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演义
不题撰人,四卷四十回,宣统辛亥 (1911) 孟冬上海书局石印本。
吴三桂在我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丧心病狂的大汉奸,“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代表性的看法;甚至因此更强调女人祸水论。对吴的失败原因,更是众说纷纭: 有谓其为女人所缠,有谓其为宵小所误,有谓其为明灵所惩,等等。这些议论何尝没有点历史根据,历史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客观存在。然而,上述关于吴的议论,都似乎是漫不经意的画师,在遥远的地方向吴三桂一瞥而留下的平庸的速写,某些地方似有吴的影子,但仔细一对照则面目全非。《吴三桂演义》的特出之处,是较准确而全面地刻划了吴三桂的形象。像优秀的历史演义一样,首先表现在以其卓越的史论对历史人物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这郑板桥独具只眼的读史诗,也可移用于评吴三桂。演义写吴少年时文武双全,胸怀大志,在身处逆境时,顾大局,识大体。父亲吴襄遭同僚欺凌,“受揶揄于懦夫之口”,要吴三桂改行,“弃武就文,或得奋志青云”。
吴三桂听了笑道:“父亲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帷幕,自图苟安,设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
于此可见吴能看清时势,不为时论所惑,“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以保护国家为己任。值得注意的是吴这些言行,并不是羽翼未丰的韬晦,而是心存邦国的励志,实在难得。
不久,正如吴自己所说,“时来运至”。为毛文龙赏识,毛锥脱颖了。初步发迹时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斩首时,毛亲信耿仲明等鼓动吴杀袁报仇,吴急止,认为袁“亦有才能者,若必谋杀之,不特躬为反叛,且旬日间损两员大将,国益危矣!”可见吴不仅知人,更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力排众议,避祸为国,存贤留才,是有远见卓识的。另一件事是“强索”陈圆圆。田畹皤然一老,配年轻貌美的陈圆圆,实在是“不相称的婚姻”,真是“尸居余气杨公幕,焉得羁縻女丈夫”。而吴在当时与陈正是 “国士无双,名姝绝世”,堪称佳偶。且吴与陈原本有情,只是田畹先仗势强娶而已。另外,陈也一心想嫁吴,所以 “强索”事应为吴赞,而不应责吴。吴在娶到陈时并未从此终日沉醉在温柔乡里,仍能遵父命与陈分别而戍边。到这里可以说演义刻划的吴三桂是少年得志,为国干城。
吴一生中关键时刻当然是“勾引清兵入关”。“演义”是以 “争美姬吴三桂哭师”和 “争陈圆吴三桂借兵”等章、回来描绘的,并未掩吴之失。写吴开始接到李自成和父亲吴襄劝降信,是考虑降李的。后得知陈为李占,“性爱的本性乃是排他的”,因之“冲冠一怒”,这是正常的。而当时形势是吴稍弱,清兵又威胁在背后。现在清同意借兵既可免后顾之忧又可得助力。求之不得,何乐不为。因而向清“借兵”,虽属病急乱投医,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打败李自成后,“借兵”却变成“归顺”。这也要具体分析。因为当时吴已系在清的战车上,“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灭南明,杀永历是势所必然。当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吴的投清,大干亲痛仇快的事,主要是内因。灵魂深处国家民族的命运、气节虽有,但未弥漫每个细胞,自私权欲的本能有时压倒正气,因而遇到李自成、多尔衮这些外因,“恶”的一面就膨涨了。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客观”、“外因”起了重要作用,使吴三桂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成了历史上遭到后代谴责的人。演义对此也符合历史事实地沿着吴的性格作了逻辑的演绎。如初 “雉发”时怕部下反对,先瞒着部下; 见永历时着明装,被永历责备时惶愧汗下,可见良心尚未泯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吴自换服易帜以来,仍是兵权在手的,在他控制的地区,自制钱币,自选官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可算是独立王国,可见并未死心塌地“一条豚尾存犹在”。听他对夏国相等心腹的讲话,准备起兵,注意韬晦等,何尝不是“将以有为也”!
