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星堆
        1986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的大规模考 古发掘震惊了世界。据香港《文汇报》1986年12 月21日报道,三星堆出土文物“比湖南马王堆的 文物时间早、数量多、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更 高,可以和西安的半坡遗址媲美。”西方学者则认 为这“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 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使 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甚至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比 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
        三星堆位于川西平原广汉县境内,距广汉县 城八公里左右,地属中兴乡(今南兴镇)。从1929 年在此地发现文物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曾进行了 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瓷器、玉 器、铜器、漆器等珍贵文物。1986年,对三星堆的 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 一个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宝库”,集 中埋藏了大量的黄金、青铜、玉石和象牙制造的文 物。这个宝库被命名为“一号祭祀坑”,共出土上述 珍贵文物四百余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我国首 次出现的黄金手杖和黄金面罩。手杖是用纯金包 卷而成,长1.42米,净重约500克,上面雕刻有人 头、鸟、鱼等装饰图案;面罩与常人面庞按一比一 的比例制成,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制造工 艺精美。另外还有十三件青铜头像,也与真人头部 大小一样,空心铸造而成,头戴平冠,鼻高目阔,耳 大硕丰,而且表情各异。这种青铜头像在我国尚未 发现过。其线条之优美流畅,比例之合理,显示出 制作者准确的表现力;随同出土的玉器也是工艺 精美。这些都向人们揭示了古蜀国在雕塑艺术、铸 造技术和玉石的加工工艺上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 平。
        距一号祭祀坑的发掘不到一个月,又挖掘、清 理出了一个比一号祭祀坑规模更大、埋藏文物品 种和数量大大超过一号祭祀坑的宝库,称为“二号 祭祀坑”。
        二号祭祀坑长5.3米、宽2.3米、距地表深约 1.55米。这里出土了一批瑰宝级的金、玉、象牙和 青铜文物,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一具高达2.62米的 青铜人像,可称巨人。呈躺卧体位呈现在考古工作 面前,他那巨大的双手似乎在拥抱二号祭祀坑内 的一大堆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这个由无比硕大 的巨人守卫的“文物之家”的“家珍”计有:一大堆 黄金面罩,六七十根长约一米的象牙和罕见的青 铜头像、面具及青铜鸡、蛇、鸟、铃、树等;还有一批 玉器。
        考古工作者根据现场发掘和清理的成果,经 过分析和考证,断定一号祭祀坑的年代为殷墟一 期(公元前14世纪左右),而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则 相当于殷墟晚期(公元前11世纪左右)。至此,历 经六十年之久的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告一段 落。其所出土的许多文物,如金杖、金面罩、青铜人 像和玉石礼器等或为我国所仅见,成为同期文物 中首次发现,对于古代诸多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它填补了我国先秦史、考古学、青铜文 化和冶金史、工艺史及美术史上的诸多空白。当 然,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对于四川地方史 和巴蜀文化研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是不言而 喻的。
