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作为魏国历史和文化的奠基者,具有 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和博大宏伟的政治家胸 怀。他在位期间,不仅大批启用法家人物变法革 新,推行法治,收到了国富兵强的卓著成效,充分 显示了法家思想的威力;同时,他又高度尊崇儒家 学说,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孔门弟子为师,推行 “儒术治国”的方略,使得儒法思想荟萃交融,相辅 相成,共同为魏国的封建政权服务。这在战国时代 可谓独树一帜,这主要得益于魏文侯的“好学”、 “好古”。
        (1) 魏文侯拜儒家学者为师及其“好学”、“好 古”的儒者风度
        史书记载:“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 林列传》);“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汉书· 艺文志》)。“好学”、“好古”是儒家学派一贯提倡的 学风,儒家创始人孔子素以“笃信好学”(论语·泰 伯》)、“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著称于世。在当 时,魏文侯“独好学”,“最为好古”,可见他是战国 诸侯中尊崇儒术的第一人,具有儒者风度,故《史 记》将他列入《儒林列传》。《吕氏春秋》写道:“魏文 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本,国治身逸”(《察 贤》)。卜子夏又名卜商,是孔门“七十子”之一,田 子方、段干木二人“皆受业于子夏”,他们都是教授 魏文侯的“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当时,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西河在今山西河津市西北龙 门附近,这里是子夏故里,当时属魏国辖地。孔子 卒后,子夏退居故里讲学授徒,于是,“文侯受子夏 经艺”,“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文侯由 此得誉于诸侯”(《史记·魏世家》)。这说明,儒家 思想对魏文侯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文侯拜儒家学者为师,主要学到了什么呢? 这从子夏一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特点可以看得出 来。子夏强调“博学”,主张永无止境地向外界事物 学习,他有十分明确的为学目的,叫做“君子学以 致其道”(《论语·子张》),就是为推行儒家的政治 主张而学。他的一句名言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 则仕。”在他看来,为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从政,所 以,他明确提出了“学以安国保民”的主张。一次, 鲁哀公问子夏:“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他回 答:“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 传》卷五)。安国保民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治国平天 下”。由此看来,子夏对文侯之所教,文侯从子夏之 所学,主要也就是“安国保民”、“治国平天下”之道 了。事实证明,子夏一派儒家的思想,对于推动魏 文侯变法取得成功,促进魏国历史和文化的繁荣 昌盛,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史书记载来看,这种影 响作用,更直接地表现在田子方、段干木二人所给 予魏文侯的深刻启迪和教益之中。
        田子方是魏国的一位大贤人,他在政治上给 予魏文侯以很深的教益。据说,文侯好音乐,通音 律。有一次与田子方对饮,席间乐人奏钟乐,文侯 听出音调不协,并指出左边音高。见此情景,田子 方笑了。文侯问他笑什么?他于是借机严肃地批评 文侯说:“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于声, 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意思是说贤明的君主应当以 治官为乐,全心致力于治理国家,而不该将心思和 才智放在音乐上。你如此专注音律,自然会分散治 国的精力。文侯听后深受启发,谦诚地向他表示: “善,敬闻命”(见《战国策·魏策一》)。还有一次, 田子方同太子(即魏武侯)一道乘车外出,途中与 文侯所乘之车相遇,太子随即下车步行,而田子方 “坐乘如故”,神色傲慢。太子很不高兴地责问道: “不识贫穷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批评他不该对 贵为国君的魏文侯如此傲慢。田子方于是借机阐 发了一通哲理,说:“贫困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 乎?”因为,凡富贵者,如贵为国君,“骄人而亡其 国”;贵为大夫,“骄人而亡其家”。可见,富贵者永 远不可以骄人。贫穷者则不然:“若不得志,纳履而 去,安往而不得贫穷乎?”贫穷者一无所有,不存在 “亡其国”、“亡其家”的忧虑,若不得志,撒手离去, 无非还是个贫穷者,故尔敢于傲视富贵者。文侯听 了这通议论,感慨万端地对太子说:“微吾子之故, 吾安得闻贤人之言?”若没有今天这件事,我哪里 听得到如此深透的哲理?我以礼相待田子方,使得 “君臣益亲,百姓益附”,上下和合,同心同德,这真 是收到了“友士之功”啊! (见《说苑·尊贤》《史记 ·魏世家》《韩诗外传》卷九)。