吴的另一关键事件是起兵反清,这也是评价吴的一项重要内容。书中写了这样几点: (一)他的在云、贵、四川称王,并非甘当顺民、鹰犬,而是不断壮大自己,窥测方向; (二)势难两存时就铤而走险; (三)用“复明”作号召,称帝,并非如《清史稿》说的 “以自娱”,而是想借此号召他人,当然以 “缓称王”为好,但就吴说来,称帝不称帝,号召并无多大差别; (四)起兵开始势如破竹,全国震动,但几次战略错误后,化优势为劣势,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演义《例言》对此作了揭示:
三桂初无起事之心,其忍摧残明裔者,皆欲结朝廷以自固耳。及自顾不得始蓄谋起事,故诸说以“三藩”一役,皆撤藩一议逼之使成,此书即本斯意,亦足见吴氏非真知种族主义者也。
三桂本英武神勇远近所惊,乃入川而后逡巡不进,及一出则因病而退,再出则因殁而归,即王屏藩已大破图海,然终不能握三辅之险,以通三晋,读者于此当知吴氏必亡之朕兆矣!
吴氏以背明而亡国,其后自帝亦以背明而自亡。
书中反复强调的是:“胜多于败,若三桂能以川力突出,谁能而阻之?惜吴不尔也,故曰: ‘吴氏之亡自亡也’”;“其亡也,由忘背明裔称帝自尊”,为“水历帝作一反面报应”。书中这些议论除开因果报应,确是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
作者高于时论的历史观,还表现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表现了 “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之得失,以及陈圆圆、莲儿等女性光辉对“祸水”误国的反拨,三桂臣下夏国相、马宝等人的卓越才能、赫赫战功对“臣下误国”的否定,以及“天亡我也”之解嘲哀叹等等。
当然,上述“演义”所表露的历史观点,对吴三桂个人以及对那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是否都正确,是否都符合历史规律,是否都是先进认识,是大可商榷的,但说《吴三桂演义》的作者确有见解,并且其见解高于时论则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写好历史演义的巨大作用也是无可置疑的。
《吴三桂演义》在写作技巧上,给如何写好历史演义带来更多的启发。本来在历史演义领域内,有象《三国演义》这样煌煌巨著在前,很难再下笔,然而,细读《吴三桂演义》,感到值得总结的经验之多决不亚于《三国演义》。
以取材而言,写好历史演义的技巧并不在于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比例。七真三假也好,半真半假也好,或者七假三真也好,都好办。查对《清史稿·吴三桂列传》,“演义”里所述的事,几乎都存在于列传里,可见虚实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囿限历史演义的戒律清规。难办之处在于如何体现立意,如何再现历史真实面貌,而又表现人物性格。曾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说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好象后人都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似的。是不是所有历史演义 (或其他有关历史著作),均是这种悲观论调的饰词?从《吴三桂演义》看来,并非如此。兹从取材、情节、人物三方面作些探索。
