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称“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系后现代主义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如果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侧重于对西方上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摧毁的话，那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侧重于在激进后现代主义开辟的空间中从事建设性的耕耘。顾名思义，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建设性。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的罗蒂、霍伊和格里芬。
        为确保“换汤不换药”情况的不再发生，为确保哲学霸权、思想霸权、方法霸权永远不再建立，为了使“王位的空缺成为常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往往对建构一种新哲学和思想体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怕自己在批判对手的同时又重犯对手的错误。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从不称自己为后现代主义者，也从不要求别人追随自己。相对而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胆子便大得多，也更富有建设性。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D.霍伊认为，说“现代哲学”已经“死了”恐怕不合适，因为还有人要继续研究现代哲学问题，但一种可供选择的新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传统上哲学家解决的问题相比，哲学现在敞开了更宽广的问题域。哲学不再惟一地集中于像意识与实在之间的二元论问题。德里达和福柯都表明，哲学能够利用其他学科和历史、文学研究或社会科学而达到关于像知识、解释、道德或社会理论这样的论题。作为哲学首要关注的意识的消亡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一种研究新问题和新任务的哲学的开始。在霍伊那里，哲学是一种“反思方式”，是一种“重新思考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哲学不能同它的历史断绝联系，同时乐观地断言：“没有理由怀疑在我们由此前进的历史中，哲学将会继续扮演一个中心角色。”
        同样，在摧毁传统形而上学大厦的同时，罗蒂也不失时机地营建起自己的“后哲学”。罗蒂的“后哲学”其实就是“新解释学”，也就是新实用主义。这种新解释学认为，作为“规范”的“绝对真理”化身的哲学死亡之后，哲学家必将以一个“解释学的实践家”的面目出现，从事哲学就是从事游戏。罗蒂的新解释学倡导“对话”，倡导沟通，其目标是促进不同文化、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在各种学说之间进行调停。为了加强自己理论的力度，罗蒂将自己的“新解释学”与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传统认同起来，他用自己的“协同性”（solidarity）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认为真理有独立于或外在于社会和人类的客观存在性，而罗蒂的“协同性”指的是某社会团体中人们有兴趣、目标、准则等方面的一致性。
        在罗蒂看来，要达到“协同性”，没有什么路好走，只有诉诸“对话”。因而“对话理论”构成了罗蒂“新解释学”的重要内容。这所谓的“对话”并不是内心的独白，而是指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与解释者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专制的，而是平等的。因此，倡导开放、平等便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又一特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平等就是要向一切人开放，面向所有的人，倾听一切人的声音，哪怕是最卑微的小人物的声音，专家的声音与外行人的声音都要倾听，以防人微言轻的悲剧再度发生。概言之，后现代思想家志在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美德。由于“新解释学”标举真理本质上是自由的，强调意义解释的多元性，强调认识主体在解释中的主动介入，因此便为人的自由创造敞开了空间，倡导创造性便成为“新解释学”的一大特征，罗蒂视之为重塑人的“自我形象”的壮举，用他的原话说就是：“我们的自我形象就会是去创作而不是去发现的形象，这是曾经被浪漫主义用来赞美诗人的形象，而非被希腊人用来赞美数学家的形象”。鼓励人们去思，去想，去感受，去创造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他们是深得尼采“给大地创造意义”的精髓的。利奥塔则鼓励人们寻找机会，特别是寻找创造的机会。他坚信，“人们是能够抓住有幸创造的机会的。”福柯曾经谈到：他很奇怪，人们为什么将一张桌子、一棵树当作艺术对象，而却不把生活本身当作艺术对象。在福柯的心目中，生活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创造，因此是最好的艺术品。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再一特征是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多元论的观念———事物有许多意义，且有许多事物，一事物可以被看成各种各样———是哲学的最大成就。”他这里所说的哲学当然是指的后现代哲学。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号召人们要像读一首诗、一部神话一样来解读哲学原著和哲学本文，其用意也在于倡导一种多视角看问题的思维方式。所谓“解构”，按照德里达的界定，就是一种“双重写作”和“双重阅读”。德里达就往往在人们认为是统一的本文中，读出不一致和混乱。以倡导视角主义多元论著称的德勒兹和加塔利，更是有意避免思维视角的单一和僵化。与传统思维从一个中心概念出发，运用固定的概念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再现现实的思维路线不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析和研究是在多层面上进行的。他们经常有意地变动概念的层面，转换研究的视角。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第二卷中，他们就开始引进与第一卷中使用的框架和概念不同的新的分析框架和概念，甚至“改变了写作的风格”。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倡导对世界的关爱。福柯十分标举一向被基督教和传统哲学所蔑视为“邪恶”的“好奇心”（curiosity）。他声称他“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对于他意味着某种不同的东西。“它唤起关心，唤起对存在着的事物和可能存在着的事物的‘关心’”，它使人们敏感（sharpen）现实，它准备发现我们周围稀奇古怪的东西。福柯憧憬着一个“好奇的新时代的来临”。这显然是针对现代人的对世界态度冷漠，感觉迟钝的心态而发的。
        D.R.格里芬等人所倡导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则将福柯的“憧憬”具体化了。格里芬强调他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以怀特海的有机体哲学为理论基础的，这种后现代主义具有三大特征。其一，与现代性视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为外在的、偶然的和派生的相反，后现代主义强调内在关系，强调个人与他人、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其二，与二元论的现代人与自然处于一种敌对的或漠不关心的异化关系不同，后现代人信奉有机论，在世界中如同在家一样。由于这种家园感和亲缘感，现代统治和占有的欲望在后现代被一种联合的快乐和顺其自然的愿望所代替；其三，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新的时间观。它倡导对过去和未来的关心。这种后现代主义认为，后现代主义解救“正歪歪扭扭地、毫无意义地走向人种自杀”的现代人的尝试的第一阶段，应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恢复生活的意义和使人们回到团体之中，因此，这种后现代主义十分推崇“绿色运动”，因为它所倡导的“内在关系”理论，“有机论”以及对时间的新关系在“绿色运动”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们主张用“绿色运动”的精神来“绿化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精神以及我们的文化”。他们宣称，后现代主义的政治纲领在正在形成的“绿色运动”中得到世界范围的表达，按照他们的说法，在每一个绿色运动已扎下根的国家中，都重视加强基层运动，都重视建设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经济和生态区域主义，这种经济和生态区域主义是一场用注重区域的生态、文化、经济特点的意识来培育适宜的生活意义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