        段干木是魏国的一位“守道不仕”、“不趋势 利”,虽“隐处穷巷”,却“声驰千里”的大贤人;同时 他又是“晋之太驵”,魏国贩马交易市场的著名经 纪人。魏文侯对段干木无比尊崇,曾亲自登门拜 访,他却“踰墙避之”,拒不相见,文侯依然“以客礼 待之”,凡乘车过其家门,必伏轼以示敬意。仆人问 文侯为什么这样?文侯说,象段干木这样从不趋炎 附势的大贤人,拿我和他相比,他好德,而我好势; 他好义,而我好财。然而,“势不若德贵,财不若义 高”,我怎可以不尊崇他呢?于是,文侯坚意请他出 任相国,他不肯,文侯便再次登门固请,毕恭毕敬 地踏进段干木家门,以至“立倦而不敢息”,始终站 立着与其对话,足见魏文侯何等尊崇段干木! (见 皇甫谧《高士传》《吕氏春秋·尊师、期贤、下贤》) 虽然,段干木终未出山做官,但他那不趋势利、好 德尚义的风骨,给了魏文侯以极深的教益。
        魏文侯礼贤下士,尊崇儒家学者的事迹,在当 时的魏国国内和各国诸侯间引起了很大的振动,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国内讲,正象文侯自己所说 的,真正收到了“君臣益亲,百姓益附”的“友士之 功”。特别是当段干木坚辞不肯出任相国后,文侯 “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在生活上给予段干木 极其丰厚的待遇,并不时前往段干木住处拜谒请 教。“于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 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吕氏春秋·期 贤》)。人们把魏文侯礼贤下士当作美谈,在国内遍 为传诵,使得人心大振,君臣百姓,上下同德,魏国 很快富强了起来。在列国诸侯间,魏文侯的“友士 之功”,“天下莫不闻”,极大地提高了魏国的国际 声威。史家赞颂说:“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 故南胜荆于连隄,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 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吕氏春秋·下贤》)。正 是由于文侯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治理国家,使得魏 国国富兵强,国力大增,于是,南下打败了楚国,夺 得了大梁一带地方,又东向战胜了齐军,并把俘虏 的齐人献给周天子,迫使其正式册封魏国为独立 诸侯国。从此,魏国声威大振,一跃而为最早称雄 诸侯的一流强国。据说,当时秦国曾企图进攻魏 国,但慑于魏文侯“友士之功”的国际声威,才不敢 轻举妄动。所以,秦大夫谏阻秦君道:“段干木贤者 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 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吕氏春秋·期 贤》)。如此,魏文侯礼贤下士的事迹不但使他“由 此得誉于诸侯”,而且“名过于桓公”(《新序·杂事 第四》),其国际威望甚至超过了当年第一个称霸 春秋的齐桓公。
        (2) 魏文侯的重法尊儒与其治国和用兵之道
        魏文侯既依重法家,又尊崇儒家,所以,在他 统治下的魏国,儒、法两派旨趣迥然不同的思想学 说荟萃交融,相得益彰,展现了魏文化独特的历史 风貌。于是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即魏文侯 其人及其思想,究竟应当属于法家还是儒家?一方 面,从魏文侯变法实践的那种积极进取、勇于开拓 的非凡胆略和魄力看,从他大胆起用地主阶级革 新家、严厉打击贵族守旧势力、在魏国全面推行法 治的光辉业绩看,他应当是一位名符其实的法家 人物;另一方面,如果从他高度尊崇儒家学者,拜 孔门弟子为师,在魏国实施以儒术治国的辉煌政 绩看,他又俨然一派儒者风度,具有儒家的品格和 气质,故《史记》将他列入《儒林列传》是合乎情理 的。那末,究竟应当称他为法家还是儒家呢?我们 认为,魏文侯作为魏国历史和文化的奠基者,毕竟 主要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非学者和 士人。他的既重法,又尊儒,不过是基于政治需要 的战略举措,也就是他所推行的治国之道和用兵 之道。因此,我们评说魏文侯其人及其思想,主要 地不是看他属于法家还是儒家,而是在于他如何 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和博大宏伟的政治家 胸怀,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 在魏国开创了永垂青史的千秋伟业。