取材。演义从吴三桂小时候写起直到三桂死、孙世蕃被杀,这一段历史时间跨度大,将近一百年,人物众多。书中有名姓的几百人;事件更纷纭复杂。以政权而言,着墨较多的有明、清王朝,有李自成、吴三桂政权,有耿、尚二王集团,有台湾郑氏政权,明王朝又有崇祯、南明永历等,清王朝在和吴三桂作战中又有满汉系统之分。以战争场面而言那就更多了,较大规模的有: 李自成破北京,李自成与吴三桂,吴三桂与刘文秀,吴三桂部将夏国相、王屏藩、王辅臣、马宝、高大节、韩大任、郭壮图、胡国柱、杨嘉来、谭洪等与清将岳乐、图海、蔡毓荣、张勇、赵良栋等多次战斗,真是一结乱麻,难以梳理,满园拣瓜,拣得眼花。而演义作者处理得颇为得体。在材料取舍上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善于找到并挖掘出历史的深层内蕴,充分加以发扬,为现实提供借鉴。书中例证很多,如开头不径写吴三桂如何发迹,而写毛文龙的得志和被杀,尤其是写毛接见吴时,吴不敢正视,惶惧汗下,试想这个桀傲不驯的吴三桂见到毛文龙竟然就象老鼠见到猫,战栗不安,就可见毛之风度如何叫人望而生畏。可是偏偏这位凶强侠气者见之也战栗的元戎,却束手就毙于一介书生袁崇焕,是慑服于皇威,可是皇帝并未下命叫袁杀毛,一心为国的袁崇焕也竟如此草率毁国干城,等而下之者可知。明朝大厦将倾,于此可以概见。吴三桂就是在这样官场险恶,干戈遍地,邻人虎视的情况下出场的,这些史实取舍得当。类此的还有写吴三桂雉发着清装时先不敢告知部下,直到出兵时才告知,还说是权宜之计,不如此不足以取信多尔衮; 再有吴要见永历时,考虑是着明装还是清装也大费一番踟蹰。这就较细致地刻划了吴三桂在重大决策前的复杂心理,还算有点良心,但在利害严重冲突情况下,利欲熏心,昧着良心干坏事了。
材料的舍弃上,演义的优点更是大匠运斤,砍削得当。如洪承畴降清的过程那么富于传奇性,完全可以写得曲折多姿,引人入胜,但演义只一笔带过。即使洪的一个弟子因愤其降清,当洪面诵崇祯祭洪文以辱洪,也略去了许多细节。当然因为本书是写吴而不是写洪,但洪也非与吴一无关涉。这都证明作者在材料取舍上的眼光。
情节。本书的情节不仅具备中国传统的优秀章回小说所具备的丰富复杂,曲折跌宕,张弛有致等优点,还另有过人之处。
《吴三桂演义》,顾名思义,是写人的。写了吴的一生中几件大事。一、娶陈圆圆;二、逃建州;三、借兵破李闯; 四、扫荡南明;五、经营西南; 六、起兵反清; 七、身死国灭。这当中借兵破李闯,扫荡南明,起兵反清是吴事业兴衰的关键和重大转折。书中关于吴的所有镜头转换与组接都是围绕吴事业兴衰来考虑的,突出了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开始吴是在讥讽中成长,实际上是鹤立鸡群,象春笋破土,很快就脱颖而出,这是第一个形象。然后写吴所向披靡,青云直上,谋臣勇将都心甘情愿臣服于吴,吴也从善如流,突出吴的锐意进取的元戎气度,这是第二个形象。再后写吴一步步走下坡路,贪图安逸,不纳忠言,畏崽不前,坐失战机,终于每下愈况,一蹶不振,突出了不是明君、圣主的形象。这样,吴三桂只是一个好的战将,称职的“元帅”,而不是一位英明的开国之君的形象就通过上述情节而凸现纸上。
情节的特点还可以从故事的开始、蓄势 (发展)、高潮的不同描绘看出来,开始是多镜头,多角度聚光式,从董其昌的赞许、推荐,从吴对父亲的慨叹,要吴改行而吴不从,从毛对吴的震慑与毛的被杀,从与陈圆圆艰难的结合等等,光芒四面八方投射向主要人物吴三桂。发展 (直到吴起兵反清) 则是迂回曲折涌向“漏斗”。吴三桂拟降李自成是一曲,一听陈圆圆被掳就不降李而投多尔衮又是一曲,投清后开始与李作战并未胜,又是一曲,而后清兵突出来击李,李败又是一曲,如此等等,千波万折,层层涌向 “漏斗”——钱塘湾一样——使蓄势更为壮观。高潮 (吴死前后) 的特点是雄浑,嘎然而止,吴三桂第二次出师——“御驾亲征”,何等气派,然而,一听前军败报,就吐血昏倒,很快就“殡天” 了。吴三桂一死,实际上吴氏政权已土崩瓦解,作者也就适时地结束全书了。当然余波 (世蕃俘死) 也起伏有致,韵味悠然。
第三个特点是相类的情节写得极有变化。如韩大任代高大节与夏国相代马宝何其相类,同是吴三桂部下,都是上司信谗,都以代者失败告终,但又写得很有变化,韩代高,虽然上司下令,但却是韩的主意,是谗由内起,谗者取代。而夏代马却是敌国之谗,代者、被代者皆不愿; 又韩代高是胜利之时,夏代马是败军之后,韩代高是欣然领兵,以为胜券在手,夏代马则明知失败,勉强从命,如此等等,变化多端,而且符合历史实际。再如李自成获陈圆圆,与赵良栋俘莲儿也颇为相似。二女子都是三桂姬人,又都是因战争沦于敌手,但又并不雷同。陈圆圆是坐困京城,随众为俘,是被动的; 莲儿则是自出计谋,舍自己保吴灵柩而被俘,是主动的。陈终于活着见到吴,而莲儿则绝食而死。圆圆令李闯思,莲儿令赵良栋敬; 陈灵活,莲儿贞烈。
