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译“文本间性”，是解构主义的一个本文概念。它的提出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本文的孤立与封闭性，认为作为任何本文的成文性在于同该本文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换，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因此互文性与后现代主义本文“意义链”的破裂相关（参见“意义”）。
        在后现代主义“多元”格局中，“互文性”在不同的流派那里衍生出不同的意义。1989年纽约与伦敦出版的《新历史主义》一书的主编维瑟所概括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五大特征之一为“文学与非文学的本文是不可割裂地沟通的”。与上书同一年问世的，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的编者“序言”把眼下文学理论变革的走向归结为四个方面，其中之一为“非文学学科与文学理论的扩展”等都是由互文性造成的结果。这一现象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蔚为风气紧密相关，又与后现代主义批评中马克思主义批评有着内在的联系，是打破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学“自律”论的必然结果。
        后现代主义之一的新历史主义批评操作的主要依据就是互文性，但它已把解构主义的“互文性”仅局限于“本文”扩展到不仅包括文学本文与非文学本文之间的“互文”关系，而且进一步扩展为本文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认为一方面历史（客体事实）与本文（记叙文献）之间有一种互动的作用关系；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本文之间，如政治、哲学、经济、宗教、法律、文学艺术等，相互之间有一种映照的关系。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关系特别通过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观得以体现。海登·怀特否定了人们可以通过本文把握正确无误的历史真实的“天真”念头，他从互文性出发把历史文献与文学本文等同视之，或干脆把历史本文作为一种“文学虚构”，强调历史的叙事性和诗学性。“它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事件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的叙事不仅如通常理解的那样以“散文”的方式，也以“诗学”的方式进行，“所有历史写作中都普遍存在诗学因素，即作为修辞出现于散文话语中的一种因素，因此历史学家或历史主义者所写的重要历史著作即使早已不再被认为是对‘科学’的贡献，仍保持着生动性和权威性”。这种诗学性在修辞话语方式上表现为传奇、悲剧、喜剧、讽喻、史诗。由于互文性扩展为历史的本文性与历史本文的诗学性，海登·怀特否认历史本身具有“内在的悲剧性、喜剧性或传奇性”。一个历史学家“只需要转变他的观点或改变他的视角的范围就可以把一个悲剧境遇转变为一个喜剧境遇”，“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组合”。在他看来，历史文件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的不透明度随着历史叙事的遭遇不断提高。每一部新的历史著作只能增加必须被解释的本文的数目，如果我们想要完整而准确地描述某一历史背景的话。被分析的昔日和基于文件分析的历史学家的著作之间的关系是自相矛盾的；我们对过去了解得越多，就越难以对过去进行综合阐述。因此他的史学观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但是另一方面，他在消解历史通过本文在认识上的透明度的同时，却无意地把这种可知性给了文学本文，甚至文学本文可以增加历史本身的透明度，这就歪打正着地在文学本文与历史真实间建立起接近“反映”的认知关系。当然这形成了“表述真实世界时的虚构因素和表述公开宣称是虚构的世界时的真实因素”这样一种悖论式关系。
        就海登·怀特对新历史主义批评在“互文性”关系上最根本的影响则表现为在历史客体性与现实主体性关系、非历史本文（文学本文）与历史本文（非文学本文）之间界限的模糊，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相对主义，他把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观称为“绝对论”，或被科学哲学家波佩尔称为“唯科学主义”的。由此可见，“互文性”作为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本文孤立与封闭性之反动，未免有从一端走向另一端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