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生态革命，是指人们对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及人在其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等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变革。这场革命的导火线是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这场革命的标志主要有四个方面：（1）环境运动空前高涨。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走上街头，揭露生态环境的破坏对人类生存造成的潜在威胁，宣讲保护环境与人类切身利益的直接关系，号召人们起来对地球的健康和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负责。例如，1970年4月，有30万美国人参加“地球日”的庆祝活动；许多报纸在头版用醒目标题宣称环境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的来临；美国《时代》杂志、《生活》杂志，承认主宰新世纪的运动是环境运动。（2）召开全球环境会议。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人类环境的联合国会议，这次会议有113个国家首脑参加，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政府题的盛会，会后创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到目前为止，全球环境会议已召开了22次，全球生态政治的格局已经形成。（3）生态环境问题研究的著作大量出版，具有代表性的有：保尔·埃利希（PaulEhrlich）的《人口炸弹》（1968）、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的《封闭的循环》（1971）、加勒特·哈丁（GarretHardin）的《公有地的灾难》（1968）、D.米都斯提交给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沃德（BarbaraWard）和勒内·迪博（RenéDubos）主编的《只有一个地球》（1972）等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这场生态革命的特征，就是人类的活动正在影响并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态的未来，人类不仅有对其自身种类成员的责任，而且也有对自然的责任。（4）环境问题的学术争论空前活跃。如罗马俱乐部与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在对待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未来前景认识上的争论；埃利希与康芒纳在引发全球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方面的争论等。这些学术上的争论，使人们对环境的认识，由功利主义转到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尊重。
        生态革命最重要的社会结果，就是使科学、技术、经济、生产、消费、文学、艺术和宗教等社会活动领域出现生态化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新文化潮流———走向生态伦理。这种新的文化形势，已在国际学术活动中有明显的体现，如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次“科学与文化”国际会议的主题，就是“走向生态———伦理”。不仅如此，这种新文化也已经写入全球人类与环境发展规划。如1991年10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编制并发布的《关心地球———持续生存战略》中写道：“关心地球的目的，将通过明确两方面的要求，帮助世界人民改善条件。一方面是要求普及和深刻领会一门新的伦理，即持续生存的伦理，并把伦理转变为具体的实践；另一方面，是要求把保持自然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行动保持在地球承载阈限之内，并使不同地区的人们都能得到发展，享有长久、健康而充实的生活。”
        生态革命是继历史上发生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又一个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社会革命。农业革命使人类有了丰足的食物，解决了人类的生存问题；工业革命使人类大规模开发，转变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成为可能，解决了人类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问题，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引发了生态环境危机；环境或生态革命不仅局限于人类生存和福利，而且扩展了人们认识的范围，包括整个地球环境和其他非人类生命的持续。从而，环境观念、环境思维、环境意识、环境评价尺度，已在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