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出现了骑驴打球,人们把它称为“驴鞠”。到了宋朝,骑驴打球改称“小打”,而将骑马打球叫做“大打”。
        对于“小打”的实况,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这样写道:“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作乐。先设彩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各跨雕鞍花鞔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彩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盂为胜……”。“小打”与当时盛行的“大打”(即马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设有球门,比赛分成两队,用球杖击球,有乐队伴奏等等。当然,“小打”与“大打”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这只要我们读一读《宋史·郭从义传》中的一段记载就明白了。《宋史》说,郭从义“善击球,尝待太祖于便殿,命击之。从义易马跨驴,驰骤殿前,周旋击拂,曲尽其妙。既罢,上赐坐谓之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将相所宜’。”郭从义是当时的左金吾卫上将军,受到宋太祖赵匡胤的器重,经常在太祖身边。郭从义根据宋太祖的旨意,在太祖面前作了一次击球表演。尽管他的球技娴热,但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责难,因为他是一位堂堂的左金吾卫上将军,不应该骑驴打球,而应该骑马打球。为什么宋太祖会这样责难呢?原因是“小打”不是“军中常戏”,不是“用兵之技”,原来,“小打”本是妇女所为的一项娱乐性体育。
        据考,“小打”始于唐代宗时期(公元763—779年),《旧唐书·郭英又传》说.敛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郭英又,“聚女人骑驴击鞠”。《新书·郭知运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知运子英又)教女伎乘驴击球。”
        驴与马同种不同科,在先秦之前,驴、马都是负重拉车的工具。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中原有了骑兵,结束了“马不单骑”的时代,继马作坐骑之后,驴也作乘骑了。最早记载骑驴的史籍,是唐人编撰的《三国典略》,其中记述了北齐太子洗马肖悫骑驴过市,“见者笑之”的情况。为什么会笑呢?因为当时骑驴者甚少,少见就要多怪。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当政以后,骑驴却变成了一种时髦的风尚,不少官员还骑驴上朝。武则天有一位名叫王及善的宰相,他不让一般官员骑驴上朝,便终日驱赶,所以便获了个“驱驴宰相”的雅号。唐代有不少诗人还喜欢骑驴构思。例如有人问诗人郑綮最近有何新作时,他对人回答说:“诗思在灞桥风雨中,驴背上。”贾岛在斟酌“僧敲月下门”好还是“僧推月下门”好时,就在驴背上反复作“推”、“敲”之势,不料他的毛驴闯入京兆尹韩愈的行列里,被军士拥到韩愈面前。贾岛说明缘由,才算平息丁这一“风波”,同时,贾岛还得到了韩愈的帮助,决定用“敲”不用“推”了。在成都出现了“驴鞠”以后,唐敬宗曾在宝历二年(公元825年)六月甲子日,于大明宫的麟德殿观看驴鞠表演。
        到了宋代,史籍里记载驴鞠的文字要比唐代多,这也反映出当时驴鞠有了一定的发展。宋太祖反对郭从义骑驴打球,可以说明宋初的驴鞠还是以女子为主的“小打”已转向一些男子参加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在《东京梦华录》里,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各跨鞍花鞔驴子”的文字存世。
        唐代驴鞠比赛时,究竟有多少人参加,已无从查考,而宋初郭从义给宋太祖所作的击球表演,场上只有一人,这意味着这项活动的对抗性已不复存在了,而宝津楼前所见的“小打”一次出场百余人并分为两队,也不说明它有多大的对抗性,因为百余人拥集在一起,只能作象征性的追逐,实际上,是作为观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