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后现代伦理学家，当代反主流伦理学家。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949年在伦敦大学的玛丽女王学院获学士学位，1951年在曼彻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接着在牛津大学（1963—1966）、艾色克斯大学（1970—1972）任教。1970年移居美国，在布兰迪大学（1972—80）、波士顿大学（1980—82）、范德比尔特大学（1982—88）任哲学和政治学教授，1988—89年在耶鲁大学的怀特尼人文中心任研究员，1988年9月任圣母大学哲学系麦克马洪汉克哲学讲座教授。1995年任杜克大学哲学系艺术与科学教授。1983年斯沃斯莫尔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1988年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4年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一种解释》（Marxism：AnInterpretation.1953）、《无意识：一种概念的分析》（TheUnconsciousness.1958）、《基督教信仰中的难题》（DifficultiesinChristianBelief.1959）、《伦理学简史》（AShortHistoryofEthics.1966）、《世俗化与道德变迁》（SecularizationandMoralChange.1967）、《无神论的宗教意义》（TheReligiousSignificanceofAtheism.1967，与P.利科合著）、《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MarxismandChristianity.1968）、《赫伯特·马尔库塞：解说与反驳》（HerbertMarcuse：AnExpositionandPolemic.1970）、《社会学理论与哲学分析》（1970），编《反对时代的自我映象：意识形态和哲学论文集》（AgainsttheSelf-imagesoftheAge：EssaysonIdeologyandPhilosophy.1971）、《黑格尔：批评文集》（1976）、《德性之后：道德理论研究》（AfterVirtue.1981，1984年第二版）、《谁之正义？哪种合理性？》（WhoseJustice？WhichRationality？1988）、《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索观点：百科全书、系谱学和传统》（ThreeRivalVersionsofMoralEnquiry.1990）、《第一原理、终极目的与当代哲学问题》（FirstPrinciples，FinalEndsandContemporaryPhilosophyIssues.1990）等。麦金太尔的哲学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麦金太尔50—70年代的思考是围绕两类问题展开的：一是如何看待和写作哲学和伦理学的历史；二是说明对人的行为和意识进行理性探索的性质。他的研究工作是从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开始的，他甚至认为他自己的前半生写作生涯就是为了填补马克思主义的空白。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所作的解释在人类思想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世俗化运动中，黑格尔使宗教走向哲学，他从宗教背景中引出范畴来探讨历史，但他的唯心论却把他和历史的现实性区分开来了。到费尔巴哈又实现了一次哲学转换，马克思则实现了从哲学到实践的革命变革，开始了对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解释。麦金太尔认为，西方的世俗化进程并没有达到它的倡导者的宏伟目标（他在《世俗化与道德变迁》一书中考察了其原因）。因为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人们把基督教中体现人类生存的那些迷信解释代之以人和自然的理性解释，对神和不灭的问题代之以世俗的审美的解答，但这问题本身并未消亡，基督教在现代化的今天根本没有被任何东西取代。盛行的各种世俗理论剥夺了对人的全面的生存解释，他们不再是美学的或人学的任何积极意义的东西了，他们只有一个共性———不是有神论者。如此一个干瘪、呆板、无个性、形式化、千篇一律的僵壳，根本不见了人之生存的丰富性和多色调。只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种世俗理论保留了在解释人类生存时的传统宗教所具有的那种广阔视野，借助于这一观点人们可以在世界中安身立命并指导其行动以达到目的。这目的是对他们当下状况所能提供的那些事务的超越。每个人都发现自己有一个被赋予的社会统一性，有一个或一组限定其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地位的角色。这些统一性和角色又反过来构成了他现今生活的基调视界。亲缘关系、职业、社会阶层与阶级……每一个体都可推演出他们之作为社会一员的统一性。麦金太尔得出结论说，马克思的历史实践和对社会关系的论述，作为对人类生存的一种解释，具有大量的基督教内容和功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基督教的历史继承人。麦金太尔在90年代提出，马克思的“实践”思想是当今仍需要遵循的一个方向。
        二、如何看待伦理学史。他批评撇开道德的历史去考察和理解道德概念的错误信念，提出道德概念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它们就是社会生活组成形式的一个部分。借助于区分出道德概念中的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种社会生活与另一种社会生活之不同。语言、概念的不同，标志着社会生活形式间的差异。要理解一个概念，要把握一个词所表达的含义，总是至少要知道主宰该词使用的规则是什么，以便把握这一概念在语言中和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这本身就揭示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会给概念提供它所能发挥的不同的作用。我们并不是先有一个道德概念的直接历史，然后才有一个与之分离的、次级的哲学评论史，因为要想从哲学上分析一个概念就常常是提醒这一概念需要修正，或是它在某个方面不值得信赖，这样，哲学淘汰掉所有的东西，只留下概念。在特定的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把握了有关行为和能够去行为的概念，去改变这一概念，或者是修饰现存的概念，或者是制造有利的新概念，或者是毁灭旧概念，就都是在改变行为。所以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罪，英国议会在1666年禁止了霍布斯的《利维坦》，纳粹焚烧了哲学著作，他们在理解到哲学能够颠覆既有的行为方式这一点上至少是正确的。理解道德世界和改变道德世界绝不是各不相干的两件事情。由此也佐证了道德与生活之不可分。
