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形态,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美国著名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Spretnak)提出。
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来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正是由于现代性没能实现它的承诺,并且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才导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我们被迫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方式。”
按照斯普瑞特奈克的描述,现代性有如下一些表现形态:
1.物质主义(将人视作“经济人”);2.工业主义;3.客观主义;4.非理性主义;5.还原主义;6.科学主义;7.中心化;8.人类中心主义;9.欺压土著人;10.分隔化;11.父权制。其中“经济人”的假定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假定。正是基于这一假定,自然被视作毫无价值的、只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开发的“资源”。也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生的意义被等同于与自然做斗争。
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技术在现代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技术,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的批判也成为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技术既不是一种拖着我们尾随它而走的独立的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的集合。每一种新的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以电视为例,电视虽然提供了娱乐,但它起着商业作用和导向作用,诸如传播现代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电视的均一化作用,它将人们的价值观和欲望“均一化”了,与此同时它排除了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观点。其结果是,正像J.曼德(JerryMander)所言,“电视有效地生产了一种新人,一种缺少创造性的新人”。斯普瑞特奈克对现代人对新技术的盲目乐观非常不满。“我们中的那些被现代社会所同化的人,总是对新技术持一种非理性的非批判态度。”我们一直心甘情愿地允许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成为各种新技术实验的被试者。因为我们相信新技术。而我们之所以相信新技术,是因为现代性关于对技术革新的信仰像对进步的信仰一样是遍布在人们的思想中的。因此,要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普瑞特奈克强调:“我们的时代是极度现代的。”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世界观,现代性仍然很有市场,而且是因为现代性的条件正在被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和全球经济所驱动。斯普瑞特奈克强调,“‘赛博空间’绝对不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是如此的虚幻、抽象和非氛围化。计算机的时代可以说是“最现代的”(mostmodern)。因为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真正的后现代“应该反对现代意识形态从肉体、自然和大地的逃离”。“它将是一种有根的、生态的、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用创造它们的同样的还原主义思维,我们不可能摆脱我们的现代危机”。因此,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后现代主义(不论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是这种对现代性的突破和对新思维寻求的结果。
然而,虽然同为后现代主义,但生态后现代主义却不同意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根本观点。可以说,对以德里达、博德里拉等人为代表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又一重要理论内容。
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也可以说主要缺陷是对“真”的拒斥。这种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统一的真”。统一被认为是统治、压迫的结果,是特定修辞策略的暂时成功。所有的知识建构都是虚构性的,其中,隐藏着大多数哲学家的主宰世界的愿望。
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解构主义否定绝对真理是对的,但将真理本身也否定了则无异于倒脏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同理,解构主义否定生物决定论是对的,但用社会建构决定论代替生物决定论也不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仍囿于现代性的父权制樊篱中。“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将肉体看做一充满权力侵犯的无知无觉的容器,一不可靠的甚至奸诈的通敌者,而继续不信任和贬低肉体的父权制工程。”
此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接受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科学革命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脱离更大的实在讲人,将人神化了。另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深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将经济术语视作描述一切的恰当方式。诸如“力比多经济学”,“社会生产”。
按照斯普瑞特奈克的分析,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走入这些误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所受的一直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漠视自然的权力和在场的。说他们是现代的,是因为他们从未挑战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现代性将人类设定在一个处在自然之顶的玻璃瓶子中,坚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激进的对立。”它将人的故事与更大的地球共同体的故事分离开来。
而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应该拒斥这种对立,应该打开玻璃瓶重新将人类与更大的氛围———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联系起来。因此之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便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
斯普瑞特奈克强调,生态后现代主义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是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有的存在内在地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代替将我们自己视作在人类社会中与其他孤立原子相冲撞、相结合的社会‘原子’,人被看做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的。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区/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是处于对立之中的,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是宇宙正在展现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星星、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人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当人们思考地球共同体时,他们是正在思考自身的地球。“人不是世间惟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宇宙是我们的场,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
生态后现代主义用根据代替了无根据,用在自然中的自由替代了逃避自然的自由。
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相同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也承认概念的社会建构在形成人类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但它同时也承认我们构成性地嵌入在精妙的肉体的、生态的和宇宙的过程中。
生态后现代主义倡导绿色政治运动的十大核心的价值观(TheKeyValues),这十大价值观是:1.生态智慧;2.草根民主;3.个人与社会的责任;4.非暴力;5.以社团为基础的经济学;6.非中心化;7.女权主义;8.尊重差异;9.全球社团;10.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尽管生态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有简单化之嫌,自身也尚未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但它毕竟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思维又不同于对这种现代思维进行彻底否定(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富有建设性的新视角。因此之故,它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对现代世界观的抗议,它更是一种开放性的实践,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实践。它呼唤着人们的积极参与,鼓励人们迎接现实的挑战,“创造新的可能性”。
