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籍》记载,围棋是我国一项古老的文化体育活动,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博物志》说:“尧造围棋,丹朱善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疏记载:“棋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上述这些记载可见围棋的起源情况。
        古代围棋与现代围棋一脉相承,在着法上没有大的出入,只是在棋局上稍有差别。唐代以前的棋局纵横各17道,共289个交叉点,白黑棋子各150枚。而现代棋局纵横各19道,共361个交叉点,白黑棋子也相应增加为180枚。由此可见,围棋的最后定型是在唐代。
        我国围棋早在唐代就已流传到了日本,后来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也广为流传,形成了一股围棋热,于是出现了许多弈林高手。我国古代把那些弈技高超绝伦者称之谓“棋圣”。
        圣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本是出类拔萃之人。例如“诗圣”杜甫,“书圣”王羲之等,都是足以称得上众望所归、世代流芳的人物。棋圣称号也无例外,始见于两晋时代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一书:“棋之无比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于今有棋圣之名焉。”《三国志》中《吴书》曾记载严子卿的事迹:“严武字子卿……围棋莫与之辈。”
        三国两晋之后,棋圣之名不再有人提起,直到我国古代围棋的盛世——清代初期,棋圣之称又重现于世。如清朝国手黄龙士、范西屏就获有棋圣之名。
        先是康熙年间的著名学者阎若璩,把清初最负盛名的国手黄龙士尊为“棋圣”,其地位和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学者并列,可见黄龙士在当时所受推崇的程度。
        其后,钱保塘在《范施十局》一书序言中,又推崇乾隆时代的两大国手范西屏和施襄夏说:“若(范、施)两先生者,真无愧棋圣之名。”
        到后来出《海昌二妙集》(范施的选集)时,“年谱”的作者更进而把施、范和几千年封建社会最推崇的周公和孔夫子相比,认为“若范、施二先生于弈,犹人伦之有周、孔乎!”
        黄龙士、施襄夏、范西屏三人的“棋圣”地位得到了后世棋手的公认。
        我国古代,棋圣之下,又根据棋手弈技的高低,分为不同的等级,主要分九等,称为“九品”,从一到九分别为:八神、坐照、具体、通幽、用智、小巧、斗力、若愚、守拙。现代围棋名手分为九段,就是从“九品”演化发展而来的。
        围棋着法千变万化,棋苑名手经常切磋棋技,总结实战经验,并用图和文字将棋局和各种着法记载下来,于是棋谱便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围棋谱比较好的要数《隋书·经籍志》所载《棋势》、《棋图》等书,可惜,这些古书棋谱已亡佚。其后,北宋有张拟编撰的《忘忧清乐集》,元朝有严德甫、晏天章合辑的《玄玄棋经》,明朝有王思任撰写的《弈律》等。《棋经十三篇》完全依照《孙子兵法》的体系,分篇论述围棋中的战略战术及棋中术语要义,有文无图,是纯粹理论性的棋书。《弈律》只有一卷,系按明代法律条文,比照用于围棋规则,按所犯分答、杖、徒三等处罚,共四十二条,其论述方法可谓别出心裁。此外,清朝有过百龄著的《四子谱》、陶式玉等人编撰的《官子谱》,范西屏著的《桃花泉棋谱》,施定庵著的《弈理指归》等,这些古谱影响很大,直接促进了近代围棋的发展。
        古人十分看重围棋,《论语·阳货》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把围棋视为一种很高雅的文体活动。围棋下得好,可以名扬天下。《孟子·告子上》称赞弈秋是古代最善弈棋的人。《后汉书·张衡传》说:“弈秋以棋局取誉。”《左传》说:“今甯子视君,不如弈棋。”以围棋活动来评价政治家和名士的风度。《棋谱秘录》说:“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晋宋盛士,逸思增流。”东晋时,谢安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从容不迫,与幕僚安闲对弈,表现了指挥若定的儒将风度,终于获取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围棋还直接促进了友邦交往。唐宣宗时,日本王子到我国访问,同国手顾师言进行了友好比赛,尽欢而散。苏鹗《杜阳杂编》以及唐代古画《三十三镇头神图》,十分生动地记叙了这个历史故事。
        新中国,围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年轻的围棋高手。我国围棋与国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特别是中日两国选手进行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扣人心弦,吸引了千千万万围棋爱好者,举世瞩目,成为中日友好史上光辉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