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俗学
德国民俗学兴起于19世纪初的浪漫派时代。其最初源头始于中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是其先行者。处于16世纪的维科首先把“民众”当做文化的承担者、创造者,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后,一些学者注意真实,发展探险旅行。了解下层民众,描绘他们的形象与生活。维科于1725年写出《关于民族共同特性的新科学原理》,提出新的历史观,将最下层被当作贱民的民众,看作是文化的承担者、创造者。由此奠定民俗学研究的基础。18世纪,为探求对国民教育有用的资料,调查与描写俗民的情况,加强了了解民众的态度,采用许多民俗学课题。法国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给浪漫派民俗学以极大影响。德国学者赫德(1744—1803)吸收维科与卢梭的学说,提出探索民族精神的奥秘,关键在于民众的文学(民谣、民间故事、传说),从而促使对中世纪以及更古老的遗产的关心,引起各部门热心搜集民俗学资料。阿尔尼姆(1781—1831)搜集的《少年的魔笛》开始了民谣搜集和研究的时代。继而有格列斯(1776—1848)收集的《德国民间故事》被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1812——1815年又有格林兄弟搜集口头民间传说《儿童与家庭的童话》,雅各·格林建立的各地搜集网以及对于搜集的科学态度,成为民俗资料搜集的榜样。格林弟子曼哈特等人扩大了格林民俗资料调查的影响。
德国科学民俗学的建立是从慕尼黑大学文化史教授威廉·海因利希·厉耳(1823—1897)开始的。他所著的《家族》、《土地与人们》等著作,使民俗学摆脱为其他学科服务的状况,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他被称为德国民俗学之父。与其同时的柏斯坦(1826—1905)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在原始民族中发现民间故事的移动与民间故事主题在很远地方的相似是由于同一心理产生的。他的崇拜者安德烈(1835—1912)进一步提出民俗学应以信仰为对象。瑞士民俗学会的创始人荷夫曼扩大了民俗学研究范围。他所著《民俗学作为学术》一文主张民俗学应以“国民中的庶民”为对象。曾引起很大争论,成为德国民俗学发展中的一大事件。反对他的有斯特拉克和迭特里奇哥,主张民俗学应以农民为对象。曾担任民俗学协会联盟会长的莫克,力图给民俗学以独立的学术地位,也提出过关于民俗学对象的主张。1914年,弗赖堡大学教授钟·麦尔创立了“德国民歌文献”的研究机构,发起出版民俗学手册,搜集与研究德国民歌并发行民歌研究年刊。1937年阿道夫·巴赫发表《德国民俗学》,建立与发展了民俗学基础理论。主持巴伐利亚邦民俗部和民俗期刊的汉斯·莫舍于19世纪50年代发表《对当今民俗学的看法》,马提亚斯·陈德的《民俗学入门》对德国民俗学作了理论建树。纳粹时代,捷格拉的《种族民俗学》(1934)强调民族血统与日耳曼精神,与德意志统治者的使命相联系,甚至要求其他民族与日耳曼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俗学探讨国民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威士(1907—1962)曾在《瑞士民俗学》中提出以国民生活为对象的研究便是民俗学,而国民生活是由国民和文化财产相联系而成立的。兰克主张民俗学是从民众的立场,从下面来考察的学问,不同于从上面来考察的文化史的学问。维也纳大学教授史密特,把民俗学的范围扩大到民族学、考古学方面。他兼任奥地利民俗博物馆馆长,运用民族学、考古学资料研究民俗,著有《中欧的面具》等以民俗实物为依据的专著。1933年以来,各种民俗学的政治、社会教育大规模组织起来,各大学设有民俗学讲座。波恩大学日耳曼学教授诺曼所著《德国民俗学纲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流行的著作,被称为诺曼民俗学。他借助发达了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的力量,综合浪漫派民俗学建立了一种综合的民俗学方法。发生很大影响。
德国科学民俗学的建立是从慕尼黑大学文化史教授威廉·海因利希·厉耳(1823—1897)开始的。他所著的《家族》、《土地与人们》等著作,使民俗学摆脱为其他学科服务的状况,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而他被称为德国民俗学之父。与其同时的柏斯坦(1826—1905)接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在原始民族中发现民间故事的移动与民间故事主题在很远地方的相似是由于同一心理产生的。他的崇拜者安德烈(1835—1912)进一步提出民俗学应以信仰为对象。瑞士民俗学会的创始人荷夫曼扩大了民俗学研究范围。他所著《民俗学作为学术》一文主张民俗学应以“国民中的庶民”为对象。曾引起很大争论,成为德国民俗学发展中的一大事件。反对他的有斯特拉克和迭特里奇哥,主张民俗学应以农民为对象。曾担任民俗学协会联盟会长的莫克,力图给民俗学以独立的学术地位,也提出过关于民俗学对象的主张。1914年,弗赖堡大学教授钟·麦尔创立了“德国民歌文献”的研究机构,发起出版民俗学手册,搜集与研究德国民歌并发行民歌研究年刊。1937年阿道夫·巴赫发表《德国民俗学》,建立与发展了民俗学基础理论。主持巴伐利亚邦民俗部和民俗期刊的汉斯·莫舍于19世纪50年代发表《对当今民俗学的看法》,马提亚斯·陈德的《民俗学入门》对德国民俗学作了理论建树。纳粹时代,捷格拉的《种族民俗学》(1934)强调民族血统与日耳曼精神,与德意志统治者的使命相联系,甚至要求其他民族与日耳曼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俗学探讨国民生活中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威士(1907—1962)曾在《瑞士民俗学》中提出以国民生活为对象的研究便是民俗学,而国民生活是由国民和文化财产相联系而成立的。兰克主张民俗学是从民众的立场,从下面来考察的学问,不同于从上面来考察的文化史的学问。维也纳大学教授史密特,把民俗学的范围扩大到民族学、考古学方面。他兼任奥地利民俗博物馆馆长,运用民族学、考古学资料研究民俗,著有《中欧的面具》等以民俗实物为依据的专著。1933年以来,各种民俗学的政治、社会教育大规模组织起来,各大学设有民俗学讲座。波恩大学日耳曼学教授诺曼所著《德国民俗学纲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流行的著作,被称为诺曼民俗学。他借助发达了的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的力量,综合浪漫派民俗学建立了一种综合的民俗学方法。发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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