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形态。社会生态女权主义认为，在家长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妇女和自然界所受的压迫相互强化。只有基于女性原则（femaleprinciple）建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才能解放妇女和自然界。一些学者引用大量的事实材料论证妇女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环境恶化对她们生活状况的影响，如原始水平的能量利用造成的空气污染和毒素、农药的污染对妇女健康状况的损害。另一些社会学家在深层次上分析了生态危机与妇女社会地位的关系。范达娜·西瓦的见解最具代表性。她的研究定向于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妇女和自然界遭受的剥削和压迫。
        范达娜以印度为例，说明第三世界的妇女是在创造和维持生命方面和自然界联系在一起。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内涵是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们按女性原则组织生产，形成了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协同互惠的关系。但在西方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殖民主义经济模式中，男人被迫投入到商品生产中，而女人则以汲水、拾薪、采集、养殖、耕种等维持家庭生计的劳动继续参与生态循环，创造和保存生命。这就形成了女人特有的与自然界荣损与共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经自然界荣损与共的关系。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是西方殖民过程的延续，它把自然界由“女神”贬为“资源”，由“母亲”贬为“物质”。这种发展，占用和摧毁了作为生计生产基础和生存基础的自然资源，严重地影响了妇女维持家庭生计的能力。妇女在生产中的能动地位被男人取代。“对妇女来说，因为她们维持生计的生产是建立在自然界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以，自然界母亲之死，也是妇女被‘边缘化’（marginalisation），被贬低和取代，以至最终被否定的开始”。生态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是女性原则的破灭。这样的发展是建立在剥削和排斥妇女，掠夺并破坏自然界和本土文化的基础上。不但破坏生物圈，而且造成富裕国家对第三世界的剥削，精英阶层对下层民众的掠夺。因此，在短暂的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生态危机引起的更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范达娜把这类以掠劫生命为代价的发展称为“不良发展”（maldevelopment）。
        范达娜具体分析了妇女和自然界在不良发展中遭受的压迫。她指出在不良发展中，能动性、生产力、创造力这些原本与女性原则相联系的本质特征被从自然界和妇女身上剥夺出去，转而成为男人独有的品质。这集中体现在对生产、经济增长、贫困等经济学观念的片面理解上和对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上。在西方家长制的发展观看来，生产是以创造利润和资本为尺度，以技术为中介。自然资源的自我更生和妇女维持家庭生计的简单机械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妇女和自然界没有生产力。与此相关，在GNP的计算中，也忽视生态资源的消耗，对妇女的生计劳动创造的无形财富也视而不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殖民主义者视生计经济为贫困状态的经济，视市场经济为第三世界国家脱贫致富的经济。但对第三世界妇女来说，真正的生产是生命的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基于女性原则的生计经济保持了生态的稳定性和发展的持续性，是真正的生产和财富增长。范达娜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就是恢复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恢复就是把自然和妇女定位为生命和财富的源泉，创造和保持生命的主体力量，向妇女和自然界学习生态智慧，重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公正和谐的关系。她认为女性原则不仅是自然界和妇女的也是男人的规则。因为男女的社会角色并不是由生物机制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西方家长制的性别观念把主动性创造性与男人相联系，与女人相分离，为此需要转变性别意识，建立一种无性别偏见的行为规则———女性原则。女性原则的恢复不但解救妇女和自然界，也解救男人，因为男人在家长制的统治中牺牲了自己的本性。“对男人而言，女性原则的重新恢复就是引导他们的行为和能动性定向于创建增强生命，而非削弱和威胁生命的社会”。所以女性原则的恢复具有包容性，解放被压迫者，也要拯救压迫者。
        范达娜还强调妇女在生态运动中的主导作用。她认为仅把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想像为生态破坏和不良发展的牺牲品是不对的，她们的思想仍是自由的，未受不良发展的扭曲。她们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具有的独特作用表现在：一方面她们承载不良发展的消费和负担，有对不良发展危害的切身感受，迫切地要求解放自身和自然界。另一方面她们有生命生产方面整体性的生态知识，始终保持着把自然界看做人类生活的前提条件的见识。因此她们是开始明智利用自然运动的领导者。她们边缘性的认识方法和知识也是治疗家长制顽症的一剂良方妙药。“只有生命的创造者，才是生命真正的保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