再如不少战斗描写也既相类又极有变化。最有意味的是“诈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降清皆可谓诈降,然而最有意味和富于变化的是“孙年”的 “诈降计”问题。当王屏藩与图海鏖战时,图海刚有小胜,急于事功,命前军赵良栋令孙年寻其兄吴将孙祚,令其为内应,孙年领计行事了; 老于行伍,勇智足备的赵良栋也相信图海“非此不足以撼之 (指王屏藩)也”的判断。孙年倒是真心真意劝兄降清为内应的,认为“三桂已死,周室将亡,吾兄当预作他计,趁此立功投降,亦一机会也”。孙祚就答应了,但留下弟弟后,马上向王屏藩和盘托出,“不能以兄弟私情而误国家大事”。于是王屏藩将计就计,象《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破魏兵一样大败图海,“赵良栋被数伤,折得人马三千有余”。这个例子也说明吴部下在这样艰难困苦时刻,仍然忠于吴(虽吴已死),可见吴部下之忠诚,但这却不仅是大计小用,实际是回光返照,无济于事,不久王屏藩就忧累而死了。
人物。茅盾曾盛誉《水浒》描写人物个性鲜明,说写得好的有 “一打以上”。笔者认为《吴三桂演义》人物写得好的也有“一打以上”。除吴三桂外,董其昌、田畹、毛文龙、袁崇焕、陈圆圆、莲儿、图海、蔡毓荣、赵良栋、夏国相、马宝、高大节、王屏藩、胡国柱、郭壮图等等,皆可谓形象鲜明,各有特点。
董其昌,深谋远虑,忠心为国,仗义执言,“智者见于未萌”。在袁崇焕去毛文龙处视察时,就觉察毛处境危险,袁也将“不免”;在吴强娶陈圆圆时,连忙去信诫吴。荐吴、诫吴、谏袁、叹毛,这四个情节将一位耿耿孤忠,英明正直的老臣形象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
田畹,点染不多,主要在对陈圆圆问题上展现其形象。一心想保持荣华富贵,找个靠山,但又不想割爱,却又在陈圆圆的摆弄下,一步步入彀,是一个空虚、顸的老官僚。
陈圆圆,作者虽多次讲她不仅天姿国色,更兼诗词书翰,似乎是一个美而多才的女子。可是书中着重写的是这样几件事: 一、计嫁吴三桂; 二、计离李自成;三、拟入空门;四、多次劝三桂轨于正。书中甚至公布了她的几封信,但给人强烈的印象却不是貌和才,而是她的识和智。她非常了解田畹的心理,不愿让她去吴处,但又怕大兵一到,好景不长,想找靠山,于是陈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田主动请吴上门,她自己扮演了一个不愿离田,而为了田又不得不离开的角色,这样田就顺利地放行了。书中这件事,笔者以为比《三国演义》中“王司徒巧使连还计”写得好,陈圆圆远胜貂婵。对李自成也是如此。李杀死吴全家而独留陈,其意不言而喻,并且李在戎马匆匆中也总带着圆圆,与圆圆谐老的想法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在陈的如簧巧舌,似乎处处在为李设想的情况下,李终于同意让她自由,而她又想好对吴说的一套话,以免吴认为陈被李污而厌恶,是何等的灵活机变,这些都可以说是她的智。而从多次规劝吴三桂的内容来看,主要是: 一、劝吴责问清朝,何以打败李自成后竟违约入踞北京; 二、劝吴见永历时着明装; 三、劝吴不要犹豫,要勇于进兵。这三方面都是重大问题,关系国家命运和事业成败,可以看出她不仅有远大目光,而且胆识超群。但是这些堂皇正大的议论,只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而看不出才女的风情,形象是溢出了创作意图且不管,就形象而言,确是鲜明生动的。
鲜明生动地刻划人物,这是各历史演义都需要也应该做到的,《吴三桂演义》还有其别种历史演义难以达到的特色。
