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汉时期的汉越人民交往
        岭南在回归汉王朝之前,汉越人民的正常交 往受到一定的限制。除了秦初进入岭南的数十万 军人和被发配岭南的“罪人”外,在整个南越王国 时期,中原汉人移居岭南的数量极少。以至岭南的 人口增长速度缓慢,文化的转型速度亦因中原首 批移民的老化而受到较大的局限。南越王国覆亡 后,岭南重归西汉王朝统一政权,人为的南北隔阻 虽已逐渐消除,但天然屏障五岭的阻隔仍未有大 的改善。中原汉人与南越人的交往通好,只能说是 有了一种正常的社会保障和气氛,还不能说是频 密而活跃的。中原人对岭南这片“蛮荒”之地,还缺 乏认识,亦无好感,更不敢贸然移居岭南。在这一 时期进入岭南的中原汉人,多为求利心切的商人。 他们为图厚利,甘冒风险,但也只是来往贩运货物 的匆匆过客。岭南仍是罪官犯人流刑中生存条件 最恶劣的流放地,除了派任的各级官员及戍边的 士卒之外,就只有被流放的罪官及犯人,较有可能 在岭南安家落户。如汉哀帝时关内侯张由,汉平帝 时中山靖王后裔卫氏,因获罪而先后全家被流放 合浦,他们的后代便因此而长作岭南人。当然,也 有例外的。如青州军人黄万定,随马援南征,后举 家留在合浦,与越人通婚交好,后来还成为当地越 人的首领。然而毕竟还是极少数。
        只有当中原战乱不息,人们生命财产得不到 保障,不得不四处逃亡的时候,才会有难民被迫跨 越险峻的五岭,大量进入岭南。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统治阶级与农民的对立 矛盾终于激化为“绿林”、“赤眉”的农民起义,天下 扰攘,战灾连绵,遍及陕西、河南、山东、湖北。绿林 军先攻入长安京城,杀死王莽,推翻了新莽王朝。 接着赤眉军又从山东攻入为绿林军占领的长安。 刘秀乘机攻灭赤眉军。这次中原大乱,从公元8年 延续至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后才基 本平息。在这长达17年的战乱中,不仅使一些中 原世家望族举家辗转迁至岭南落籍,而且迫使大 批平民向岭南涌去。据公元140年(东汉顺帝永和 五年)一次南海郡的统计,人口已达250262人,比 公元前2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的94253人,增 加了15万人,增幅达166%左右。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黄巾农民起义又被镇 压,造成了比西汉末年范围更广,时间更长的战 乱,向岭南逃亡的中原人数量更多,且留下了至今 仍极有价值的遗物。1988年6月,广东三水县金 木镇发现一座古墓,经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及考 古专家鉴定,确认是距今1900年左右东汉前期的 古墓。出土的文物被定为“三竹文物”。虽说是东汉 前期的遗址及文物,但足已证明,比西汉初期的器 物进步得多。“三竹文物”出土共33种51件,实用 器物及冥器(多为微型复制品)各占一半。冥器中 有栩栩如生的牛羊犬豕鸡鸭,陶制房舍;实用器物 中有瓢勺、足鼎、簋、温酒器、薰香炉、石黛砚。还有 广东出土文物中极罕见的陶制托灯俑。俑为下跪 姿势,躯体魁伟,双手托着头顶的灯钵,神情恭顺, 目不邪视。更令人惊异的是,墓内还有一个舂米陶 臼,竟然和现时广东山区农民所用的实物一模一 样,而时光已在历史的轨道上行进了1900年!