        在历时近六十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 对三星堆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考古发掘, 在三星堆的东、西和南部都出现了巨大的城墙,发 掘出的东城墙最长,达到了1800多米,西城墙已 残,尚存800多米,南城墙长约210米。根据这些 发现和实地勘测,三星堆古城的轮廓被勾勒了出 来,这是一个东西长1600至2100米,南北宽1400 米,现有总面积2.6平方公里的古城。其城墙的始 筑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殷商早期,这种城 市规模在当时已是极为罕见的。
        上述古城墙的始筑年代,在三星堆文化遗存 的四个时期中属于第二期的晚期。表明这座古城 的出现,乃是古蜀文明较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三星 堆文化遗存的第一期大约距今4740至4070年, 还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 中晚期;第二期距今约4070至3600年,相当于中 原的夏代和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至3200 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第四期距今3100至2875 ±80年,即商末周初时期。
        三星堆古城的城墙里面,分布着密集的生活 区、居住区、作坊等众多的遗迹。考古发掘共清理 出房屋基址四十多间,其开间面积一般都比较大, 在十五至三十平方米左右。有一间最大的进深八 点七米,开间二十三米,面积竟达二百平方米。 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发掘的一号、 二号祭祀坑均位于城内的中轴线上,说明了这个 区域是一个宫殿区,人们确信,这就是古蜀国的都 城。关于古代蜀国历史的传说得到了考古材料的 印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尤其是金杖、面 罩、青铜人像等,这些东西是与其同时的中原王朝 所没有的。三星堆的青铜器呈现出与中原文明的 较大差异。学术界不少人士对此极为注目,他们详 细考察和研究了三星堆文明的文字、城市以及上 面提到的青铜器这三个要素,发现这里不仅是一 个可与同时期的中原文明媲美的灿烂文明,而且 在上述文明诸要素上无一例外,都与中原文明有 着较大的差异。再将考察和研究范围扩大到国家 政体方面,结果仍然是这样,这就说明,三星堆文 明有其自己的生长点。换言之,这是一个独立于同 时期中原文明之外的,有着自己自成一体的结构 框架和发展特点的古蜀文明。这个文明是中华文 化多元起源的一个起源地。在当时,这是长江上游 的一个大的文明中心。
        三星堆考古大发现将南方丝绸之路的初步开 通时间上推到了公元前1500至1600年间。
        南方丝绸之路起自四川盆地,经南亚到中亚, 最后到达近东,这是一条古代亚洲最大的,也是最 长的文化通道。具体路线是从今四川经云南、缅 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约旦、以色列至 埃及,也可从伊拉克北上经叙利亚、土耳其到达希 腊。这条路全长超过一万公里,比丝绸之路的七千 多公里长出了许多。古今中国境内的这一段始自 三星堆蜀国都城,经今成都、西昌、攀枝花到云南 下关,再由云南的腾冲和神户关进入缅甸。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或 纽带。既称中西文化交流,那就应该是双向的。不 论是埃及木乃伊上的丝绸,还是汉武帝的使者在 西域看到的竹布、印杖,都说明当时的西方已有的 蜀国产品,蜀国确实对西方发挥了它的影响,那么 西方文化对蜀国的影响又在哪里呢?
        三星堆青铜文明有其明显不同于同时期中原 文明的特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三星堆 文明带有不少西亚文明或者地中海—爱琴海文明 的因素。这些因素在迄今中国的考古发现中是唯 一的,因其对古蜀文明产生影响的时代很早,故得 以留下诸多痕迹。最为突出的就是在三星堆一号 和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黄金杖和黄金面罩。
        金杖是一柄权杖,不仅是古蜀王王权的象征, 也是神权及经济和社会财富垄断权的象征,是这 个古代王国权力的最高象征物。据《左传》等众多 的古代文献记载,中原王朝夏、商、周至高无上的 统治权力的象征是九鼎,人们因而习惯地把“问鼎 中原”作为窥视政权的代名词,却并无权杖一说。 再考察现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三星堆出土 的这柄权杖,不仅中原王朝既无记载也无发现,而 且在三星堆所在的成都平原,也是绝无仅有的。
