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化遗址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十五华里 的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约三 百多万平方米,包括居住址和墓地两部分,内涵极 其丰富。“在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陶寺遗址是已 知规模最大的一处,非一般氏族聚落可比拟。而其 庞大的墓葬群,尤属前所未有的发现。”(田昌五主 编《华夏文明》第1集)陶寺文化的历史年代,约在 公元前二十五六世纪至公元前二十世纪,也就是 距今四千四五百年至三千九百年间,经历了五六 百年的发展。可分早、中、晚三期,每期估计为一百 五十年至二百年上下。这个文化年代,大体相当于 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 起源及其向前推进的初期阶段。古史记载的“尧治 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都属于晋南地区,而 从历史年代和地理位置看,陶寺遗址有可能就是 帝尧陶唐氏的文化遗址之一,或者说帝尧陶唐氏 的统治基地。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 地汾河、浍河流域之间崇山周围平原上,还曾发现 多处与陶寺文化性质相似的遗址,如曲沃方城、东 许遗址等,面积都在一百万平方米以上。不仅如 此,据目前所知,“在北起临汾,南至侯马,东起翼 城、绛县,西至河津的范围内,沿汾河和浍河两岸, 已发现陶寺类型遗址七千处。尤以崇山周围一带 遗址为密集,大型遗址也比较多”(同上书)。这说 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以崇山周围 汾、浍三角洲地带为中心的山西晋南地区,曾经有 过长达五六百年的文化繁荣期,它直接孕育和诞 生了中国古代文明,由此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总 根系的“直根”。所以,陶寺文化对于探索中国古代 文明起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总起来可 以这样说:陶寺文化的遗物和遗迹,特别是前所未 有的庞大墓葬群,对于复原我国古代阶级和国家 产生的历史,再现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历程,提供 了富有说服力的文物依据和典型例证。以下分四 个方面谈谈陶寺文化的主要内涵和它所反映的社 会面貌。
        (1) 原始农业高度发展
        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原始农业生产在 当时获得了高度发展,陶寺先民过着长期稳定的 农业定居生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 阶段,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到了陶寺文 化时期,农业生产又获得新的更大的进步。主要表 现在:其一,农业生产工具更加完备成套。既有石 制的刀、铲、斧、锛、研磨盘和磨锤,又有骨制的刀、 铲和蚌刀,还有木制的耒、耜之类。其中,用作砍伐 树木的石斧和耕垦土地的石铲都已配套成组,说 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其二, 已经掌握了凿井技术,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凿井 经验。遗址中发现了四、五眼水井,最大井深十三 米以上,近底部都有用条木叠垒起来的护壁木构, 以防止井壁坍塌,类似于后来的井圈。水井是我国 古代农业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它不但可供人们 饮用水、烧陶用水,而且是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 同时也是古代所谓“处商必市井”(《管子·小匡》) 的历史先河。因此,陶寺文化中成熟的凿井技术, 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其三,发明了储存谷物 的粮仓。陶寺墓地中发现木制的“仓形器”模型,为 一圆柱体,上有蘑菇形盖顶,周围凹进三个拱形顶 小洞,整个形状近似秦汉墓中出土的攒顶陶仓,显 然是陶寺人的粮仓模型。这说明,随着农业生产的 高度发展,粮食已经有了大量剩余。其四,建造起 了长期定居的房屋。陶寺居住遗址中发现大量的 小型房基,有地面上起建、半地穴式和窑洞式三种 类型,室内地面和墙裙多用石灰涂抹,以增强防潮 力和室内亮度。还发现一座类似现代的石灰窑。这 不但是当时农业定居生活的写照,也说明已经有 了较高水平的建筑业技术。总之,陶寺先民创造了 高度发达的原始农业和高度繁荣的农耕文化,这 是他们能够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基 础。
        (2) 原始畜牧业勃勃兴起
        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养猪为主的家畜 (禽)饲养业也普遍发展了起来。进入新石器时代 后,古人类已比较普遍地饲养了家畜和家禽。首先 出现的一批家畜(禽)是猪、狗、鸡和牛。猪和狗在 北方地区为最常见、最重要的家畜,尤其是家猪, 在经济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养猪业愈到后期愈 加发展。这一点,在陶寺文化中表现得很是典型。 如墓葬中出土的家畜骨骼化石,猪骨数量最大,有 的拿整猪作为随葬品,也有的是猪下颌,多者可达 数十付,此外还有牛、羊、狗等家畜。说明畜牧业在 当时有了很大的发展,养猪业尤其普遍和重要。
        (3) 原始手工业进一步繁荣
