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后现代写作的表现手段。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滑稽模仿主要是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而被小说家、戏剧家、诗人乃至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使用。众所周知的滑稽模仿作品如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柏的《秀发劫》，对于史诗恢弘的形式和典雅的风格进行滑稽模仿，记述的却是淑女雅士庸常的生活琐事；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依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在结构上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相对应，写的却是当代都柏林一个广告商某一天在这座城市里的漫游和历险。作为艺术的表现手段，滑稽模仿在此起到离间作品风格、主题和形式的作用，目的在于造成不谐调，从而导致滑稽可笑的效果。传统的滑稽模仿作品依照其不同的类型大体上可以分成滑稽模仿作品（Travesty）、休迪布拉斯式嘲讽（Hudibrastic）、戏仿作品、（parody）、模仿诗（TheMock-Poem）等；此外还可以依作品的格调与被模仿的作品的格调的比较分成升格或降格两类。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文学渐渐从边缘进入主流。滑稽模仿日渐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写作策略，为当代小说家们大量有意识地采用。今天的小说家们使用滑稽模仿，首先基于这样一种对于生活、对于历史乃至文学传统的理性认识：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既成的语言中，所谓既成语言先在地规定了人的思维和表达，也即规定了人的生活。甚至连哲学的根本问题，即主客体关系问题，也被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所取代。“世界的意义产生于语言言说，成了语言言说的效果或产物。这种意义不仅无真理性和客观性可言，而且永远处在差异和流变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切文本，无论它是文学文本或是历史文本，其所谓形式、风格等，其所表述的思想和意义等，都是用先在的语言构筑的，因而都是人为的。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既往的传统，我们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只不过是语言的构成之物，一切问题都是语言问题，一切文本都是构造语言现实的语言符号系统。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于另外一个文本的滑稽模仿，便成为“对于艺术的人为性，对于通常状态的生活的人为性，群体社会的人为性和一切阻碍认识生活的荒诞的事物的人为性的评论”。
        面对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当代小说家们认为，文学史几乎穷尽了创新的可能性。在一篇名为《枯竭的文学》的论文中，美国当代小说家约翰·巴思这样写道：“试图显著地扩大‘有独创性的’文学的积累，不用说长篇小说，甚至于一篇传统的短篇小说，也会显得太自以为是，太幼稚天真；文学早已日暮图穷了。”似乎可以这样说，对于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来讲，其写作中通行的主要风格早在其文学史的初创时期业已成型，所谓独创某一种风格，对于今天的小说家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之谈，表达的是一种虚妄。然而对于文学传统的这样一种认识并没有导致当代小说家的悲观和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存在于传统之中的文学形式，即“枯竭了的形式”，恰恰是每一位后现代小说家身后所拥有的资源，“写作正是一种基于资源配置之上的操作过程”。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对于既往的文学史和文学传统进行讽刺性的评论，恰恰达到了一种创新的目的，达到了传统资源再生的目的，而滑稽模仿正是调动这些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滑稽模仿，当代小说家们寻找到了继承传统与表达对传统的怀疑的不二法门：当他们使用滑稽模仿的策略时，文学作为整理现实的一种方式便显示出其人为性———情节怪诞、人物滑稽、语言夸张，一切都显得那么刺眼。一旦滑稽模仿与滑稽模仿之间出现空当，或者小说家们滑稽模仿某一类作品的结构、人物、类型等等时，优美的、合乎传统的散文便出现了。在这些滑稽模仿作品中，不仅生活的现实是复杂多样的，真理也是复杂多样的。通过滑稽模仿，这种多样性得到表达，某种真实性受到怀疑。怀疑传统并表达这种怀疑与娴熟地驾驭合乎传统的常规，成为当代小说家的两副面孔；以艺术来对付艺术使小说家们获得了一种可行的艺术形式，他们就在这两极跳来跳去。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有优秀的滑稽模仿作品问世，成为这个文学写作策略越来越多地为作家们使用，并创造出佳作的例证。似乎可以说，滑稽模仿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小说家一种十分流行的写作风尚，也成为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的某种表征。美国60年代荒诞派小说家，如库特·冯尼格、约翰·巴思、约瑟夫·海勒、唐纳德·巴瑟尔姆等人无不是使用这一策略的高手；欧洲的小说家们，像英国的安东尼·伯杰斯、格雷厄姆·格林、戴维·洛奇、拉什迪、马丁·艾米斯，意大利的温贝托·埃科，以及法国的某些属于新小说派的作家，如米歇尔·布托等也都经常性地借助滑稽模仿达到他们讽刺性地运用传统形式与风格的目的。在这些作家那里，滑稽模仿不仅是某种炫智与炫技的手段，同时还是凿通所谓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壁垒的强有力手段。不同时代里不同风格的文本，某一些经典性作品的结构、人物，某些文学作品的类型，经常是他们滑稽模仿的对象，使他们笔下的小说往往成为既往的文学传统中各种风格、类型、人物、结构等的展览会，与此同时又具有可读、易读的特征。比如约翰·巴思的《烟草经纪人》被称为滑稽模仿的史诗，同时又被称为“一部模仿流浪汉小说的滑稽作品”；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被称为美国传奇的滑稽模仿，库特·冯尼格的《泰坦族的海妖》和《第五号屠场》被称为科幻小说的滑稽模仿，等等。这些小说往往是一个多元化的文本，不同风格、类型的文字系列就像拼接在一起的积木游戏，文本与文本之间常常会发生碰撞，产生令人意料不到的冲突和对比效果。安东尼·伯杰斯、格林、埃科等人的小说则常常戏仿侦探小说、犯罪小说等通俗文学类型，作品在披上通俗小说的外衣之后既颠覆了这一类型小说传统的功用，又强调了文学的另外一种功能，即消费的功能，使小说通过炫智与炫技的特征与可读性的结合，成为后现代社会里一种特殊的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