        如果从更大的文化范围来考察社会发现,权 杖起源于西亚。古代埃及有大量的权杖出现,到第 四王朝时,埃及权杖变得细长齐肩,且无杖首。三 星堆这柄金杖,其细长的杖形与西亚及埃及这一 时期的权杖非常接近。近东权杖一般要在杖身上 端刻上图案,与三星堆金杖如出一辙。这充分说明 在三星堆出现的金权杖,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进 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古蜀文明吸收西亚 地方性文化形式的具体体现。如果没有南方丝绸 之路,这种吸收是不可思议的。三星堆这柄突如其 来的金杖也是无法解释的。
        黄金面罩,包括同时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群 和青铜神树,与金杖一样,在蜀王国本土和中国的 其他地区都找不到它们的根。这些东西都曾在西 亚大量发现过,且年代略早于三星堆出土的这些 东西的考定年代。以黄金面罩为例,它最早产生于 美索不达米亚,在西亚地区广泛流行,最为着名的 就是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图坦哈蒙王陵内 的殓葬面具。同时西亚的很多艺术创作中都要在 雕像上饰以金箔。黄金面罩在三星堆的出现,也只 能是西亚文明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影响东亚文明的 结果。古蜀国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卓有成就的。
        (2) 自贡恐龙
        一两亿年前,恐龙曾经是地球的主宰,广泛地 分布于地球各地。这种巨型动物为什么会在地质 史上的白垩纪末突然全部灭绝,不留任何刁遗,至 今是科学上的一个不解之谜,引起人们无尽的推 测和遐想。不过,这样一个亚种繁多、数目庞大的 动物物种全部灭绝,不可能不留下一些遗迹,其中 最大的遗迹就是恐龙的骨骼化石,人类正是通过 这些化石来了解这种灭绝了的古生物的。由于恐 龙在地球上分布甚广,世界各地都有恐龙化石的 发现。自贡发现的恐龙化石以其数目大、种类多、 保存完好和埋藏集中而居世界同时期恐龙化石之 冠,独步“龙坛”。
        自贡是一座以井盐和盐化工闻名的小山城, 以自流井和贡井两口着名的盐井而得名。历史上 曾经是我国优质井盐的主产地和井盐技术最发达 的地方。位于四川盆地内富饶的沱江流域中部,距 成都约二百公里。自从在这里发现了恐龙化石群 以后,自贡就更以恐龙闻名于世了。
        自贡的恐龙化石分布之密集,令人惊异。在自 贡境内,经查明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竟有大大小 小五十多处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处,一是在自 贡市近郊的伍家坝;二是市区东北约十一公里的 大山铺。着名的自贡恐龙博物馆就修建在大山铺 恐龙化石群的埋藏现场。
        1974年,考古工作队在伍家坝仅仅一百平方 米的地方,就发掘出土了十多个恐龙的个体材料 和五百多枚恐龙牙齿。十多个恐龙个体材料中,有 五架之多的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分属三个恐龙 类型、其中大型蜥脚类两具,兽脚类一具,剑龙类 两具。当时亚洲尚未出土过完整的剑龙化石,伍家 坝一出土就是两具,而且捎带还出土了其他类型 的恐龙化石三具,一时引起了轰动,学术界对此极 为重视,将这两具伍家坝剑龙骨架化石命名为“多 棘沱江龙”。曾先后到日本、法国等国展出,博得了 众多的好评。自贡市以我国着名的恐龙化石产地 闻名于世,也开始于这两条“多棘沱江龙”的出世。
        大山铺的发掘是从1972年开始的,从70年 代后期到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大山铺发掘了 约两千八百平方米的范围,在厚达四至五米的沙 岩中,经过几次揭露,发现从上层到底层,几乎层 层含有化石。再进一步发掘,考古工作者们发现了 一个壮观的景象:大量的石化了的恐龙骨骼和残 骸重重迭迭堆积在一起,使人不由得想到这简直 是一个巨大的恐龙墓地。考古工作者在这个恐龙 墓地中发掘、整理出一百多个蜥脚类恐龙的个体 材料,其中比较完整的恐龙骨架就有三十多具,还 有一批罕见的恐龙头骨。大山铺出土的恐龙化石 种类繁多,除上述蜥脚类外,还有鸟脚类、剑龙类、 兽脚类等。鸟脚类和剑龙类都分别出土了十多个 个体材料,各有一具完整的骨架;兽脚类虽没有完 整的骨架,但有大量的个体材料。