        “三竹文物”虽尚有待继续发掘整理研究,但 由此也可说明,过去蛮荒的珠江三角洲,在东汉时 已经有中原移民落籍,生产力有了显着的发展。也 意味着岭南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真 正的大发展,还有待两晋移民高潮的到来。
        (2)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高潮
        西晋后期,先有统治集团司马氏的“八王之 乱”(公元291—307);后有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的 大举入侵,攻占洛阳、长安,俘虏了晋怀帝和他的 嗣君晋愍帝,公元316年,西晋亡。长期的、持续不 断的社会动乱,弄得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越来越 严重的天灾战祸,使中原出现了大面积的严重饥 荒。《晋书·孝愍帝纪》说是“人相食,死者太半”。 上至“衣冠望族”,下至平民百姓,只好纷纷携家带 口,逃向南方,希望能找到一块足以安居乐业的净 土。他们最终都跨越五岭天险,落户岭南,由此出 现了历史上空前的一次中原人逃奔岭南的移民高 潮。
        近年在广东省广州、韶关等地发现的一些西 晋遗址、墓穴,都留有当时移民情景的物证。其中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刻着“永嘉世,九州荒,如 广州,平且康”一类歌谣的晋代砖刻。公元307年 至313年(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元年至七年),距 西晋灭亡的公元316年仅十多年),中原大地已处 于国破家亡的凄惨境况。公元317年,西晋王室也 被迫仓惶渡过长江,偏安建康(今南京),元帝司马 睿登位,在失去长江以北大片国土之后,建立了风 雨飘摇的东晋王朝。名义上虽也勉强维持了百年 的统治,但实际上是在北方“五胡十六国”的争霸 兴亡中苟延残喘。只有大批失去家园,无以为生的 中原贵族和更多的平民百姓,继续越过五岭,在无 战争灾祸、和平富足的岭南,找到了理想的安居之 所。
        两晋时迁移岭南的中原移民潮的一个最大的 特点是“衣冠望族”的大批落籍岭南。清道光年间 编纂的《广东通志》便说到:“东晋南朝,衣冠望族 向南而迁,占籍各郡”。所谓“衣冠望族”,是自魏晋 以来形成的上层贵族阶层的士族地主官僚集团。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直接参与两晋统治集团的 世袭仕宦大族,财雄势大,地位显赫,在地方上,尤 其是在其家乡,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衣冠望族 因避战祸而被迫举族(家)南迁,却还是保持着一 种贵族的威势和气派,因此在不少历史文献中多 有记载。如正史《晋书·元帝纪》就记述了当时南 迁的衣冠望族,原来定居和拥有势力影响的范围 极广,遍布于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广 大中原地区。各地的衣冠望族纷纷举族南迁,竟成 了当时逃亡潮中的一大景观。马端临着《文献通考 ·舆地考》说:“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后,帝 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明朝嘉靖年间编纂 的《广东通志》也转引《广交记》衣冠望族“多流入 广州”的记载。现在岭南地区民间保存的一些族 谱、家谱,更详细地记录着先祖从中原南迁的曲折 过程和所走的路线。在岭南各地发现的晋代墓葬 和文物遗址中,也多数保留着衣冠望族迁入岭南 定居的实物。
        多数衣冠望族迁入岭南后,仍能保持家族的 完整,并按照原来的生活、生产方式、习惯,以家族 为核心,聚族而居,开荒辟地,重创家园,重振声 威,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了定居地的大族, “占籍各郡”,左右着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命运。如刘宋时广东徐闻县着名大户望族阮谦之, 他的祖父就是东晋时河南陈留的仕官望族,举家 迁入岭南徐闻定居后,不过数十年,便成为徐闻县 远近闻名、举足轻重的豪绅大户。
        正是这些衣冠望族大批进入岭南,以其人多 势众,财力充裕,高素质的文化素养,形成了强劲 的中原文化优势,有力地冲击着正在嬗变中的岭 南文化,促其不断再生,继续发展。
        这次移民高潮,以两晋为高峰,其强大的余波 一直延续到南朝末年,始终未完全停歇。从公元 307年至587年(西晋永嘉元年至隋开皇七年)近 300年的分裂动荡时期内,不断进入岭南的中原 移民,是岭南社会面貌迅速改观的强大动力,是岭 南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 期。
