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的学问。属于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和平运动、民权运动和环境运动风起云涌。深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家和新女权主义理论家都以各自的方式投身于这场解放大自然和解放人类自身的运动中。深生态学家认为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主宰”、“征服”自然界的哲学或世界观这些极端抽象和一般的社会因素。他们主张只要重构形而上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道德规范，就能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走上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社会生态学家则向这种占主流地位的环境伦理学提出挑战。他们主张为了更加充分地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就必须涉及较为具体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问题。在社会生态学家看来，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失误，而是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派生并强化了与一切统治形式（包括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相应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杰出的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钦写道：“人类统治自然界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所以社会生态学的理论核心就是对种族压迫和性别歧视进行分析和批判。通过研究个人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组织模式之间的关系，探索建立生态健康的未来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
        社会生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布克钦（MurrayBookchin），其代表作是《什么是社会生态学？》（1990）。布克钦认为，社会生态学是“社会的”，是因为它认可了几乎所有当代生态问题都产生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这一经常被忽略的事实。不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更不可能解决。具体说来，当代生态问题的社会经济的、少数民族的、文化的和性别冲突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严重的生态混乱的核心。
        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视角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人类社会看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时，自然规律对社会结构、体制以及社会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重整社会形成的·社·会·生·态·模·式，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重构问题；另一种是人类社会的观念和调节功能扩展到整个地球生物圈，把生物圈看成人类社会的边界，用人类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道德、习俗等限定人与其他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的关系，引导人对自然的活动，形成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生·态·社·会·模·式，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重构问题。社会生态学是在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制定人在自然中和自然在人类中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研究是把生态问题与社会问题综合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
        当代西方社会生态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典型文献有：JanetBiehl的《社会生态伦理学的辩证法》（1991）、JohnClark的《马克思的无机体》（1989）、JoelKovel的《激进生态学的联姻》（1993）和GeorgeBradford的《走向深生态社会学》（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