首先是人物在群体中见特色。书中见名姓的有几百人,可分好几个群体,主要的有:一是以崇祯、永历为首的明朝统治群; 一是以清多尔衮、康熙为首的清朝统治群; 一是以吴三桂为首的群体。各群体相类人物写得各有特点,如崇祯、永历都是亡国之君,却又都不是亡国之君,都想能复兴祖宗基业,有一番作为,宵旰衣食,敢作敢为,最后为国殉身,视死如归,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看来,崇祯更多的是刚愎自用,手杀妻儿,然后上吊,刚烈可见; 而永历虽敢于面责吴三桂,但见到吴送的罗巾暗示要他自杀之意,他就不忍见母后受累了,就稍见慈软。再如田畹和丁魁楚,都是贪图享受,期保富贵,可是丁的奴性大大超过田。
再如吴三桂群体中的马宝、王屏藩、高大节,都是饶勇善战的将帅之才。可是高大节的委屈求全,壮志未酬,饮恨而死; 王屏藩的巧捕战机反败为胜,勇挫强敌; 马宝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又各具特色。
人物刻划的另一特点是在互补中见价值。书中写了不少互补人物,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如吴襄与董其昌,袁崇焕与毛文龙,吴三桂与耿、尚,陈圆圆与莲儿等。吴襄武人干政,受人奚落,补充了董其昌的深谋远虑,为国荐才。袁、毛皆为统帅,袁的深心杀毛,也补充了毛虽然跋扈专横,但也天真顺从。这些又都补充了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大厦已倾,众木难支。
人物描写还有个特点是在撞击中见个性。例如袁崇焕看到毛文龙在皮岛等处布置严密,又对袁执礼甚恭,就一闪念不想杀毛了;但马上又想到今日不杀,后更难控制,而公堂责问毛时,毛语言冲撞,袁终于下决心杀毛。这就突出了毛的粗率,和袁的识见,爱才爱国,但又忌刻、专断。又如韩大任、高大节,同是效忠吴氏,同是饶勇善战,也曾患难与共; 但大败安亲王岳乐之后在论功行赏的 “撞击”中,韩的胸襟狭窄,不顾大局,甚至挟私行谗,自取败亡,而高的志虑忠纯,见于未萌,也泾渭分明,跃然纸上。
再如莲儿和陈圆圆的议论中,要圆圆谏三桂,可见她深知自己处境人微言轻,对吴之影响不如圆圆,后来在三桂死后扶柩退兵时,主动献计打着三桂旗号断后,以至被俘,都是对三桂一片忠贞。但陈圆圆为了达到目的,是权变,用诈,掩盖真目的;莲儿则是直述自己目的,以死抗争,不达目的,有死而已,尤其是绝粒而死,更胜圆圆在李自成处的苟活,这也是娼女与良家女的个性微妙差别。
吴三桂在我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丧心病狂的大汉奸,“冲冠一怒为红颜”,就是代表性的看法;甚至因此更强调女人祸水论。对吴的失败原因,更是众说纷纭: 有谓其为女人所缠,有谓其为宵小所误,有谓其为明灵所惩,等等。这些议论何尝没有点历史根据,历史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客观存在。然而,上述关于吴的议论,都似乎是漫不经意的画师,在遥远的地方向吴三桂一瞥而留下的平庸的速写,某些地方似有吴的影子,但仔细一对照则面目全非。《吴三桂演义》的特出之处,是较准确而全面地刻划了吴三桂的形象。像优秀的历史演义一样,首先表现在以其卓越的史论对历史人物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
“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这郑板桥独具只眼的读史诗,也可移用于评吴三桂。演义写吴少年时文武双全,胸怀大志,在身处逆境时,顾大局,识大体。父亲吴襄遭同僚欺凌,“受揶揄于懦夫之口”,要吴三桂改行,“弃武就文,或得奋志青云”。
吴三桂听了笑道:“父亲差矣!方今国家多事,文臣不识时务,只欺饰朝廷,如燕巢帷幕,自图苟安,设有变乱,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保护国家耶?吾父任他揶揄,休要与他计较,他日时来运至,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