        (3) 岭南文化趋向汉化的嬗变
        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原虽处于长期分裂局面, 但是在长江以南,不论政权如何更迭,却始终保持 着相对的稳定。由于中原汉族人民的大批南迁,自 汉以来形成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力地支持了偏安 江南的东晋、宋、齐、梁、陈等王朝的统治地位。岭 南经过两汉长达200多年的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 文治教化,并在中央政府直接派驻的汉族各级官 员的强有力控制下,南越族人不断地感受到汉文 化的优越性所产生的种种实惠。岭南本土文化中 的务实性,使南越族人向汉文化认同和接受的趋 向正在日益加强。因而对于两晋以后的中原移民 高潮,大都表现出一种理解和接受的亲切友好态 度。这正是汉民族及其先进文化强大的亲和力和 凝聚力作用的结果。
        经过两汉的长期开发,正需要借助更强大的 动力以实现进一步腾飞的岭南,恰好得到中原移 民这一强大的文化动力。于是,社会面貌、人民文 化素质、汉越民族的融合、岭南文化趋向汉化的嬗 变等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正面效应。
        郡县制的日益健全,郡县数量的不断增加,封 建王朝政令日渐扩展和深入到僻居溪峒的南越族 众多部落,是这次移民高潮的显着影响之一。这对 于加强岭南遍及深山丛莽的众多越族部落的控 制,改变互不相交,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现状,建 立和组织有效的社会生活,利于汉化,是有积极的 保证作用的。
        岭南郡县编制的增设,在三国时代便已是一 项重要的措施。孙吴在江东称王,为巩固后方,很 注意岭南的开发。孙权为此曾派得力亲信步骘出 任交州刺史,专门负责经略岭南。步骘积极稳定南 越族人,扩建岭南重镇番禺,并于公元217年将交 州州治首府,从广信(今广西梧州)迁至番禺,作为 百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元264年,又将交 州九郡一分为二: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设广 州建制,以番禺为广州州治首府;交阯、九真、日 南、儋耳、珠崖,仍为交州建制。为加强和严密岭南 郡县制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西晋时期,中原人对南越族人改称为“俚人”。 西晋王朝为了有效地控制“俚人”,便对各部落的 渠帅(首领)实行羁縻政策,以封官赐爵来达到以 俚治俚的目的。为了有足够的郡县空缺来安置俚 人渠帅,便将原来州郡县辖地缩小,增设一批新建 州郡县。东吴时岭南只有交、广二州,辖九郡。西晋 时却增为十一个州。但自两晋中原移民高潮到来 之后,岭南人口迅猛增长,增设新的州、郡、县,已 不完全是为了安置俚人渠帅的官职,而是为了更 好地加强地方行政的管理。以南海郡为例,因为是 移民大量进入的首选之地,人口增长最快、密度最 高,于是增设东莞、义安(今潮州)两郡。到南朝时 期,广东西部及与广西交接地区,人口亦明显增 多,且又是俚人聚居之地,为安置中原移民,使汉 俚和睦相处,又先后设立“左郡”、“左县”(即是副 郡、副县)。刘宋时便已增设左县七个,齐朝增左郡 二十个,左县五十五个,在交广两州之间增设越 州,把广东西部的高凉郡升格为高州。州、郡、县的 增设,使统辖地域缩小,更有利于行政官员的有效 管理,尤其是在对俚人改造为编户编民的户籍管 理得以真正贯彻实施,促使封建郡县制进一步健 全和严密。大量移民无序涌入的混乱状态得到及 时的安置与整顿,社会生活秩序因而日趋稳定,有 利于促进生产,活跃经济。从民族关系上说,对汉 越民族和睦共处,加速融合,也有了有力的制度保 证。而这正是岭南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必不可少 的政治文化因素。
        这次移民高潮,使岭南的物质文化取得长足 的进步,这是中原先进文化强力冲击下的显着影 响之二。
        岭南在两晋南北朝期间,终于结束了长期以 来主要依赖中原供应铁器工具的状况,建立了完 全属于岭南本土的冶铁铸造业。由于大批富有经 验的冶铁技术工匠和铁匠流入岭南,使岭南得以 依靠本地发现的铁矿从事冶炼铸造,打制出各种 优质农具和各种手工业工具。这就为大规模开发 耕地,发展农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据1985年广 东博物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共同编辑出版的 《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的记载和研究结果,证实 东晋南朝出土的墓内陪葬冥器中,铁制品数量大 大增加,器物的体形也由两汉时的小型变为以大 型为主。如1981年广东梅县出土的一批墓内铁 器,便有36厘米高、29.5厘米口径的铁鼎,有19 厘米高,24.2厘米口径的铁釜。大量出土实物,显 示了当时岭南铁器的冶炼技术,已有了相当的水 平,使用的范围亦已遍及较为落后偏远的地区。
