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 “美国历史民族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生于德国威斯特法伦的明登,卒于纽约。1877—1881年在海得尔堡、波恩和基尔大学攻读物理学、数学和地理学。1883—1884年,他完成了第一次美洲巴芬兰地区之行,并作了田野实地考察,对当地居民爱斯基摩人的习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基础上,他于1888年完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中央爱斯基摩人》。1886年移居美国。自1892—1937年,历任克拉克大学人类学讲师、芝加哥大学考察队首席助理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体质人类学讲师、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他曾参加英国科学促进会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织的在北美,尤其是濒临太平洋西北海岸的夸扣特尔印第安人、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科学考察;领导并参加了美俄两国合办的研究亚美二洲古代联系的庞大的“杰塞普考察队” (1897—1902)。从1896年至1931年,他先后担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学馆馆长、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1907—1908)、纽约科学院院长、美国最高的科学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并兼任墨西哥民族学博物馆名誉教授。他还是美国和世界许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创办和主编了多种学术刊物。博厄斯培养教育了一代学生,如克罗伯、克拉克、威斯勒、罗伯特·罗维、亚历山大·戈登威泽、本尼迪克特等人,为人类学、民族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博厄斯对发展美国文化人类学的贡献尤其巨大。他以自然科学的精确的实验室方法研究人类与其环境的关系,结束了民族学领域中单纯搜集资料的时期。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全部总和”,即“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也就是必须对各民族及其语言、文化进行全面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他指出必须在每个民族的特点中来研究每一个民族,了解民族文化对个人和个人对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种研究,构成了由文明民族的历史和全人类及其从冰河时代到现代的一切历史时期的历史。”于是,民族学也就成了文化史的一部分,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成了民族学的最后和最重要的目的。同时,博厄斯又避免了对其理论的教条式运用。他对美国西北海岸印第安人部落所作考察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前文字文化树立了典范。晚年,他离开进化论学派的原则越来越远。他已不能满足于简单化的进化主义和表面的传播主义。他维护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开启了民族学中的“美国历史民族学派”。他认为构拟人类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的最终目的。为此,必须从研究每个民族的历史开始。他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过程的动力问题上,认为研究各个社会的“动态变化”是正确的方法。博厄斯的研究方法同传统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有许多具体的分歧。博厄斯所倡导的“历史民族学”研究方法,强调必须研究各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确立了文化上的共同性。而这些地区可以制成地图,并在每个地区内探索各民族相互影响的具体形式、各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过程。他在《原始人的智慧》 (1911)中,以事实表明,过去和现在对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产生影响的是历史条件。而决不是各个种族能力上的差异。在《人类学和现代生活》 (1928)中,他断言,人类的不幸、贫困和疾病,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生物的原因,他认为在试图得出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必须高度慎重。因为这些规律虽显然存在,但认识它们却十分困难。博厄斯还提出了美国民族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想,即关于一切道德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都是不能比较的学说。他在《现代文明和原始文化》一书中,从民族学的立场出发,阐述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系列迫切问题。在《人类学和现代生活》中,他又指出:“对综合的社会形式进行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不受任何评判标准的束缚”。在他看来,不应当把“我们的”道德评价标准移植到另一文化类型的各民族头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自己的道德规范。事实上,这种文化相对主义思想否定了历史进步的标准,抹杀了族际间的文化进步,否定了进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