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派思想家斯蒂文·贝斯特（StevenBest）和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合著，中文版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由凯尔纳主编的吉尔福德系列丛书《批判的视角》（CriticalPerspective）中的一部，书中系统地介绍、讨论、评价了以法国思想家为主的许多不同的后现代理论主题、立场和政治主张，并分别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了综合性的比较。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主要追溯了后现代一词的源起，分析了后现代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介绍了“后现代”一词在早期不同用法中的含义，并简要介绍了“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概念在本书中的具体内涵。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较为详细地介绍、讨论、评价了福柯、德勒兹与加塔利、博德里拉、利奥塔等后现代理论家的社会、文化及政治观点，指出了他们的贡献和存在的局限。第六和第七章将后现代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了综合性的比较，进一步分析、指出了后现代理论的优缺点。第八章提出应结合后现代理论、现代理论、女权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等，发展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并对这种新理论的具体特征作了简要的陈述。
        作者在书中认为，后现代理论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各种理论和观点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甚至根本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后现代理论，但是，它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主题、立场和特征，表现在：它们都拒绝承认现有学科如哲学、社会理论、经济学、文学之间的界限，并造成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它们都对现代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如再现、真理、理性、系统、基础、确定性、主体、意义、因果性等提出了批判；都赞成差异性、多元性、异质性原则等。作者正是按照这些共同特征来鉴别后现代理论家的。因此，尽管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反对后现代标签，甚至激烈地反对后现代话语，但是作者还是把他们作为重要的后现代理论代表人物列为分析评判的对象。
        作者认为，后现代理论是具有敏锐的历史意识的当代知识分子对激烈变化的当代社会状况作出的理论回应，这些理论中包含了许多新颖的、富有创见的成分，它们揭示了那些为古典社会理论（主要是现代性理论）所忽视的，以及被边缘化的现象，并且对那些经常受到过去理论贬抑的差异、多元性与异质性赋予了价值。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使主体规范化、纪律化的方式所作的详细的历史系谱学分析（福柯）；对资本主义对欲望的殖民化以及对潜在的法西斯主体的塑造的微观分析（德勒兹与加塔利）；对大众媒介、信息系统以及科学技术这些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全新控制形式的理论描述；对微观政治的重要性、新社会运动、社会转型的新策略的强调（福柯、利奥塔、拉克劳与墨菲等）；对女权主义与后现代理论的新综合等等，这些成就对发展一套适合当前时代的社会理论和激进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理论同时也有着一些重大的局限。后现代理论一方面提倡话语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又盲目地拒斥宏大叙事，拒斥宏大的系统理论，拒绝承认总体化、系统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合法性，拒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作总体化研究；一方面强调现实的多元本性，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时又常常拘泥于一种角度、一种方法，从而表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例如，它只注重对社会理论和文化的分析与批判，而没有把这种分析批判同对政治经济、对资本的分析批判结合起来；没有把社会、文化与政治理论同资本主义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不同层次与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没有把微观分析同宏观分析结合起来；等等。这些缺陷使后现代理论，尤其是极端后现代理论具有了潜在的危害：在政治上，由于过分强调微观政治而拒斥宏大政治，它有可能瘫痪被压迫群体的斗争意志，导致政治犬儒主义，或者由于拒斥理性而走向法西斯主义；在本体论上，由于忽视对话语的制度基础的分析，可能会导致文本主义和语言唯心主义；在认识论上，一味地拒斥理性、因果性、基础、系统性等，可能会导致相对主义或独断主义，导致非理性主义；在道德方面，由于对理性主体的消解和对欲望主体的颂扬，可能会导致享乐主义或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因此，作者对后现代理论的态度是：既不去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不去不加辨析地全盘拒绝，而是主张批判地质疑后现代理论，汲取其积极的面向，否弃其消极的面向，同时展开后现代理论同现代理论、女权主义、批判理论，尤其是同马克思主义（作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在许多当前社会中仍然是一个主要的构成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因素）的平等对话，以期建立一种适应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向度、多视角的社会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