        三、德性理论。麦金太尔把上述的著作称之为早期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中心主题是指出我们要从道德实践、道德信念和道德概念的框架的各种历史和人学中学习。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工作有不成熟和不确切之处。经过70年代的十年沉思，终于在1981年推出了代表作《德性之后》。现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道德学说，这种道德多元论表明至少有一些是无法系统地解决的，因为争论双方各自使用的对立的前提无法简单地加以协调，无法比照。这样，在各种“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概念图式、相互排斥的信仰体系和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就使得现代社会处在认识论危机和道德危机之中。这一相对主义盛行的局面并不是某些个别错误偶然导致的结果，而是与社会的基本文化的各图式密切相关的。在道德方面，我们现在的道德状况是深入到我们社会存在最深层的一个无法解决的危机。当今哲学的突出任务就是理解当代文化上的和它所涉及的不可公度的价值的认识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来源。
        麦金太尔认为，历史的叙述结构在完成这一任务中起了核心的作用。他反对从社会和历史的活动情景中抽象出探究的对象并推演出其特征意义，而是主张“历史著述的特殊风景”。这种历史的方法，是把事物放在具体的、特殊的背景之中，去理解它并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辨明进行评价。如果这些论证涉及不相容的、相反的概念框架时，只能用历史的观点去评价，亦即依据提出这一图式要向什么挑战，它要取代什么人，它的对手是什么。对于科学的、道德的或认识论的理论，要指出由于它超越了对手的局限，是迄今最好的，因而才是具有理性至上性。这样麦氏的“历史主义”就不是相对主义的，一般的认识论或道德图式的理性可接受性就被建立起来了。在某一特殊的传统中，求助于一个论证的历史，就可能解决不可比较的样式和框架之间的争论。他暗示了走出当代文化危机的可能之路。那就是，人们需要整个地重新铸造理性和道德独尊的概念。笛卡儿和康德曾试图解决认识论危机和道德危机，但他们的解决本身就是失败的，导致了现今人们对理性的更大不信任。因此麦金太尔提出，“启蒙运动的方案及其自主和普遍的理想，就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对问题的一种解决”。他提出，“要么人们必须遵从启蒙方案那不同见解的激情与毁灭，直至仅剩下尼采的诊断和尼采的问题，要么他必定认为启蒙方案不只是错了，而且压根儿一开始就不应倡导。没有第三个选择。”（1984年版第118页）为了在道德方面超越这一方案，他提出要依赖于亚里士多德道德传统这一源泉。由对亚氏传统的感知而构建的道德历史的叙述说明（narrativeaccount），就构成在启蒙方案已遭危机的时代进行哲学反思的基本框架。
        启蒙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一运动的倡导者想用世俗道德取代他们认为是业经废止的传统道德和丧失信誉的迷信道德形式，但这一排斥却把人类历史所内蕴的精华也一起扔掉了。他们认为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会赞同这种世俗的道德，于是，休谟、边沁、狄德罗和康德都提出了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将遵守的道德原则。但这些原则之间却是不尽一致并有摩擦，互不相容的。到底谁之合理性是普遍的、一般的、能获得理性辨明的？及至发展到当代克尔凯郭尔、情感主义、自由个人主义更是各执一词，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使社会道德处于碎裂之中。尼采揭穿了当代的道德面具，他在《快乐的科学》中嘲笑了把道德建立在内在的道德情感、良心和康德的定言命令、普遍性的基础上，提出启蒙运动的自主道德主题是一个虚构和幻象。因为道德只是意志的表达，每个人的道德都是他的意志所创造的东西，因而根本没有诸如自然权利、功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善良、责任、义务等这类因素。尼采想用独特方式重新构建、发明一个新善恶表，这使他以自己的方式重写了道德的谱系。但麦金太尔指出，尼采却未看出启蒙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启蒙的失败只不过是拒斥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一个历史后果。这里亚里士多德并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理论家，而是作为长期传统的代言人的象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被历史证明是最好的。“没有一种学说像亚里士多德主义一样能在希腊的、伊斯兰的、犹太的、基督教的如此广阔的各种社会环境中给自己做出理性的辨明。”而在现代性触及这个古老的世界时，它的最敏感的开拓者就理解了，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要被推翻。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哲学上是后现代的道德思想方式中最强有力的。如果一个后现代的道德和政治学观点被辨明为与现代性相反对，那么它就是某种类似亚氏用语的，否则它就根本没有被辨明。
        四、正义与合理性问题。麦金太尔认为现实社会所未解决的一些冲突是围绕“正义”的不同观点而形成的。给冲突寻求解决的人，面临着辨明何种行为是合理的任务，由于人们并未在理性的判明中达到一致，由此也就使问题无从解决。他提出了“正义的转型”这一概念，探讨了是什么使得提出和捍卫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实践理性的概念就成为合理的；到底什么是合理性？是否存在一个本体意义上的人类共同遵守的合理性？所谓合理性都是某一传统中的合理性，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合理性是不存在的。忠实于一个传统，并使它与别的传统进行富有意义的接触，可以在延续这一传统的形式下，引向对传统的理解、自我辨明或修正。
        麦金太尔的《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索观点：百科全书、系谱学和传统》提出：真正的理性探讨需要在一个特殊的道德共同体中才能完成，因为具有各种不同知识传统的哲学家之间很难对话，由于没有一套共通的原理可以作为取舍评价的标准，各个不同乃至对立的体系之间具有不可公度性和不可翻译性，使得各种文化传统、学术机构之间无法进行交流，“学院社团存在的不同和分歧使得彼此间的交流陷于失败，这并不是当代大学社会结构的特殊化所不幸造成的、偶然的、附带的结果，而是植根于更为根本的东西中”。各种不同的根本信念，决非浅表层次上就能解释和融通，道德探索需要延伸到历史的、文学的、人学的和社会学的问题。有些争论之所以陷于无法解决的困境，是由体制机构的设置或社会习惯造成的，因而这种刨根究源的工作就是复杂的综合的历史、文化、传统、本体和方法的探究。大学应作为一个宽容的、统一的理智社团，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争论，使学生接触多种解释，以便做出尽可能是普遍信念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