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般进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创始人是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和女权主义者理安·艾斯勒（RianeEisler）。艾斯勒女士认为，我们在社会进化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两种互相作用的基本运动。首先，社会系统从简单向复杂的组织形式的运动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决定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发展称之为·阶·段·变·迁（phasechanges）。这一般是通过技术发展的五个基本阶段的单向性运动。它们是：人类出现的阶段（合作创造的开端）；农业时代（使用宏观自然工具的合作创造）；机械时代（使用宏观人造工具的合作创造）；电子和核子时代（使用宏观人造和自然工具的合作创造）；人类实现或灭绝的阶段。其次，社会系统在两种基本的社会组织类型之间的运动，这是社会组织在两种基本的社会模式之间的社会转化的多向性运动。这两种基本的社会模式是：·统·治·者的模式和·合·作·关·系的模式（dominatorandpartnership）。艾斯勒把这种研究我们的过去和可能的未来的新的概念框架称之为文化转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社会进化可能是，而且事实上是非线性的，就是说，在史前时代社会系统失衡的混沌时期，社会组织发生了从合作关系向统治关系的大规模的系统转化；在现代社会系统失衡和基本的混沌时期，社会组织发生了另一种基本的系统转化：从统治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化。
        艾斯勒认为，文化转型理论的三个重要来源是：首先，关于史前时代，最近发现了大量新的资料，这些资料证明史前文化中曾存在过一种合作关系的社会组织；其次，科学史学家库恩提出的大科学范式转化的理论；第三，关于非线性动力学，系统自组织和混沌理论的著作。这些理论向旧观点提出了挑战，旧观点认为，基本变化必定是逐渐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
        艾斯勒在其代表性著作《圣杯与剑》中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她所创立的文化转型理论。
        文化转型理论首先严肃地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互相残杀？为什么全世界到处都是男人对男人和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剥削？为什么人类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同胞？我们为什么这么野蛮而不仁慈，好战而不爱和平，破坏而不建设？许多人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类互相之间是死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天生的，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别注定了妇女的屈从地位。艾斯勒却认为，这些前提是站不住脚的。人类并不是天生互相仇恨和互相压迫的，妇女并不是天生就低于男人，致命的竞争并不是人性中所固有的。
        艾斯勒提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合作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这是文化转型理论的核心概念。因为几千年以前，社会是沿着合作关系的路线组织起来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以亲缘为基础的互相联系的伙伴关系，而不是剥削和压迫的等级关系。妇女作为生命的给予者和女祭司受到普遍尊敬，而这并不是说当时奉行平等主义。但是，来自文明世界边缘地区的蛮族———克甘人带来了靠暴力和暴力恐吓维持的等级制统治的社会组织模式。这一过程持续了几千年，最后终于建立了强有力的男性统治。艾斯勒称这一过程是“五千年的统治弯路”。这一弯路完全改变了我们文化进化的方向，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还深受其害。
        艾斯勒认为，这两种社会组织模式并不是铁板一块。合作关系的社会并不是无组织的、无政府的社会；统治关系的社会也并不是绝对金字塔等级统治的社会。人类历史过程是由这两种互相对立的社会模式之间的紧张斗争形成的。在某些历史时期，例如，大约在耶稣在世和文艺复兴时期，合作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处于上升时期，在另一些历史时期，统治关系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倾向占据统治地位。
        但是，这里自然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人类社会为什么会放弃它的史前伊甸园生活而陷入蛮族入侵者的手中呢？其次，现代社会能够按照合作关系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吗？
        为了回答这两个有关文化转型理论的问题，艾斯勒借用了目前流行的系统论和一般进化论的概念构架。她用这些概念解释了社会这种大系统从合作关系的模式向统治关系的模式的转化。同强调机械的、线性的和静态的模式的旧科学不同，新理论假设社会系统是由自组织的、自创生的、自复制的下层系统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这些系统可能被打乱，以至于系统的行为变得无法预测出来，随机性日益增大，直到系统达到科学家所谓的“突变分叉点”，在这个分叉点上，系统本身转化成某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艾斯勒认为，几千年以前，当人类社会从合作关系的社会转化为统治关系的社会时，就是人类历史上的这种突变分叉点。今天，我们正临近人类社会的另一个分叉点的边缘。我们或者毁灭我们自己，或者改变我们的观念。许多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观念，但是，只有更多的人，或者说，全人类都改变他们的观念，人类社会重新向合作关系的社会模式的大规模的转化才是可能的。艾斯勒坚信，这种转化是可能的，因为它以前曾经发生过。人类社会将来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合作关系的社会。当然，其实现的快慢还取决于人类自己的选择。
        艾斯勒认为，合作关系的新社会的三个根本主题是：和平、伙伴关系和创造性。在这三个主题中，创造性是最重要的。这种创造性并不是单纯的发明，而是文艺复兴运动和印象主义的艺术家的那种创造性，即人们根据他们的天性、快感、他们所使用的色彩以及和大自然的直接联系所发挥出来的那种创造性。
        艾斯勒指出，圣杯，在古代欧洲乃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它是人类生命之门，创造并孕育着生命，人类经它吮吸着生命之水；剑，在印欧语系地区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又是暴力、杀戮和抢劫的象征，它毁灭和夺走我们的生命，人类在它面前发抖。艾斯勒把圣杯作为人类社会合作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而剑则是统治关系的组织模式的象征。她证明，历史上男女合作的文化的主要倾向是爱好和平，而男性中心的文化的特征是战争，正好可以用圣杯和剑来象征这两种文化模式。
        因此，艾斯勒从一种崭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了人类的全部历史，这种观点就是关于人类社会的双稳态动态系统理论，即文化转型理论。按这种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互相竞争的吸引子：合作关系（或男女合作）的模式是一种吸引子，统治关系（或男性中心）的模式则是另一种吸引子。正是这两种吸引子的转换造成了人类社会类型的更迭。此外，文化转型理论还采用了非线性动力学（包括突变理论分叉理论和混沌理论）来研究历史。它强调，正是社会转型（或分叉），而不是社会周期出现的平衡，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学特点。因此，它不仅扩充了索罗金、汤因比等历史学家阐述的人类早期历史的那种简单的模式，而且它还进一步发展了托姆、齐曼等人关于历史发展的突变模式的理论。因此，文化转型理论大胆地用一般进化论研究人类社会的创造性理论，也是一种新史学的起点。
        艾斯勒认为，文化转型理论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她指出，西安东部的“半坡文化”是一个和平的社会，一个妇女不受男人奴役的社会。同古代西方敬奉某些伟大女神一样，中国人民也长期供奉像妈祖和观音这样的赐给人类生命的慈悲女神。老子的哲学著作强调阴阳平衡的基本要求，也是在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且，中国文化总的说来有一种
        难以解释的很强的“女性特征”。因此，东西方可能有相似的史前史。在中国远古的农业社会里，也有过一种没有暴力、更富于人道精神的、生态上更平衡的社会组织形式。
        文化转型理论将对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进化论研究、妇女问题研究、政治学、系统学、未来学和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将会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合作意识、合作精神和合作传统，而这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题内应有之义，也是我们今天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所特别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