        大山铺恐龙化石中有不少稀世珍品,在考古 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恐龙的产生、品 种、生活和进化更是无比珍贵的实物材料。这里出 土了我国最早的早期类型翼龙,世界上时代最早 的、比较原始的剑龙和带有一些原始特征的蜥脚 类恐龙。除恐龙化石外,其“副产品”也非常可观, 一批古脊椎动物骨骼和头骨化石以及罕见的中侏 罗世龟类化石、世界上灭绝最晚的两栖迷齿类动 物化石伴随着恐龙化石出土。这些都是今天研究 那个遥远的世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根据地质历史的研究,大山铺埋藏有恐龙化 石的灰绿色长石石英砂岩层,是在四川地区广泛 分布的“下沙溪庙组”,是由河水冲积形成,地质年 代属于中侏罗世。也就是说,这里的这些恐龙生活 在距今约1.6亿年前的中侏罗世或更早的时期。 这是大山铺恐龙化石的最大价值所在。目前世界 各地虽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但很少出土早、中 侏罗世的恐龙化石。大山铺如此大量、多品种、保 存较好的恐龙化石的出土,正好填补了这一近乎 空白的时段,补上了恐龙化石的这一致命的缺失 环节,为研究恐龙演化的这一中间阶段提供了宝 贵的实物资料,也为研究恐龙的起源提供了无比 珍贵的线索。无怪乎大山铺恐龙化石的发掘出土, 要被称为恐龙化石发掘史上的一次重大收获,是 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界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地质史的研究,也揭开了大山铺恐龙化石层 层堆积的原因。巨大的恐龙墓地在中侏罗世时原 来是一块水草丰茂的开阔的滨湖地带。在这里死 亡的恐龙因风平浪静而不至漂走,河水又不断地 从其他地方运来恐龙和其他古动物的尸骸。尸骨 的堆积和泥沙的沉积掩埋在这里交替进行,层层 积淀下来,经过亿万年的地质变迁,终于形成了今 天触目惊心的恐龙墓地。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修建于着名的大山铺恐龙 发掘现场上的专业化恐龙博物馆,这也是它的特 点所在。象这样拥恐龙化石埋藏遗址于馆内的博 物馆,在世界上是屈指可数,在中国则是绝无仅 有。该馆始建于1982年,目标是建成一个研究侏 罗世恐龙的基地。已完工的一期工程占地面积约 二万五千平方米,馆全建筑面积约六千平方米。馆 舍一楼为“大山铺恐龙群窟”的基本陈列,保存有 恐龙化石埋藏遗址一千九百平方米左右,分“埋藏 厅”和“地下室”两部分。其核心是“埋藏厅”的南半 部,这里是已发掘的恐龙化石埋藏地段,多种恐龙 的骨骼错落交织地散布在近水平状延伸的砂岩层 中,是大山铺巨大的恐龙墓地的缩影。另一处重要 的陈列是“装架厅”,这里陈列有头高十米的庞然 大物“天府峨眉龙”。这个厅内陈列的多具恐龙复 原骨架组合和其他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标本,可以 形象地再现大山铺侏罗世以恐龙为主的动物种群 的面貌。
        (3) 悬棺
        在着名的长江三峡中,有一个小峡叫做“兵书 宝剑峡”。因在其临江的绝壁上,悬挂着一柄硕大 的宝剑和一匣兵书而得名。此峡引得历代游人遐 思万千。据科学家们考证,传说的那一匣兵书,匣 子里装的并不是兵书而是尸骨。高高置于绝壁凹 槽中的所谓兵书匣子原来竟是远古死者的棺木。 这就是悬棺,是一种古老的、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 丧葬方式。
        四川地区的悬棺以其分布广泛,时代延续长、 类型丰富复杂和保存完好着称,此诸多方面都在 国内首屈一指。
        四川的悬棺葬主要分布在东起长江三峡,西 到横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内的长江及其支流大宁 河、乌江、綦江、南广河、横江等大小河流沿岸。按 地域分布的不同,可划分为川东峡江、川东南乌江 流域和川南三个区域。
        川东峡江包括奉节、巫山、巫溪三个县。悬棺 星罗棋布于境内长江和大宁河河谷中。具有代表 性的是瞿塘峡盔甲洞和巫溪县荆竹坝。
        荆竹坝位于巫溪县城南二十一公里处的大宁 河畔。这里处于大宁河上游,其支流东溪河西岸山 势陡壁直立,山顶距水面在三百米左右。由于崖壁 的石质为石灰岩,经风雨冲刷和山水的侵蚀,崖壁 中部多内陷,形成狭窄的石槽,当地人称为“黄岩” 或“罩岩”(因内陷可避风雨)。悬棺就分布于这些 石槽内的石墩上,排列密集、首尾相接。其排列规 律是以偶数为组放置,以两棺一组为最多见。
