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后现代社会学家。《理论、文化和社会》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成年人生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编著有：《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andModernity，1990），《全球现代性》（GlobalModernities，1995）。另有许多论述文化社会学和全球化问题的重要论文，主要有：《生活方式和消费者文化》（LifestyleandConsumerCulture，1987），《后现代主义和新中产阶级》（PostmodernismandtheNewMiddleClass，1987）、《走向后现代文化社会学》（TowardsaSociologyofPostmodernCulture，1989），《全球文化和本土文化》（GlobalandLocalCultures，1993）等。
        费瑟斯通对后现代的文化社会学有深入研究，他提出的“生活审美化”和“新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西方社会学界颇有影响。他主张，社会学应该关注文化和社会以及意识形态、语言、知识、话语、主体性和行动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就是说，传统社会学对艺术领域漠不关心是偏狭的。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有效地把审美问题推到了社会学的中心：它为文本（文本的快乐，文本间性，可写的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提供了审美的模式和正当理由，为生活（生活的表现性审美化，作为善的生活的艺术）提供了审美模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后现代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模式，即考察后现代主义，必须在一个群体间的关系动力学过程中展开，而后现代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追问谁是后现代符号商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于是，研究的重点就自然而然地转向探寻在艺术、文学、建筑、音乐、学术等不同符号生产和流通领域里，是什么样的动力学和过程在起作用。费瑟斯通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变化是和符号生产、流通、复制行业中专家数量的急剧增长联系在一起的，与这些人和社会中其他集团的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就是他所说的“新中产阶级”的符号生产和流通专家。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经济专家和符号专家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平衡就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这个新的中产阶级（服务阶级）的出现和扩张，不但导致了符号生产和流通中的专家的出现，而且也创造了对后现代文化和符号产品着迷的受众。
        了一个后现代社会的显著现象，符号生产生产流通的中产阶级专家的权力潜能在急速扩大。他们比其父辈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加讲究个人生活的趣味和价值，对已经体制化的现代主义艺术极为反感，情绪上非常敏感。这类人在美国特别显著地体现为“雅皮士”，他们是一些年轻的都市专业人士，是自私的“完美消费者”和快乐主义者。这个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包括经理、职员、科学家、艺术家、批评家和技术专家等。他们是一个“新的文化中间人”（newculturalintermedieries）。他们广泛地介入营销、广告、博物馆、艺术、文学、体育、公共关系、广播、电视、杂志和各种咨询等提供符号商品和服务的行业中。在纽约、伦敦、巴黎等西方的大都市里，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化群体，而且在不断地扩大队伍。他注意到，这些人把一种学习模式引入生活，他们不断地为身份、外观、生活方式和对新鲜经验的无穷追求所感召。他们不仅自己追求这样的生活，而且通过和体育比赛、流行音乐演出、时装表演等各种传媒活动的合谋，把这种雅致生活推广到更多的受众中去。他们在媒介和学术之间运作，把知识和学问通俗化，把趣味普及化，有意消解高雅艺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古老界线，摧毁了传统的现代主义的符号高下优劣的专断系统。“这种对知识商品和艺术化的有品味的生活方式的普遍崇拜，有助于在新中产阶级中或超越中产阶级，为新的符号商品和经验，新知识分子的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去创造一个受众群体，这些受众具有融入并广泛处于在后现代主义中的敏感的接受力。”
        这就形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独特文化景观———“生活的审美化”（theaestheticizationoflife）。在新中产阶级中，接受审美化的生活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伦理上善的生活，并不存在什么永恒人性或本真的自我，他们的流行口号是“没有规范，只有选择”，体现了不断更新生活方式的信念。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些“准自我”的集合（acollectionofquasi-selves）而已，生活是对审美的塑造永远开放的。因此要保持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我的欲望，追求新价值和新词汇，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里有趣的是，生活的审美化规划伴随着一种对作为英雄的艺术家的欢庆，以及生活风格化地进入艺术———两者既是艺术家规划的表现，又是生活方式的表现———这些在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圈子之外的广大受众中也可以听到回音。这是由于符号商品中特殊的专业群体的扩张而形成的，这些人既是作为生产者—传播者，又是作为消费者—受众来运作。”他们是趣味的塑造者，不断地寻找新的符号商品形式，并指导受众如何接受这些商品及其观念，从而引导了某种生活方式的广泛传播。
        费瑟斯通认为，由于文化和经济学的结合，在后现代文化中出现的这个特殊集团———新中产阶级的“中间人”，拥有很大的文化权力，但是费瑟斯通不同意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Gouldner）的看法，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成为新的文化霸权阶层。虽然从现象上说，这个群体成功地垄断了价值定位的知识和手段，但是，晚近的趋向表明，在后现代理论生产和文化产品中，有一种趋向于消解垄断的倾向。因为后现代理论和实践中提供了“超反观性”、反基础论，以及提倡多元的宽容的文化语境，而后现代氛围中文化专家普遍认可的统一原则的缺乏，以及追求新奇理论反对僵化的知识的倾向，有助于减少如下可能性，即将知识和文化稳定的重新中心化和层次化。这将使垄断的可能性在后现代文化中大大地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