参见“斯普瑞特奈克”。
对现代性的批判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内容。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来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正是由于现代性没能实现它的承诺,并且带来如此多的问题,才导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寻找另外的生存方式的动力孵育了生态后现代主义。”“我们被迫寻找新的,或许是已被发现的理解自然以及我们与自然关系的方式。”
按照斯普瑞特奈克的描述,现代性有如下一些表现形态:
1.物质主义(将人视作“经济人”);2.工业主义;3.客观主义;4.非理性主义;5.还原主义;6.科学主义;7.中心化;8.人类中心主义;9.欺压土著人;10.分隔化;11.父权制。其中“经济人”的假定是现代性最核心的假定。正是基于这一假定,自然被视作毫无价值的、只是为了国民生产总值而开发的“资源”。也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生的意义被等同于与自然做斗争。
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技术在现代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对技术,包括信息时代的技术的批判也成为斯普瑞特奈克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斯普瑞特奈克认为,技术既不是一种拖着我们尾随它而走的独立的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的集合。每一种新的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以电视为例,电视虽然提供了娱乐,但它起着商业作用和导向作用,诸如传播现代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电视的均一化作用,它将人们的价值观和欲望“均一化”了,与此同时它排除了其他可能的选择和观点。其结果是,正像J.曼德(JerryMander)所言,“电视有效地生产了一种新人,一种缺少创造性的新人”。斯普瑞特奈克对现代人对新技术的盲目乐观非常不满。“我们中的那些被现代社会所同化的人,总是对新技术持一种非理性的非批判态度。”我们一直心甘情愿地允许我们的孩子和我们自己成为各种新技术实验的被试者。因为我们相信新技术。而我们之所以相信新技术,是因为现代性关于对技术革新的信仰像对进步的信仰一样是遍布在人们的思想中的。因此,要破除对技术的迷信,就要从根本上反思现代性。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普瑞特奈克强调:“我们的时代是极度现代的。”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世界观,现代性仍然很有市场,而且是因为现代性的条件正在被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和全球经济所驱动。斯普瑞特奈克强调,“‘赛博空间’绝对不是后现代的”。因为它是如此的虚幻、抽象和非氛围化。计算机的时代可以说是“最现代的”(mostmodern)。因为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真正的后现代“应该反对现代意识形态从肉体、自然和大地的逃离”。“它将是一种有根的、生态的、精神的后现代主义。”
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用创造它们的同样的还原主义思维,我们不可能摆脱我们的现代危机”。因此,要寻求一种新的思维。后现代主义(不论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便是这种对现代性的突破和对新思维寻求的结果。
然而,虽然同为后现代主义,但生态后现代主义却不同意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根本观点。可以说,对以德里达、博德里拉等人为代表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又一重要理论内容。
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也可以说主要缺陷是对“真”的拒斥。这种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稳定不变的统一的真”。统一被认为是统治、压迫的结果,是特定修辞策略的暂时成功。所有的知识建构都是虚构性的,其中,隐藏着大多数哲学家的主宰世界的愿望。
斯普瑞特奈克认为,解构主义否定绝对真理是对的,但将真理本身也否定了则无异于倒脏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同理,解构主义否定生物决定论是对的,但用社会建构决定论代替生物决定论也不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仍囿于现代性的父权制樊篱中。“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通过将肉体看做一充满权力侵犯的无知无觉的容器,一不可靠的甚至奸诈的通敌者,而继续不信任和贬低肉体的父权制工程。”
此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接受了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科学革命的元叙事。这种元叙事脱离更大的实在讲人,将人神化了。另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深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将经济术语视作描述一切的恰当方式。诸如“力比多经济学”,“社会生产”。
按照斯普瑞特奈克的分析,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者之所以走入这些误区,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所受的一直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教育,他们所处社会环境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漠视自然的权力和在场的。说他们是现代的,是因为他们从未挑战现代性所设立的人与自然、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现代性将人类设定在一个处在自然之顶的玻璃瓶子中,坚持人与自然之间的激进的对立。”它将人的故事与更大的地球共同体的故事分离开来。
而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应该拒斥这种对立,应该打开玻璃瓶重新将人类与更大的氛围———地球,宇宙,神圣的整体联系起来。因此之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便成为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
斯普瑞特奈克强调,生态后现代主义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不仅所有的存在在结构上是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有的存在内在地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代替将我们自己视作在人类社会中与其他孤立原子相冲撞、相结合的社会‘原子’,人被看做是处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之中的。这一链条是由宇宙/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区/邻居/家庭/个人构成的。”作为社会原子的人与自然是处于对立之中的,而作为关系的人,则与自然是统一的。我们是宇宙正在展现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星星、岩石、土壤、植物和动物有着内在的联系。
人是地球生命的一部分。当人们思考地球共同体时,他们是正在思考自身的地球。“人不是世间惟一的主体”,自然也是主体。自然是自我扩展了的边界。宇宙是我们的场,我们的根据,我们的存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
生态后现代主义用根据代替了无根据,用在自然中的自由替代了逃避自然的自由。
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相同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也承认概念的社会建构在形成人类经济中的巨大作用,但它同时也承认我们构成性地嵌入在精妙的肉体的、生态的和宇宙的过程中。
生态后现代主义倡导绿色政治运动的十大核心的价值观(TheKeyValues),这十大价值观是:1.生态智慧;2.草根民主;3.个人与社会的责任;4.非暴力;5.以社团为基础的经济学;6.非中心化;7.女权主义;8.尊重差异;9.全球社团;10.可持续的未来发展。
尽管生态后现代主义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有简单化之嫌,自身也尚未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但它毕竟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思维又不同于对这种现代思维进行彻底否定(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富有建设性的新视角。因此之故,它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对现代世界观的抗议,它更是一种开放性的实践,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实践。它呼唤着人们的积极参与,鼓励人们迎接现实的挑战,“创造新的可能性”。
参见“斯普瑞特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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