        冶铁业的独立,保证了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 优质工具;中原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水利排灌 技术,更使岭南农耕业如虎添翼。据已出土的一批 文物显示,两晋墓葬中不少都有特制的陶质农耕 主题的模型冥器,制作精细,形象生动,生活气息 浓郁。如广东韶关地区出土的两晋时期墓葬陶质 农耕模型冥器,整个构图形象为农民耕作的场景; 一人使牛犁地,另一人使牛耙地;耙口有六枚长 齿;田边有一用于排灌水的漏斗型水利设备。这些 出土模型,显示了岭南开始步入水稻种植的一次 技术革命的新阶段,确立了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较 为稳定的经济基础,从而为精神文化的发育,提供 了较雄厚的物质保证。
        中原移民对岭南文化强大冲击的显着影响之 三,便是南越族人的汉化。
        南越族人在长达三个世纪的中原移民冲击 下,原来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家庭生 活、道德伦理观念等属于岭南本土文化的内涵,都 在日显淡化,这是多数历史文献都有所记述及评 议的。正如明朝嘉靖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 所说:“自汉末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 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 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这里 所说的,就是南越族人及南越文化的明显淡化,而 且日趋汉化的事实。南越族人的封建大一统的正 统国家观念亦已开始确立。“俚人”为促进民族团 结和民族融合,确保封建正统王朝的大一统,是作 出过巨大贡献的。至今仍为岭南人传颂的俚族首 领冼夫人反对分裂,力促祖国统一的动人事迹,堪 称典范。
        《隋书·谯国夫人传》对冼夫人(公元522— 602)的一生事迹,记载极为详尽。冼夫人出生于梁 武帝普通三年,是当时高州(原高凉郡)越族(当时 称为“俚”)冼氏首领的女儿。她一生跨越梁、陈、隋 三个朝代。因冼氏世代都是当地越族首领,拥有部 落十余万家,在当地(广东西部、西南部及海南岛) 越人中有崇高威望。冼夫人“幼贤明,多谋略”,成 年后,继承父亲的首领地位,深得越人敬仰信赖。 她既能致力于越族部落之间的和睦团结,又能引 导越人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服从政府法令,与汉人 友好相处。冼夫人因此声威远播,不仅得到高州越 族各部落十多万家的忠诚拥护,甚至历来不服汉 化,动辄发动叛乱的海南岛俚人(即后来的黎族), 也有1000多峒(部落村寨)因仰慕冼夫人而自愿 归附。
        公元535年(梁武帝大同元年),冼夫人与罗 州刺史冯融(汉族)之子冯宝结婚。这一婚姻的缔 结,对汉越两族人民的融合,稳定岭南西南部地 区,避免岭南在动乱中的分裂,具有极大的作用。 从梁、陈到隋,冼夫人在丈夫冯宝去世、儿子冯仆 年纪尚幼的困难情况下,多次依靠广大越族人民, 粉碎某些岭南汉族官员阴谋分裂割据的武装叛 乱。公元589年,隋灭陈之后,岭南一度失去控制。 一些俚人大部落和广东西部、广西东部、海南的部 分州郡行政官员,便推尊冼夫人为圣母,主持岭南 政局。冼夫人当仁不让,不负众望,依靠自己的威 望和政治才能,保境安民,稳定了岭南局势。当隋 文帝派遣专使安抚岭南时,冼夫人积极配合,派孙 冯魂率领部卒亲迎隋文帝专使进驻广州,并迅速 平定番禺越人王仲宣的叛乱。事后冼夫人亲自护 卫隋朝使者巡抚岭南各州郡,使各地豪强纷纷接 纳封号,归顺隋朝。终于不费兵刃,使岭南顺利复 归统一于隋朝中央政权。
        隋文帝为表彰冼夫人的卓着功勋,册封她为 谯国夫人,设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吏以下官属,授 与她调发六州兵马的军权。冼夫人在去世前一年, 还不顾年老,不辞劳苦,以79岁高龄,渡海亲临海 南岛招抚平息了一次俚人的叛乱。隋文帝因此而 赐给冼夫人临振县(今海南省临高县)1500户为 封地。公元602年(隋文帝仁寿二年),冼夫人病 逝,享年80岁,谥为敬诚夫人,立祠奉祀。后来,在 冼夫人生前活动过的广东西部、西南部各地,人们 纷纷为冼夫人立祠奉祀,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