于此可见吴能看清时势,不为时论所惑,“益练习弓马,讲求战术”,以保护国家为己任。值得注意的是吴这些言行,并不是羽翼未丰的韬晦,而是心存邦国的励志,实在难得。
不久,正如吴自己所说,“时来运至”。为毛文龙赏识,毛锥脱颖了。初步发迹时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斩首时,毛亲信耿仲明等鼓动吴杀袁报仇,吴急止,认为袁“亦有才能者,若必谋杀之,不特躬为反叛,且旬日间损两员大将,国益危矣!”可见吴不仅知人,更以国家利益为重。能力排众议,避祸为国,存贤留才,是有远见卓识的。另一件事是“强索”陈圆圆。田畹皤然一老,配年轻貌美的陈圆圆,实在是“不相称的婚姻”,真是“尸居余气杨公幕,焉得羁縻女丈夫”。而吴在当时与陈正是 “国士无双,名姝绝世”,堪称佳偶。且吴与陈原本有情,只是田畹先仗势强娶而已。另外,陈也一心想嫁吴,所以 “强索”事应为吴赞,而不应责吴。吴在娶到陈时并未从此终日沉醉在温柔乡里,仍能遵父命与陈分别而戍边。到这里可以说演义刻划的吴三桂是少年得志,为国干城。
吴一生中关键时刻当然是“勾引清兵入关”。“演义”是以 “争美姬吴三桂哭师”和 “争陈圆吴三桂借兵”等章、回来描绘的,并未掩吴之失。写吴开始接到李自成和父亲吴襄劝降信,是考虑降李的。后得知陈为李占,“性爱的本性乃是排他的”,因之“冲冠一怒”,这是正常的。而当时形势是吴稍弱,清兵又威胁在背后。现在清同意借兵既可免后顾之忧又可得助力。求之不得,何乐不为。因而向清“借兵”,虽属病急乱投医,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打败李自成后,“借兵”却变成“归顺”。这也要具体分析。因为当时吴已系在清的战车上,“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灭南明,杀永历是势所必然。当然,“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吴的投清,大干亲痛仇快的事,主要是内因。灵魂深处国家民族的命运、气节虽有,但未弥漫每个细胞,自私权欲的本能有时压倒正气,因而遇到李自成、多尔衮这些外因,“恶”的一面就膨涨了。在这种情况下,“偶然”、“客观”、“外因”起了重要作用,使吴三桂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成了历史上遭到后代谴责的人。演义对此也符合历史事实地沿着吴的性格作了逻辑的演绎。如初 “雉发”时怕部下反对,先瞒着部下; 见永历时着明装,被永历责备时惶愧汗下,可见良心尚未泯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吴自换服易帜以来,仍是兵权在手的,在他控制的地区,自制钱币,自选官吏,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可算是独立王国,可见并未死心塌地“一条豚尾存犹在”。听他对夏国相等心腹的讲话,准备起兵,注意韬晦等,何尝不是“将以有为也”!
吴的另一关键事件是起兵反清,这也是评价吴的一项重要内容。书中写了这样几点: (一)他的在云、贵、四川称王,并非甘当顺民、鹰犬,而是不断壮大自己,窥测方向; (二)势难两存时就铤而走险; (三)用“复明”作号召,称帝,并非如《清史稿》说的 “以自娱”,而是想借此号召他人,当然以 “缓称王”为好,但就吴说来,称帝不称帝,号召并无多大差别; (四)起兵开始势如破竹,全国震动,但几次战略错误后,化优势为劣势,终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演义《例言》对此作了揭示:
三桂初无起事之心,其忍摧残明裔者,皆欲结朝廷以自固耳。及自顾不得始蓄谋起事,故诸说以“三藩”一役,皆撤藩一议逼之使成,此书即本斯意,亦足见吴氏非真知种族主义者也。
三桂本英武神勇远近所惊,乃入川而后逡巡不进,及一出则因病而退,再出则因殁而归,即王屏藩已大破图海,然终不能握三辅之险,以通三晋,读者于此当知吴氏必亡之朕兆矣!
