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译“解中心化”、“去中心化”、“移中心化”，是后现代哲学的重要方法和重要理论内容。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思潮，非中心化思潮已广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接受，并成为他们摧毁传统的形形色色“中心”的有力武器。
        非中心化思潮的理论基础是非中心论。所谓非中心论，按照西方学者保罗·瓦普纳（PaulWapner）的界定，“就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即社会现实的任一要素或部分可以被规定为本质的、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非中心论又分为“极端的”和“温和的”两种形式。“温和的”非中心论主张没有什么东西（不论是历史、哲学、理性、宗教还是诗歌）可以作为一种令人满意的指导人生的原则。极端的非中心论则强调在现实中不存在词语所指的对象，即在词语的历史、哲学、理性的背后没有什么东西作为独立自存的对象而存在。一句话，没有什么东西是实体性的，不存在什么中心。表现在具体操作上，温和的非中心论者重于对各式各样的“中心”（如人、理性、科学）的消解，而极端的非中心论者则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发难，试图一劳永逸地断绝人们对中心的追求。前者以结构主义哲学家为代表，后者则以德里达为旗手。
        率先受到非中心化思潮冲击的是人。正如《二十世纪法国思潮》的作者所说：主体在文学、历史或心理学中都等于零了。在对人进行非中心化方面，以断言“人类已经死亡”而闻名的福柯可谓一个急先锋。
        从非中心论的立场出发，福柯对主体—自我中心主义进行了挑战。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提出了“人的死亡”命题。他论证道，不存在什么完整的人类，人类已不符合最初的单一的含义而分化成为一个语言的存在，一个经济的存在，一个生物的存在等等。那种由各种文化科学知识构造起来的人类已经死亡。
        对传统的作者观的著名批判也是福柯的非中心化工程的一部分。福柯认为，这种中心化的作者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人们之所以硬要制造出这样一个“作者”，其目的是想在作者这个个人身上察觉出“深刻”的动机、创造的力量或天才的构思，人们以为写作就是靠这些才发生的。福柯的结论是，必须取消主体（及其替代物）的创造作用，把它作为一种复杂多变的话语作用来分析。”
        与福柯对人的非中心化密切相联系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对人的消解。传统的语言学认为，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语言，语言是工具，人则是语言的中心。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哲学则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只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这便是语言学上的“哥白尼革命”。根据杰姆逊的考察，早在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就在一首诗中谈到，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在浪漫主义时代，在古希腊，都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诗人须得有神灵附体，有所谓“诗的迷狂”，才能写出不朽的诗篇，是另一伟大的灵性在通过诗人说话，而不是诗人自己在说。将这种关于诗的观念移到语言上人非中心化的革命。不再是语言的中心之后，人变成了语言的一种功能。
        利奥塔则明确提出，正是语言的多样性导致了主体的消解。在《后现代状态》中他写道：“社会主体本身似乎正消解在游戏的散播中。”社会的联结是语言的联结，但并非仅仅由一根线索编织而成，它至少是由两种（在现实中是无数）各自遵守不同规则的语言交织而成。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也是非中心化思潮的一支生力军。拉康将“自我”或“心”这个一直被看做人的心理学核心的中心概念斥之为“便利的幻觉”和“想像的结构”。进一步，他向精神分析的祖师爷发动了挑战，认为不存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包容原我、自我和超我的统一的心灵，也不存在意识和无意识、生命冲动和死亡冲动。心灵远非什么统一的整体，仅仅是一个各种要素发生冲突的场所，是破裂的。这里，拉康是通过将心灵外在化和问题化而将人类主体非中心化和消解了。非中心化思潮的冲击波不仅指向主体，而且同时也指向了客体。
        在结构主义那里，由于语言是个无“词项”的系统，因此使单元彼此保持分离的“区别”，就比在声音或心理中单元或“事物”的实际出现更为基本，而传统一直认为这类单元或“事物”才是语言的现实对象。
        由于在结构主义那里语言是一个无“事物”的系统，符号的世界是由这样的符号构成的，这些符号完全是由符号的某种内在的特性，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规定的，因此，结构主义强调认为，能指和所指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身是绝对的东西，是摆脱任何束缚和自立自足的东西。这样，结构主义便把话语现象提高到绝对性的地位了。
        博德里拉的“超现实”（hyperreality）概念也是非中心化思潮的产物，它与结构主义对客体的中心性的消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超现实”中，事物与观念、对象与再现、现实与符号之间的界线“被爆破了”，现实、实在的根据也随之消失了。存在的只是由高技术生产出来的没有原型而互相模仿的各种符码。甚至虚幻也不可能，因为真实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有“超真实”。在“超现实”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人自以为自由地购买他（她）们想要的商品，而实际上他（她）们已受到了电视广告的诱导；作为选举人的个人也是这样，他自以为在自由地行使他的权利，选择他所喜欢的政客，但实际上他已受了电视宣传的操纵。博德里拉还以观众大量给饰医生的演员写信请求医生指导为例，说明什么叫超现实和超真实。美国从事总统竞选工作的专家也承认，电视宣传在塑造总统的形象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用狄康姆精辟的概括就是：“你们都想成为世界的中心，你们必须明白，既没有中心，也没有世界，有的只是游戏。”
