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名吉拉尔·霍斯特。出生于奥地利，是法国当代重要的激进社会理论家，“后工业无产者”术语的提出者。
        1964年，戈尔兹的《劳动战略与新资本主义》一书出版，对法国新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为重新构想当代资本主义中无产阶级的地位及进行根本改变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激烈反抗的自然基础已被破坏。物质匮乏已不再是一个严重问题，因而传统的无产阶级将无法扮演左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为它规定的角色。同时，由于在当代“新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所起的中介作用明显增强，所以，这种资本主义与传统的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与先进生产技术相结合的新现实是：出现了由专家、技术人员、高级专业人才等组成的新的中间阶层，即“新无产阶级”，他们与蓝领工人形成鲜明对照，其数量不断增加，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扩大。尽管这个阶级受过教育，薪金丰厚，但却在自身劳动的全过程中不承担任何决策，所以，他们应该发挥先锋作用。在斗争中“新无产阶级”必将提出与劳动的创造性和意义有关的高要求，而不仅限于增加工资。推动人们去奋斗以实现剧变的动因也不再是物质匮乏，而是异化和厌倦。
        戈尔兹认为，提出上述高要求旨在扩大对其工作场所的参与性控制，并在提倡自我管理的条件下得以体现。他实际上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进攻姿态鼓吹“革命改良主义”战略，动员高度分化的工人阶级通过损害管理来建立和扩充“民主权力”中心（即所谓自我管理的堡垒），进而改造资本主义直至将推翻其逻辑本身（尤其在工厂里）。在这场斗争中，（民主管理下的）工会将通过实施对工作条件、劳动的目的和训练、劳动组织和分工的控制不断改变社会秩序的面貌。最终将使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被破坏，由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所替代。但在后来，他又说，由于国际分工、跨国公司和国家公司的发展，生产体系日趋复杂，规模不断扩大而使“自我管理”作为一种纲领和模式越来越失去了意义。
        20世纪70年代，戈尔兹就社会生态学发表了大量论述。他强调，生态运动必然是一场范围更大的斗争的一部分，其本身不是目的。他谴责“追求增长的社会主义”和“追求增长的资本主义”。他也不同意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将为解放工人奠定基础的观点，断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相反的作用；新的生产力本身的规模及集中决策的需要使工人对之实行全面控制的概念无法成立。“如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运用同样的工具，那么社会主义就不比资本主义好—对自然的全面统治不可避免地会招致用统治技术实行对人的统治”。他要求“把工具倒转过来”，创造出不一定非要随之带来集权的、等级的强制性技术。
        他非常关注创建一个允许最大限度地表达个人自由与自治的合作的社会。在《劳动战略》中他把社会主义想像成一个自我管理、自治的社会。但在他1980年出版的著作《告别工人阶级》中，不仅集中反映了近二十年来自己思想所经历的变化，而且在一些重要方面则偏离了《劳动战略》。《告别工人阶级》一书的主题是“解放时间、取消劳动”。为此需要通过创建一个尽力把人的自由领域（自治）与必然领域（他治）的对立推向极端的“双重性社会”来实现上述目标。认为要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他治劳动与分工又无法彻底消除，就应该使之弱化并加以限制，同时应尽力扩大脱离劳动的自由。假如有一个进行必需品生产的社会化了的他治领域，非基本需求则可以留待自治生产去完成。在这个双重性的社会里，将对他治劳动进行分配以大量削减工作日。由于先进技术带来的生产能力，使之有可能成为现实。
        戈尔兹声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将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先决条件和代理人（即无产阶级）的假设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些力量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起作用。马克思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角色将不会由个别的无产者扮演。工人阶级已变得懒惰和原子化了，其存在已在无法容纳自治活动日益扩大的生产机构中消耗殆尽。在这样的生产和大规模的政治体系中实际上无人把握政权；个人按照该体系本身的逻辑规定各司其职地发挥作用。所以，阶级夺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最终，只有创造一个如前所述的双重性社会才能结束统治，但无产阶级已没有能力通过斗争以求根本改变从而创建双重性社会。
        戈尔兹强调，工人阶级由于自动化和技术的发展正在受到损害与减员，因此这场斗争将在阶级成分不明的个人所发起的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即“后工业无产者”的“非阶级”。这些个人常常只是部分时间受雇或被自动化排除在“消除劳动”的生产过程之外，或者由于精神生产工业化的结果使其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