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著述涉及文艺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符号学、民俗学和社会理论等广泛领域。1895年生于莫斯科南部城镇奥廖尔，少年时代随家人先后迁居维尔纽斯和敖德萨，16岁患骨髓炎。1913年入敖德萨大学，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古典研究系。在十月革命后的动荡岁月里，于1918年暂居涅韦尔，执教于一所中学。在涅韦尔，与包括文艺理论家瓦连京·沃洛希诺夫（V.Voloshinov）和钢琴演奏家玛丽亚·尤金娜（M.Yudina）等人在内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结成哲学小组，终日辩论哲学、宗教和文艺等问题，组织学术讲座和文艺活动。1920年同友人迁往维捷布斯克，小组又加入了文艺理论家巴维尔·麦德维杰夫（P.Medvedev）等人。在维捷布斯克开始实施庞大的写作计划，至少包括一部论述作家与其笔下人物关系的文稿、一部道德哲学文稿、一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稿和一部题为“语言创作美学”的文稿。
        1924年，重返列宁格勒（今为圣彼得堡），没有公职，靠兼课和伤残抚恤金为生。从1924年到1929年是其生平的一个重要时期，淡泊自守，远离苏维埃社会知识界的主流生活，私下同少数朋友讨论范围十分广阔的学术理论问题，同时致力于写作。以友人名义发表大量论著，包括以沃洛希诺夫的名字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1927）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29），以友人麦德维杰夫的名字出版了《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1928），并在自己名下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1929）。信奉东正教，由于参加列宁格勒的非官方宗教活动，于1929年被捕，旋即被判处六年流刑。
        1930年携妻子赴流放地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塔奈。1934年刑满后，前往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谋职，未果，经麦德维杰夫举荐，于1936年赴萨兰斯克，执教于莫尔多瓦教育学院世界文学系。1937年迁居莫斯科附近的萨维洛沃，次年因骨髓炎做截肢手术。曾应邀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讲授小说理论，并在萨维洛沃当地学校教德语和俄语，直到卫国战争结束。此间，撰写了一组文稿，包括《小说语言》（1934—1935）、《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型：论历史诗学》（1937—1938，1973年又加写一个结语）、《小说语言的史前史》（1940）和《史诗与小说：论小说研究方法论》（1941），系统地表述了其独特的小说理论。还撰有《教育题材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1936—1938），主要论述歌德，该书稿被苏联作家出版社接受，后毁于战火。曾向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提交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1940）。
        卫国战争结束后，巴赫金返回萨兰斯克，执教于教育学院。在萨兰斯克，重新提交学位论文，受到官方学术界批评，几经周折，到1952年被授予副博士学位。苏联解冻后，渐为世人所知。1961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瓦吉姆·柯日诺夫（V.Kozhinov）等人与他取得联系。为重新出版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论，柯日诺夫说服一批苏联著名作家和文学学者集体签名，发起了一场敦促运动，1963年经过修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出版。稍后，柯日诺夫以同样方式促成《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65）的修订出版。二书接连引起轰动，作者被尊为学术大师。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知识界，巴赫金历尽坎坷、忍辱负重的生平及其经天纬地般的学识和独辟蹊径的思想，使其成为圣徒式的人物和精神领袖，晚年凯旋般地迁居莫斯科。1975年病逝。《文学与美学问题》（1975）和《语言创作美学》（1979）在他逝世后出版。60年代末以来，保加利亚裔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Kristeva）和托多罗夫（Tz.Todorov）在巴黎介绍巴赫金的思想，在西方产生广泛影响。
        巴赫金思想以强调差异、变化和偶然性著称。其学术兴趣广泛，涉及多种学科和领域，它们大多没有表面的关联。但实际上，巴赫金的全部学术研究以一种未经系统表述的对话主义（dialogism）哲学为基础。他认为，“对话”是生命最基本的存在方式。自我不是一个浑然整体，不是终极的存在，不是意义的最终基础，自我与他者互为存在，它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对话才能形成并界定自身。在自然和社会中，这种自我—他者的模式无处不在。对话主义消解了唯心主义哲学的独自创生意义的绝对主体，迥异于从笛卡儿的“我思”到胡塞尔现象学的现代哲学传统。
        “对话”或自我—他者模式体现在巴赫金的全部学术研究中。《弗洛伊德主义批判》重新解释了意识和无意识概念，认为二者都是意识的不同变种，其差别是意识形态的，而不是本体论的。无意识是一种没有被公认的非官方意识，而意识则是一种可与他人共享的官方意识。官方意识的内在语言可以自由地转化为外在语言，具有完成的、确定的性质，而非官方意识则是更活跃的、未完成的，它受到官方意识的“检查”，倾向于颠覆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反对在封闭的文本或个人心理内部寻找“文学性”的根源，对俄国形式主义者以“陌生化”或“非自动性”概念解释作品的“文学性”提出批评。在论文《生活语言与艺术语言》（1926）中，他重新区分了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指出它们的区别不在于各自的词汇或句法形式，而在于与当下语境的对话关系。日常话语的意义来自言词本身和言词之外的当下语境，与此相反，文学话语则相对独立于当下语境，并因此适应更大范围的语境。《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提出了一种元语言学，将语境对言词意义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认为言词是一种双面的活动，其意义是说者与听者相互关系的产品，是多元决定的结果。通过强调语境的作用，巴赫金将索绪尔语言学所排斥的社会历史内涵重新纳入到语言学中。
        最鲜明地体现巴赫金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的也许是其广义的小说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提出了“复调”（polyphony）小说理论，认为陀氏小说由多种拥有独立立场和观点的人物组成，是一种多声部的、复调的小说，在这样的小说里，作者与人物之间是一种平起平坐的彻底的对话关系，因为人物不是作者的沉默的奴隶，而是自由的人，他们能够与作者并肩而立，不同意作者的见解，甚至反抗作者。巴赫金将陀氏复调小说的根源追溯到古老的民间狂欢节文化，认为复调小说突破了独白型的欧洲传统小说模式。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涉及小说理论的四篇论文出色地论述了小说的起源和本质，认为小说赞美当下的世俗生活，迥异于高雅文学体裁例如史诗业已逝去的人为的崇高世界。小说坚持对话的立场，它砸毁偶像，打破禁忌，融和各种方言、行话、俚语，讽刺性地模拟并瓦解官方的或上层的文化。小说的这一理想化了的功能被称为“小说性”（novelness）。《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论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与民间狂欢节文化的深刻关联，认为它们摧毁了上层社会的绝对理念和庄严气氛，而代之以一种“欢乐的相对性”的精神。它们颠覆中世纪教会和宫廷的等级制，以民间广场的放纵的笑声代替呆板的严肃语言，以对肉体和生命的欢庆代替官方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赞美未完成性、交易、多义性、不可定义性、反教规主义和相对主义。复调小说理论和狂欢节文化理论坚决屏弃独白主义和元话语、元叙述，它们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已融入60年代以来的欧美后现代主义思潮。
        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