        由此不难看出，结构主义用来驱逐作为中心的主体和作为中心的客体的武器都是语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罗蒂要说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变化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语言上升为中心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主义所进行的“解构”也是一种形式的“非中心化”操作，而且是一种激进的非中心化操作，旨在将“中心”本身彻底根除。
        文学上的解构主义抛弃了传统的文学概念，对文学进行了非中心化。按照传统的文学概念，本文拥有意义，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找出这一意义。而解构主义的名言是“书写仅仅是书写”。这意味着不存在什么要在本文中揭示的意义或真理（本文中不存在意义或真理）。显然，解构主义是以否认普遍真理为前提的。因此，在解构主义看来，在文学批判中，不存在作者的意图（事实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作者），没有真理的位置。一句话，文学中的解构主义通过排除文学主体的中心对象———本文的意义而将文学非中心化了。
        哲学上的解构主义致力于寻找的不是显示在本文中的意义及本文之间的联系，而是本文的裂缝、遗漏、边缘以及本文之间的不一致性、非连续性；不是本文中心的、可靠的信码（息），而是本文的边缘的、不一致的、充满矛盾的信码（息）；不是本文的真理，而是对真理本身展开追问和怀疑以致放弃真理。因为真理始终是传统形而上学追逐的中心。与其他非中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德里达直接向“中心”概念本身进行了挑战。
        德里达不满意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工程，认为结构主义的非中心化工程是不彻底的，因它所“非”的仅仅是“某个”中心，而不是“中心”本身。德里达自己则运用他的解构策略，由分析结构主义的矛盾入手向“中心”本身发难。
        按照传统的看法，结构是有中心的，“中心是惟一的”。这个“惟一的中心”不仅要调整、平衡和组织结构（事实上，没有组织的结构是不可想像的），而且从根本上说，它要保证结构的组织原则能够对我们称之为结构的游戏的东西作出限制。通过对系统的一致性的调整和组织，结构的中心便容许它的诸要素在其总体结构中进行活动。也就是说，正是“中心”构成了某种结构中的“本质性的东西”。“它在支配结构的同时摆脱了结构性。”惟其如此，在涉及结构问题时，传统思想能够以悖论的口吻宣称：中心既在结构之中，又在结构之外。然而，依照德里达的分析，中心既然是处于总体的中心位置，既然它不属于这个总体（它不是总体的部分），那么，这个总体的中心必然在总体之外的某处。这样一来，“中心也就不成其为中心了”。可见，承认结构有中心，就会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而清除了中心概念实际上把我们从这种两难境地中解救出来。
        从这种观点出发，德里达坚持认为没有必要考虑中心。在“在场的存在”（present-being）的形式中，中心是不可想像的。中心“没有一个自然的基地，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点”。如果说有中心的话，那么这个中心只能是“一种功能，一种使无数符号替换物的活动成为可能的无定点（non-locus）”。这实际上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心了。中心失去后的真空被语言填补了，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在缺乏中心和本源的情况下，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在其中，中心的所指———即本源的和超验的所指———绝不是存在于某个差异性的系统之外。这种超验的所指的不在场，且无限地扩展了意义的活动领域”。
        德里达强调，“非中心化构成了我们时代总特征的一部分，它已经开始展示自身并产生影响”。德里达同时意识到非中心化工程的艰苦性，他认为要想打破传统思维在中心问题上的恶性循环，单靠简单地拒斥“中心”概念是不行的。必须提出一种新的概念，确切地说，是赋予传统概念一种新的内涵。用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就是：在批评某物的真值时，同时将它作为一种工具保存下来。列维-斯特劳斯称这种方法为“小修小补法”（bricolage）。按照他的说法，所谓“小修小补者”（bricoleur）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使用着“在手边的工具”，他们不用眼睛便可随时拈来使用它们，并在不断试错的尝试过程中确定哪种工具最为适用，无论何时，只要有必要，便毫不犹豫地更换它们。德里达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小修小补法”实质上蕴含着对语言本身的批判，蕴含着对“语言中心论”的批判。在德里达看来，如果说中心化、总体化不再具有意义，这不是因为人们的有限观察和话语不能包容一个领域的无限性，而是因为这一领域———语言或某种有限语言———本质上是排斥中心化和总体化的。
        为了根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化思维，为了彻底贯彻非中心化原则而不是像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那样半途而废，德里达提出了自己的“游戏”、“增补”和“分延”等概念。“游戏”在德里达那里是一种进行无限替换的活动，它具有随意性和开放性，在这种游戏中，不存在“阻止和规定替换活动的中心”。
        非中心化思潮在当代德国的代表人物可推维尔茨堡大学的H.洛姆巴赫和W.维尔修。他们都不满意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克服”。认为海德格尔仍然是站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在谈问题。洛姆巴赫认为“存在的历史”理应包容各种世界文化。与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脉络相适应，也有各种各样的理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具备范式的意义。据此，洛姆巴赫提出了“一切均在一切中”的非中心化的多元论。维尔修则认为，向往统一性，在原则上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
        非中心化思潮对传统的封闭性的中心概念的摧毁，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开放性、多中心、多元化的思维方式的倡导，对于我们今天的“换脑筋”和解放思想将会有一种积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