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新左翼批评家。主要著作有：《诗学命题与批判教义》（PoeticStatementandCriticalDogma，1970），《自我作对的文学》（LiteratureAgainstItself：IdeasinModernSociety，1979）。
        格拉夫60年代曾参加新左派运动，但他的左倾很大程度是在思想理论方面。他看不惯新左派花里胡哨非理性的反文化状态，而对早期的左翼批判家和纽约批评家从事的传统道德和政治文化方面的文学批判给予肯定。他一直猛烈抨击文学批评领域的形式主义倾向，认为“新批评”和神话批评把文学作品仅仅视为有机统一、自足自律的文本结构，然而文学还有陈述事实、传授知识、提倡道德和信仰，并进行价值判断的一面；文学批评有内在的一面，但外在的批评也同样需要，文学必须面向社会现实、历史、政治、伦理和道德。
        会现实、历史、政治、伦理和道德。格拉夫在其最为文坛瞩目的论著《自我作对的文学》中，对迄今为止文坛上曾经流行和正在流行的各种批评思潮作了毫不留情的质询。格拉夫明确重申：“文学思考不能脱离社会的和道德的思考”，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重复一个古老的文论命题，可是，如果考虑到形式主义的“新批评”对几乎两代人的影响，考虑到战后这几十年来，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读者反映批评、精神分析批评、语言学、解释学等基本上跳不出形式主义的状况，可以想见，格拉夫重申和坚持这个古老的文论命题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理论功力了。
        格拉夫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区别也有他与众不同的理解。他认为，“现代主义小说，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以外，绝大多数并不像现代主义的理论表述所说的那样，并不全是一种主观化、个人化的经验，并不全是与公开的、客观世界的理性话语相对立的一种内在意识的表现”，相反，“后现代的小说，倒是趋于将这种现代主义理论逻辑推向极端，以至于我们看到一种完全与客观现实隔绝的主观意识，它自己甚至都不意识到它的这种隔绝”。格拉夫对后现代小说“不能或拒绝与社会现实保持联系”的倾向给予极其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这些后现代小说，沉溺于意志无边的杜撰自由之中，让作家不要对客观真实的标准负责，而且使这种做法显得无足轻重，说起来是尊重文学，实际上是把作家所说的及其对生活的态度，统统都看得无所谓。他指出，战后几十年来写作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作家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拿不出看法，而这种状况，用文学无须提供看法、作家不必了解社会也会成功等说法去遮掩，已经长久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