活跃了起来, 吕不韦便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他原来是“往来贩 贱卖贵,家累千金”的“阳翟大贾”(《史记·吕不韦 列传》),属于韩国人,后到赵国都城邯郸经商,进 而做起了政治投机大买卖。在他看来,从事珠宝生 意可盈利“百倍”,而做“立国家之主”的政治大买 卖却可盈利“无数”,于是,他便把自己怀有身孕的 爱妾送给当时在赵国作人质、后来成为秦庄襄王 的子楚作夫人,她就是秦始皇的生母。吕不韦的政 治投机果然成功了,他也作了秦的相国,封为文信 侯,尊号“仲父”,一度掌握了秦国的大权。此外,在 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际,还有两位因经营冶铁业 而“用铁冶富”的大商人也很值得一提。一位是赵 国的卓氏,在秦破赵以后流落到四川临邛(今邛崃 县);一位是魏国的孔氏,当秦伐魏时迁往河南南 阳(今南阳市)。到了汉代,他们又各自发展成为 “致富数千金”、其财产可“拟于人君”的豪商巨贾 (《史记·货殖列传》)。
        以上事实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商业经 济的发展和商业文化的繁荣,一个以豪商巨贾为 主体的商人阶级已经形成。战国纵横家学派便是 商人阶级的代言人,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交 易活动,同商品市场上的商业投机活动有着本质 的共性。战国时代的三晋国家,因其具有商业经济 和商业文化的巨大优势,自然成为纵横家学派的 策源地和大本营。所以,司马迁说“三晋多数变之 士”(《史记·张仪列传》),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史 记索隐》作者提出的“如何三晋,继有斯德”的问 题,也可以得到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