        关于魏文侯的治国之道和用兵之道,《吕氏春 秋》作了这样的概括,叫做:善治国者,“要在得 贤”;善用兵者,“必得贤士”。这就是说,无论治国 或用兵,其要害皆在“得贤”,即得到有才能的仁人 智士,这是达到成功的根本途径。从这里便不难理 解魏文侯在大批起用法家人物的同时,又高度尊 崇儒家学者的深远的战略意义了。
        《吕氏春秋·察贤》篇在评说魏文侯的治国之 道时指出,国君治国可以有善治与不善治两种途 径,两种结果:善治国者,“任人不任力”,即主要地 不是单凭国君一人事必躬亲,而在于举贤任能,依 重智士仁人,这样自会收到事半功倍,“国治身逸” 之效,即国家获得大治而国君身心安逸。所以,“任 人者固逸”。这就是“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 礼段干木,国治身逸”的治国之道。反之,不善治国 者,“任力不任人”,即不知求贤臣以治国,而单凭 国君一人之力,事无巨细,“以身亲之”,其结果,必 令国君“苦形愁虑”,心力交瘁,而国家未必获得大 治。由此看来,治国之道,贵在“执其要而已矣”, “要在得贤”。魏文侯可谓深得“其要”的善治国者。
        用兵之道依然。《吕氏春秋·期贤》篇在评说 魏文侯的用兵之道时指出,有“君子之用兵”和“野 人之用兵”:“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 这叫善用兵者;“野人之用兵,鼓声则似雷,呼号则 动地,尘气冲天,流矢如雨,扶伤举死,履肠涉血, 无罪之民,其死者已量于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 死生,犹不可知也。”这是不善用兵的结局。由此看 来,用兵之道的要害,主要地并不是在于有形的战 场兵刃,如同“野人之用兵”那样,兴师动众,劳民 伤财,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平民百姓死伤无数,其 结果,犹不可以得知国家死生存亡的命运;相反, 用兵之道的要害在于“必得贤士”,就是依重文武 贤才,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国家声威,这样,天下诸 侯便不敢对我轻举妄动,而我“其功已成”,这叫 “莫见其形”,不战而胜的战场兵刃,才是善用兵者 的致胜之要。所以,“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
        魏文侯本人也一再明确地谈到他之所以既依 重法家人物,又尊崇儒家学者的总体战略思考。比 如,魏文侯高度礼敬田子方等贤人,他的弟弟魏成 子便很不理解地说,天下贤人很多,“假有贤于子 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批评这是浮论浅见, 说:“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国之宝也;智士也 者,国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国之尊也。固国有仁 人,则群臣不争;国有智士,则无四邻诸侯之患;国 有博通之士,则人主尊”(《新序·杂事弟四》)。这 就是说,魏文侯所以如此礼敬田子方这样的“仁 人”、“智士”和“博通之士”,正是基于国富兵强而 无内忧外患的战略需求,做到在国内使“群臣不 争”,在国际间“无四邻诸侯之患”,这样,作为一国 之君也自然会有“人主尊”的高度威严了。魏文侯 把这称作是自己的“友士之功”和“有武之功”。他 说:“吾自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 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乐羊,三年而 中山为献于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说苑·尊 贤》)。所谓“友士之功”,就是指他礼敬文士贤臣之 功,这是他深得其要的治国之道。如任用李悝为 相,变法革新“而魏国大治”(说苑·臣术);任用西 门豹为邺令,移风易俗,“而河内称治”(《史记·魏 世家》);以及“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 治身逸”等等。所谓“有武之功”,就是指他起用武 士宿将之功,这是他深得其要的用兵之道。如起用 吴起为将,“击秦,拔五城”,吴起为西河守,“秦兵 不敢东向,韩、魏宾从”(《史记·吴起列传》);起用 乐羊为将,“伐中山,中山以拔”(《史记·魏世 家》)。
        这就是说,对于魏文侯既重法、又尊儒的历史 功业,主要应从其作为杰出政治家和战略家角度 予以评说,而不应拘泥于他究竟属于法家还是儒 家人物。当然,从思想文化角度讲,在魏文侯时代 形成儒法思想荟萃交融的局面,表明当时的魏国 具有兼容不同学术流派的宽松的文化氛围,这可 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了晋国文化兼 容并蓄的开放性传统。这是魏文侯在文化史上的 卓越建树。正是有了比较宽松的文化氛围,战国时 代的魏国,才不仅法家和儒家学派能够相与并存, 而且,“以善辩为名”的名家学派和作为“游说权谋 之徒”的纵横家学派,也曾经空前活跃,并形成多 种学术流派交相辉映的生动局面,呈现出了斑斓 多彩的文化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