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生态学家，“生态世界观”的提出者。生于维也纳，1966年在维也纳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后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实验室从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卡普拉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与社会问题、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都非常关注。他提出了著名的“生态世界观”。他的看法主要体现在《物理学之道》（1975）、《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1982），以及《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与查·斯普瑞特奈克合作，1984）等著作中。
        卡普拉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类遭遇着一场深刻的全球性危机。从思想根源上看，这是笛卡儿—牛顿世界观的危机。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初，笛卡儿就以清楚明白和确定性原则为前提，把全部的世界观建立在思维与物质分割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整套还原主义的推理分析方法。笛卡儿强调整体的部分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以部分为首要，整体为次要，整体的动力学性质来源于部分的特殊性而不是部分的整体性。因此，他要求去认识一个复杂的现象时，先得把它分割为许多部分，然后再对这些部分进行描述，最后再把这些部分合为一体。这种思维方法导致了机械论世界观的概念框架。后来，牛顿又以其创造性天才综合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儿等人的工作，发展了以刚性固体材料为中心的经典物理学，使世界这部机器完全遵循牛顿的数学公式精确地运转起来。笛卡儿—牛顿世界观的建立，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为工业文明破坏性地开发自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卡普拉认为，现代社会是由笛卡儿—牛顿的机械世界观支撑着的。要改变现代社会的危机局面，就必须超越旧的世界观而转向一体化宇宙的世界观。
        卡普拉的生态世界观有着与机械世界观不同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在科学思想支柱方面，他认为杰弗里·丘的“靴袢”假设和戴维·鲍姆的隐序探讨最为重要。靴袢理论把世界视为相互联系的动态网络，网络上没有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是基本的，所有部分相互关联的一致性决定着整个网络的结构。隐序理论则认为宇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它在永恒的流变过程中将秩序展开和隐含着，物质世界的各种形式均由流变过程涌流出来。这两个理论尽管尚未被大多数物理学家所接受，但是它们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正在把人们引向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
        在哲学基础方面，卡普拉认为东方智慧传统，如佛教、印度教、禅宗、儒家、道家等宗教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其中道家最为突出。它包含以下思想：道是实在的终极本质，它周流不息，产生出世界过程及其秩序；道是阴阳两极构成的整体；道的运动并不是被迫产生的，而是自然地、自发地产生的；阴阳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统一的。
        生命体的本质是卡普拉生态世界观的出发点。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生存的单位根本不是实体，而是机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采取的组织模型。生命的任何部分具有与生命整体和环境一体化的倾向。生命和环境之间不光存在着竞争，更重要的是合作。同时，生命也不光是适应环境以求自我保存，它还以创造性的活动实现自我超越。而且，生命和心灵都是宇宙自组织动态过程的不同方面。生命系统最根本的实质是精神的。人类个体的心灵也包含在社会和生态系统等较大的心灵之中，它统一于行星的精神系统，最终又统一于宇宙心灵之中。
        立足于系统生命观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卡普拉探讨了整体性与健康的关系问题。健康是一个涉及身体、心理和社会诸多方面的动态过程。人的机体能否创造性地与环境进行协调与整合，是否具有应变的灵活性，是健康与否的关键，灵活性的丧失就意味着疾病。因此，只有采用身心统一的方法，并把健康问题包括在自然、社会和文化系统之中，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医学模式和卫生保健体制。
        在心理学方面，以马斯洛为先锋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格罗夫的意识图、威尔伯的光谱心理学等，都把人的机体看做是相互作用的身心模型的整体。支离分割实在不仅是心灵的障碍，也是精神病的一个特有方面。要克服人的存在地位的困境，惟一的办法是要在更广阔的宇宙联系中体验人的存在而超越它。超人格意识的精神治疗目的最终和宗教的实践目的合为一体。
        在经济学方面，现代经济学把经济现实从与之联系的社会结构和生态系统中分离出去，只顾在有限的环境和资源中追求无限的物质财富，必然加剧“硬技术”的泛滥，挥霍性消费的膨胀和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为了真实地描述经济现实，建立经济与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平衡，必须以非线性的系统智慧为指导，把经济系统重新置入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之中，把经济活动建立在遵循生态规律的基础上。
        卡普拉认为，人类要战胜当前的生态危机，重建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必须在观念上有一个深刻的变革，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关于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体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只有形成了这样的健全认识，人们才能从自己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长远后果考虑，去主动改变征服和剥削自然的态度，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采取明智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超越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关心和控制自然环境的“浅层环境论”的意识水平，形成一种“深层生态学”的智慧。这种智慧虽然以系统论作为科学基础，但是它超越了科学的框架，而与东方的宗教哲学非常接近。这种智慧要达到对全部生命总体与宇宙秩序相联系的直觉意识，把人类精神理解成是一种个人和宇宙秩序相联系的意识形式。通过人对自己在地球生态系统及宇宙中的角色的体认，以求实现超越生活的深刻转变，实现从过度的物质消耗到自愿的简朴生活，从经济和技术增长到精神的发育和成长，在符合生态要求的前提下去创造健全的新生活，自觉地促进自然生命力的周期性再生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