吴氏以背明而亡国,其后自帝亦以背明而自亡。
书中反复强调的是:“胜多于败,若三桂能以川力突出,谁能而阻之?惜吴不尔也,故曰: ‘吴氏之亡自亡也’”;“其亡也,由忘背明裔称帝自尊”,为“水历帝作一反面报应”。书中这些议论除开因果报应,确是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
作者高于时论的历史观,还表现在书中以大量的事实,表现了 “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之得失,以及陈圆圆、莲儿等女性光辉对“祸水”误国的反拨,三桂臣下夏国相、马宝等人的卓越才能、赫赫战功对“臣下误国”的否定,以及“天亡我也”之解嘲哀叹等等。
当然,上述“演义”所表露的历史观点,对吴三桂个人以及对那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是否都正确,是否都符合历史规律,是否都是先进认识,是大可商榷的,但说《吴三桂演义》的作者确有见解,并且其见解高于时论则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写好历史演义的巨大作用也是无可置疑的。
《吴三桂演义》在写作技巧上,给如何写好历史演义带来更多的启发。本来在历史演义领域内,有象《三国演义》这样煌煌巨著在前,很难再下笔,然而,细读《吴三桂演义》,感到值得总结的经验之多决不亚于《三国演义》。
以取材而言,写好历史演义的技巧并不在于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比例。七真三假也好,半真半假也好,或者七假三真也好,都好办。查对《清史稿·吴三桂列传》,“演义”里所述的事,几乎都存在于列传里,可见虚实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囿限历史演义的戒律清规。难办之处在于如何体现立意,如何再现历史真实面貌,而又表现人物性格。曾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又有人说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好象后人都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似的。是不是所有历史演义 (或其他有关历史著作),均是这种悲观论调的饰词?从《吴三桂演义》看来,并非如此。兹从取材、情节、人物三方面作些探索。
取材。演义从吴三桂小时候写起直到三桂死、孙世蕃被杀,这一段历史时间跨度大,将近一百年,人物众多。书中有名姓的几百人;事件更纷纭复杂。以政权而言,着墨较多的有明、清王朝,有李自成、吴三桂政权,有耿、尚二王集团,有台湾郑氏政权,明王朝又有崇祯、南明永历等,清王朝在和吴三桂作战中又有满汉系统之分。以战争场面而言那就更多了,较大规模的有: 李自成破北京,李自成与吴三桂,吴三桂与刘文秀,吴三桂部将夏国相、王屏藩、王辅臣、马宝、高大节、韩大任、郭壮图、胡国柱、杨嘉来、谭洪等与清将岳乐、图海、蔡毓荣、张勇、赵良栋等多次战斗,真是一结乱麻,难以梳理,满园拣瓜,拣得眼花。而演义作者处理得颇为得体。在材料取舍上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善于找到并挖掘出历史的深层内蕴,充分加以发扬,为现实提供借鉴。书中例证很多,如开头不径写吴三桂如何发迹,而写毛文龙的得志和被杀,尤其是写毛接见吴时,吴不敢正视,惶惧汗下,试想这个桀傲不驯的吴三桂见到毛文龙竟然就象老鼠见到猫,战栗不安,就可见毛之风度如何叫人望而生畏。可是偏偏这位凶强侠气者见之也战栗的元戎,却束手就毙于一介书生袁崇焕,是慑服于皇威,可是皇帝并未下命叫袁杀毛,一心为国的袁崇焕也竟如此草率毁国干城,等而下之者可知。明朝大厦将倾,于此可以概见。吴三桂就是在这样官场险恶,干戈遍地,邻人虎视的情况下出场的,这些史实取舍得当。类此的还有写吴三桂雉发着清装时先不敢告知部下,直到出兵时才告知,还说是权宜之计,不如此不足以取信多尔衮; 再有吴要见永历时,考虑是着明装还是清装也大费一番踟蹰。这就较细致地刻划了吴三桂在重大决策前的复杂心理,还算有点良心,但在利害严重冲突情况下,利欲熏心,昧着良心干坏事了。
