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著，1962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1973年由美国西北大学出版英译本，译者为DavidB.Allison。
        德里达认为此书为他最有价值的代表作。此书中，德氏从符号学角度解析胡塞尔的意义理论，其批判的结论成为后现代理论渊源之一。
        先验现象学在对“自然态度”加上括号后，留下了“在场”的意义（意向对象）和对意义的直观（意向性）。胡塞尔称这种直观是完满的（有对象的），原始的（因为加括号后，一切从零开始）。现象学的意义是noema，它“在场”（présence），但并不实在地（irréelle）存在世界上。现象学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意义要通过意向直观才能显示本身，实现认识，而直观的实现方式要通过语言表达（说和写），语言是实现意义直观的中介条件。按胡氏观点，他在对日常的传统形而上学语言加上括号后，还原出一种现象学语言，遵守纯粹逻辑语法，研究纯粹（意义）逻辑。这等于诉诸一种胡塞尔式的理想（先验）语言，其中符号、逻辑、语法、意义是内在一致的关系。由此可见胡塞尔的良苦用心：抛弃形而上学传统，建立一门科学的哲学。
        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一书中认为胡塞尔的符号学理论仍未逃脱形而上学，他把现象学视为形而上学的最典型形式。此书对胡氏现象学的批判具有批判一般形而上学的普遍意义，这是德里达重视此书的重要原因。
        德里达的différance有推迟、延缓、抹掉痕迹等多重意思，这便具有胡塞尔的加括号含义。德氏亦承认现象学悬搁对解构观点的启发作用，但差别仍是巨大的：胡氏括号后剩余的是纯粹意义—逻辑语法—意向意识—语言表达，统称为“现象”（phenomena）。它“在场”，显现出来，这等于抛弃一种“自然”观点的形而上学，重建一个更纯粹的形而上学。
        西方的逻各斯传统赋予意识和声音（说话）以特权，逻各斯、声音、意识之间有本质的联系，这贯穿整个形而上学历史。德里达指出胡塞尔“声音”现象学的隐蔽性：“因为它不是世界上的有声物质或物理的声音，……而是现象学的声音，具有先验色彩的声音，……学的声音，具有先验色彩的声音，……
        现象学的声音含精神的色调，它只对自己说话，对自己在场，自己倾听，而对世界来说它不在场，……与声音协调就是与言语协调，与统一构造的语言协调，……即所指概念与复杂的能指声音的统一。”德里达谈及的现象学声音可形象地称其为“现象学的精神独白”（不是我们日常说话），它以先验的方式肯定了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意向性和意向对象或意义）。
        胡塞尔符号学的基本观点是：意义与表达它的语言（说或写）无本质联系，文字和声音只是物理记号，总与时空中的实在相联系，而意义是观念对象，它是意义的在场，而不是真实对象的在场。比如“金山”是有意义的，即使世上没有真的“金山”。因此符号功能分成意义意向的表达和表示指称对象的表达，现象学只对前一种语言表达感兴趣。而表达式要有意义，必须符合纯粹逻辑语法。
        德里达指出“意义”是最根本的“在场”，属于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在现象学书写中，产生了一个无个性特征的先验领域，即意义领域，但实际上并不能书写出“意义”，任何书写总是“事实的”、“偶然的”、“质料的”、“同时的”。所谓写出意义的“在场”其实是“还原”的过程，借助意向“想像力”实现从“质料”事实向“观念意义”的飞跃。但观念（在场）是无法实现的，就像康德的理念永远在彼岸世界一样。我们以为实现了“意义”，其实从来没有，它是康德式的“先验幻象”。写的事实性似乎在无限接近它，就像接近一个地平线（horizon），但始终停留在有限，停在写本身，达不到写之外的“观念”。
        德氏把先验现象学的意义深层演变为书写“痕迹”的表层（没有深度），用书写的“延异”（différance）活动替代现象学还原，使书写不再受逻各斯（意向和意义）的支配，这好像用现象学语言驳现象学：给意识和意义加上括号，让它们失去作用，或只融合为“中立性”的书写活动。
        消解了意义，便自动拆除了意义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于是只剩下浅层的“书写痕迹”，书写不再表达文字之外的一个不变的意义（目的），而只是一种没有自己声音的“延异”。阅读和写作时不要从纵深寻找符号象征的意义，只有从文字横向之间寻找无穷无尽的文字链，符号之间才能由差异而相互过渡，具有某种“家族相似”的关系。文字学从不显示自己的概念（意义），它只意味着“延异”、多样性、多方向的播撒和断裂。书写只是文字游戏，其中每个符号（痕迹）只是另一个符号（痕迹）的符号（痕迹），其中没有初始的符号和最终的符号，因此，没有起源和目的，没有固定的词性，没有“家”。
        德里达式的文字“游戏”不遵守逻辑规则，包括胡塞尔纯粹逻辑语法。胡塞尔把语法与意义质料对立起来；预先规定语法对意义的在先性（意义的条件是符合语法），然后实现符合语法的意义意向。对逻辑语法和意义对立关系的拆除仍是“延异”式的消解，在德氏文字学中，这种对立“失去作用”，因为“延异”是前逻辑的，是无法以逻辑下判断的。举例说来，胡塞尔认为“Greenisor”和“Abracadabra”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不符合“纯粹逻辑语法”，不可直观。德里达却认为，尽管它们如何虚幻，却不无意义，它把符号从语法和观念意义的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从直观中解放出来，给符号以自由逍遥：它是反统治的，按传统它无法“阅读”，无“意义”。
        胡塞尔的符号学理论承认，当表达式无谈论对象时（如“现在的法国国王”），或当被表达的对象仅有可能在想像中实现时（如“金山”），或对象是矛盾的而无法实现时（如“圆的正方形”），解构论也读出胡塞尔现象学中“反形而上学”的痕迹。解构论抓住这种无对象操作的观点，认为即使表达式没有表达任何对象或在场（实在和观念的对象），表达仍有意义，这当然连胡氏上述逻辑语法支配下的意义也一同抛弃了。在德里达的文字中，能指和所指从不遵守固定的位置，它到处游荡，不需要任何逻辑、语法、意义之类的束缚，它们成为不合语法、不可直说（读和理解）的东西，成为无对象的操作，彻底解放能指，不必使其导致任何在场。新文字是最自由纯粹的语言，无法认识的语言，一片奇怪含糊交织在一起的符号（因此，表达式abracadabra仍有“延异”的意义）。

符咒

        依上述观点看，“延异”和胡塞尔那两个无意义的表达式是相通的。从德里达对它们的分析可窥“延异”的意义：它们可产生似魔语般的效果，谁也不知道这两个表达式要显示什么，它不依赖任何主体的意向，不受任何意义的束缚，完全变幻莫测，供给无穷方向的想像，它解放一切人为约定的传统规范。这种解构论解放文学、伦理、宗教、科学、政治。总之，解放文化。抹去它们，重写新的文字，这种改革便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它不执着于任何对立界线的一端，在消解中它只留下“边缘”地带，新文字是广义的“书写”：它是写、说、能指、所指（意识）、意义等一系列传统概念拆散后重新融合留下的“痕迹”。“痕迹”是中立化的，它只在“边缘”上“跳舞”、游戏。
        此书篇幅不长，但对于从哲学角度理解后现代主义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