        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有一个引人遐思的特点, 那就是凡是在长江三峡段支流上发现的悬棺,只 要能辨别其尸首的头部朝向者,无一例外地都朝 向下游。研究者对此的解释是,制造这些悬棺的民 族,系由长江向其支流迁徙而来。这种奇怪的头朝 下游表现了死者对故乡的怀念。
        川东南乌江流域的悬棺葬分布于黔江市和彭 水、秀山和南川县的乌江河谷中,以彭水县和黔江 市最为集中。
        这一地区的悬棺葬没有经过科学的发掘和清 理,只有一些零星的发现。但也可大体窥见其面 貌。悬棺多利用距水面二十至八十米的崖壁上的 天然洞穴和凹陷石台放置,少数洞穴有人工修整 过的痕迹。棺木有木柜形和木碓形的两种。木柜形 棺木形似普通使用的木柜,内分若干个格子,格子 内分装人头骨和随葬品,带有明显的二次葬痕迹。 因形状特殊且引人注目,当地人称放置了这种悬 棺的石岩为“柜子岩”或“箱子岩”。木碓形棺木形 似当地农民用来舂米的木碓,用整根木头凿制而 成,其长度在二米以上。考古学家推测,这应该属 于一次葬。
        川南地区不仅是四川,也是我国发现悬棺数 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悬棺主要分布于高 县、珙县、兴文、长宁和筠连等县境内。最具有代表 性的是珙县麻塘坝的“僰人悬棺”。
        麻塘坝距珙县的洛表镇约二点五公里。在一 片宽三百米、长五千米的平坝中间,一条小溪南北 向流过。平坝的东西两侧都是险峻的悬崖绝壁,僰 人悬棺就在这陡峭的绝壁上。
        川南悬棺的四种放置方式在麻塘坝应有尽 有。有置于天然岩洞中的、也有置于天生的岩石墩 上的,还有置于在悬崖上人工开凿的横龛或直穴 内的。最有特色,也是数量最多、随处可见的是第 四种方式,这是“正宗”的“悬”棺,给人以悬挂空 中,摇摇欲坠的感觉。这就是在悬崖上并排凿孔, 钉入木桩,棺木就放在这并排的两三根木桩上。人 如果站在悬崖下仰视,棺底赫然在目,整个棺木如 同挂在悬崖上一般,使人惊心动魄。无怪乎当地人 将其形象地称为“挂岩子”。
        这种悬棺以单棺独放为最多见,即一组木桩 上放一具棺木。但兴文县境内却多见一组木桩平 托两具棺木的情况。考古学家推测,似乎是夫妻合 葬墓。
        经学术界认真细致的研究,确认这些悬棺最 晚不超过明代中期,最早为宋代。
        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三大区域的 悬棺葬,以川东峡江地区年代最早,为战国到西汉 时期;川南地区最晚,为宋以后至明朝时期,即悬 棺葬的消亡时期;川东南则上承峡江、下启川南, 是一个过渡时期。三个区域具有共同的四川特色 和文化内涵,是一个顺着历史的长河依次展开的 有机整体。岩画就是这些地区悬棺葬的共同特色 之一。这几个地区的悬棺大都伴有岩画,画与棺共 存一壁,使画成为悬棺葬俗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千姿百态的形象反映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以及送 葬者的良好祝愿,内容以人、马为主。
        考古学家考察了国内比四川地区时代更早的 悬棺葬,如福建省崇安县的武夷山(其年代为商周 之际)和江西贵溪县(其年代为春秋战国时期),发 现四川地区的悬棺葬虽然时间相对较晚,但与福 建和江西的悬棺葬并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最迟在清代中叶,悬棺葬这种葬俗已不再存 在。原来实行过悬棺葬的民族在留下无数具“高高 在上”的悬棺之后已悄然消失、无踪无影了。
        经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和清理,考古学家进行 了细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悬棺不是汉族 的墓葬,也不是远古生活在川东、川南地区的巴人 的墓葬,而是曾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的 墓葬。考诸历史,曾经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 在远古为百濮民族,以后百濮民族系统分化为僚、 蛮等民族。僚人生活在今川东和川东南一带,唐时 为着名的“五溪蛮”的一部分;生活在川南珙县一 带的是僰人,西汉王朝曾在今宜宾置“僰道”进行 管理。历史学家认为,僰与僚系同族异名,出自远 古的百濮,僰即濮,也即僚(魏晋以后称僚)。不言 而喻,悬棺中装的是僰—僚民族的先民。俗称川南 悬棺为“僰人悬棺”并没有错,只是不够全面而已。 僰人还以“僚”的族名在川东峡江和川东南乌江制 造了更多的悬棺。整个四川地区的悬棺因而都可 称为“僰人悬棺”。