        在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原始手 工业也进一步繁荣起来,已经构成独立的社会生 产部门。在当时,不仅有了相当进步的制陶、制骨、 制石和原始纺织等手工工艺,还出现了木工、彩绘 髹漆和玉、石镶嵌等新型手工工艺,表明手工业生 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了社会生产 的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 的手工业生产,已不仅是为满足本氏族成员的生 活需要,而是具有了商品生产的性质,甚至已不再 限于家庭副业的规模,它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 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剩 余劳动力,才有可能投入专业化的手工业生产。更 引人注目的是,有些迹象表明,在当时的手工业生 产中,尤其是木工作业中,显然已经使用了金属工 具。因为,倘若没有格外锋利的金属凿子,很难想 象能做出那样棱角分明的卯眼。那末,陶寺文化时 期有没有出现铜器和冶铜技术呢? 这是人们长期 关注的问题。现在事实证明,陶寺遗址已经出现铜 器,陶寺先民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如1983年在 一座规模不大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铃形小型铜 器,长6.3厘米,高2.7厘米,壁厚0.3厘米,属于 红铜制造器,含铜量为97.8%。这件铜器的发现, 为探讨中国早期铜器的冶铸,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证据,它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历史前奏。
        (4) 阶级和国家已经形成
        从陶寺墓地的遗物和遗迹可以看出,陶寺先 民已经分裂为穷人和富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 绝对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说明在陶寺文化 时期,阶级已经产生,国家已经形成。
        陶寺遗址已发掘出一千余座墓葬,按其规格、 品位可分作大、中、小三种类型;从数量看,大型墓 最少,小型墓最多,中型墓居中。三种类型的墓葬, 反映出严格的等级制度,而且,每一类型的墓葬又 存在着若干等级。这种等级悬殊的状况,显然是由 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及其对财产的占有关系所决 定的。其中,大型墓葬穴宽阔,葬具皆用木棺,棺底 铺垫硃砂,随葬品极为丰富精致。墓主均系男性, 生前显然是特权阶层的部落首领或奴隶主贵族。 中型墓的规格品位次于大型墓。墓主有男性,其生 前也应是贵族特权人物;也有女性,对称分布于大 型墓的左、右两侧,并有精美的装饰品随葬,说明 她们生前是大墓墓主的妻妾。小型墓墓坑窄狭,仅 能容尸,埋葬极浅,以至有的骨架被后来的地表层 破坏殆尽,多无木质葬具,有的是用帘泊卷尸,几 乎没有随葬品。由此可见,陶寺墓地正如同一座由 若干等级台阶构成的金字塔,塔的最底层是占人 口绝大多数但却一贫如洗的穷人,有的或许就是 奴隶;处于塔尖位置的少数特权人物,其死后宽阔 的墓穴,讲究的葬具和丰富精致的随葬品,显示了 他们生前的富有和威势。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型墓和某些中型墓中 还有礼器、乐器、兵器和蟠龙图案这样的随葬品, 这更是国家政权已经形成的实物象征。在我国古 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 年》),宗教祭祀与军事活动,是古代国家二位一体 的头等大事。所以,用作祭祀的礼器、乐器和用作 戎事的兵器,都是王权的象征;龙,不仅是华夏民 族崇拜的神物,而且更是“王权”和“天威”的一种 标记。墓葬中发现的礼器有玉瑗、玉琮和玉钺。据 说,古人拿圆形的瑷来祭祀天,拿方形的琮来祭祀 地,象征着宇宙空间“天圆地方”的观念,作为随葬 品,显示了墓主生前的权贵身份和主宰地位。钺, 本来属于兵器,但随着国家的出现,钺也演变为统 治者举行仪仗活动的礼器了。所以,陶寺墓中的玉 钺,刃部很钝,不见使用痕迹,显然不是兵器而是 礼器了。墓葬中发现的乐器有特磬、鼍鼓。特磬是 宴乐、祭祀之器,击磬歌舞,不仅是统治者的享乐, 更是权力的象征;鼍鼓属于王室乐器,是通神之 器,同样象征着统治者的威势和权力。重要的是, 特磬和鼍鼓这两种王室重器,随葬于同一大型墓 中,更足以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国家政权,出现了 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统治阶层。墓葬中发现的兵 器有大量成束成组的石䃚和蚌镞。在旧石器时代,䃚和弓箭曾经是带有革命性的狩猎工具,到陶寺 文化时期,便发展成为锐利的兵器了。说明墓主生 前可能是有特殊地位的武士。武士阶层的出现,也 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此外,在一座大型墓中还 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在古代文献中,龙与夏民 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据说,到大禹时代,终于形成 了一个以龙为图腾的夏民族,大禹作为夏民族的 首领,被看作是龙的化身和夏民族的保护神,受到 人们崇拜。所以,中国自古是以龙为象征的国家。 陶寺大墓中以蟠龙图案作随葬品,其墓主生前的 特殊身份和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之,陶寺遗址中等级悬殊的墓葬群,为我们 描绘出了一幅鲜明的阶级图画,它对于复原我国 古代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历史,再现我国古代文明 起源的历程,是以往某些零星材料所无法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