        明朝时,苗族从湘西大量向川东、川东南地区 迁徙,征服了当地的僰—僚民族,一部分僰僚民族 被苗族融合。明时川东、川东南及川南的僰—僚民 族被称为“都掌蛮”,因不满明政府的压迫,多次起 兵反明。《明史》记载了明朝政府对都掌人的数次 血腥镇压。仅万历年间四川巡抚曾省吾、总兵刘显 的一次重兵围剿,就号称擒获都掌人首领三十六 人,杀死和俘虏都掌人四千六百人。在数次残酷镇 压下,内有苗族征服和融合威胁的都掌人几乎被 赶尽杀绝。僰人就此从历史上消失,只留下无数的 悬棺诉说着他们曾经在历史上的存在。
        僰人之采用悬棺葬这种奇怪的丧葬方式,与 他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僰人可以说是一个水 生民族,水是他们生命的象征。悬棺无一例外都是 面江临水,这种傍水而葬的丧葬方式在僰人看来 是最理想的。甚至有记载说僰人都希望悬棺早日 坠落下来,掉入水中,以先坠为吉利。
        僰人用悬棺埋葬死者还有道教的影响。众所 周知,四川既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又是道教最为 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有证据表明,四川的诸多少 数民族包括僰(僚)人都曾参与道教天师道的创 立,并受到道教关于死后飞升成仙的观念的影响。 死后将尸体高高地置于半空中,不但离天更近一 些,而且这种放置本身就意味着“升天”。这种心理 在悬棺葬的丧礼如“闹尸”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人 们通霄狂欢以庆祝死者灵魂飞升。
        悬棺葬也有避腐防盗(墓)的实用因素。悬棺 置于高高的悬崖半腰,下临河水,要想盗掘几乎不 可能。而且悬棺置于既可遮风避雨又有充足阳光 照射的崖壁上,于尸体防腐十分有利。
        (4) 汉画像砖
        汉画像砖是指从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用来装 饰墓壁的、绘有画像的墓砖。迄今只在四川地区有 发现。
        据统计,目前四川地区已知道的汉画像砖出 土总数已达到了四千多方。主要出土于以成都平 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的东汉晚期的墓内。具体位 置一般是镶嵌在墓室或者墓道两壁半腰的地方, 也有的在墓室的后壁上。一座墓中出土的数量从 几方到几十方不等,多数只有几方。
        汉画像砖是用泥坯烧制而成的。其画像是预 先刻制在砖模上,经烧制后,画像与砖体浑然一 体,故能在地下埋藏千年之久而不至湮灭。有的画 像砖上的画像上还涂有彩色。其方法是先在烧好 的画像砖有画像的一面涂上一层白粉为底,然后 涂上各种与画面有机配合的颜色。颇有些集雕塑 和绘画于一体的艺术水平。
        汉画像砖以其出土的地域不同而呈现几种规 格。出土于成都平原中心地区的汉画像砖为方形, 长从四十到五十厘米不等,高也从三十到四十厘 米不等;出土于成都平原边缘地区的汉画像砖多 为长方形,其规格为长四十余厘米,高二十余厘 米;出土于成都平原边远的丘陵地区的汉画像砖 则呈长条形,长一般是十至四十厘米,也有长达六 十多厘米的,高为六至十厘米左右。
        汉画像砖一般是一砖一画,即一匹砖上有一 幅画像。但方形画像砖中有一砖数画的现象,即一 匹砖上有几种不同内容的画面。方形画像砖一般 画像内容都比较丰富多彩,而且其画面也较其他 两种为大。
        汉画像砖全面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 貌。由于采用的是画像的方式,它比任何文字记述 都要准确和生动。一幅幅生活百态图给我们形象 地勾勒出汉代社会生活的全貌,具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
        根据现有的材料,考古学家将汉画像砖的内 容进行了分类整理,将其分为了六个大类(据霍 巍、黄伟着《四川丧葬文化》)。第一类是政治生活 画面,反映汉代的政治制度。具体内容包括官吏考 绩、寺门击鼓、阙前迎谒、习射和官吏出行等。第二 类是劳动生产,反映汉代农业和手工业状况,具体 内容包括薅秧农作、播种收获、采莲、采芋、采桑、 酿酒、制盐等。第三类是市井商业交通,具体包括 市井风貌、车马、双阙、庭院、酒肆等。第四类是社 会习俗,包括宴饮、六博、斗鸡、养老、传经、赈济 等。第五类是舞乐百戏,画有盘舞、长袖舞、巾舞、舞、排箫、琴瑟和叠案、跳丸、飞剑、顶瓶、弄环 等。第六类是神话传说,包括西王母、伏羲女娲、羽 人、日月星辰、龙车、仙人六博、仙人骑鹿等。
        这六大类的画面内容,几乎包括了汉代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但有现实的社会生活,而且还 有精神生活中虚幻的神话传说,可谓面面俱到。汉 画像砖反映社会生活之全面,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