材料的舍弃上,演义的优点更是大匠运斤,砍削得当。如洪承畴降清的过程那么富于传奇性,完全可以写得曲折多姿,引人入胜,但演义只一笔带过。即使洪的一个弟子因愤其降清,当洪面诵崇祯祭洪文以辱洪,也略去了许多细节。当然因为本书是写吴而不是写洪,但洪也非与吴一无关涉。这都证明作者在材料取舍上的眼光。
情节。本书的情节不仅具备中国传统的优秀章回小说所具备的丰富复杂,曲折跌宕,张弛有致等优点,还另有过人之处。
《吴三桂演义》,顾名思义,是写人的。写了吴的一生中几件大事。一、娶陈圆圆;二、逃建州;三、借兵破李闯; 四、扫荡南明;五、经营西南; 六、起兵反清; 七、身死国灭。这当中借兵破李闯,扫荡南明,起兵反清是吴事业兴衰的关键和重大转折。书中关于吴的所有镜头转换与组接都是围绕吴事业兴衰来考虑的,突出了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开始吴是在讥讽中成长,实际上是鹤立鸡群,象春笋破土,很快就脱颖而出,这是第一个形象。然后写吴所向披靡,青云直上,谋臣勇将都心甘情愿臣服于吴,吴也从善如流,突出吴的锐意进取的元戎气度,这是第二个形象。再后写吴一步步走下坡路,贪图安逸,不纳忠言,畏崽不前,坐失战机,终于每下愈况,一蹶不振,突出了不是明君、圣主的形象。这样,吴三桂只是一个好的战将,称职的“元帅”,而不是一位英明的开国之君的形象就通过上述情节而凸现纸上。
情节的特点还可以从故事的开始、蓄势 (发展)、高潮的不同描绘看出来,开始是多镜头,多角度聚光式,从董其昌的赞许、推荐,从吴对父亲的慨叹,要吴改行而吴不从,从毛对吴的震慑与毛的被杀,从与陈圆圆艰难的结合等等,光芒四面八方投射向主要人物吴三桂。发展 (直到吴起兵反清) 则是迂回曲折涌向“漏斗”。吴三桂拟降李自成是一曲,一听陈圆圆被掳就不降李而投多尔衮又是一曲,投清后开始与李作战并未胜,又是一曲,而后清兵突出来击李,李败又是一曲,如此等等,千波万折,层层涌向 “漏斗”——钱塘湾一样——使蓄势更为壮观。高潮 (吴死前后) 的特点是雄浑,嘎然而止,吴三桂第二次出师——“御驾亲征”,何等气派,然而,一听前军败报,就吐血昏倒,很快就“殡天” 了。吴三桂一死,实际上吴氏政权已土崩瓦解,作者也就适时地结束全书了。当然余波 (世蕃俘死) 也起伏有致,韵味悠然。
第三个特点是相类的情节写得极有变化。如韩大任代高大节与夏国相代马宝何其相类,同是吴三桂部下,都是上司信谗,都以代者失败告终,但又写得很有变化,韩代高,虽然上司下令,但却是韩的主意,是谗由内起,谗者取代。而夏代马却是敌国之谗,代者、被代者皆不愿; 又韩代高是胜利之时,夏代马是败军之后,韩代高是欣然领兵,以为胜券在手,夏代马则明知失败,勉强从命,如此等等,变化多端,而且符合历史实际。再如李自成获陈圆圆,与赵良栋俘莲儿也颇为相似。二女子都是三桂姬人,又都是因战争沦于敌手,但又并不雷同。陈圆圆是坐困京城,随众为俘,是被动的; 莲儿则是自出计谋,舍自己保吴灵柩而被俘,是主动的。陈终于活着见到吴,而莲儿则绝食而死。圆圆令李闯思,莲儿令赵良栋敬; 陈灵活,莲儿贞烈。
再如不少战斗描写也既相类又极有变化。最有意味的是“诈降”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降清皆可谓诈降,然而最有意味和富于变化的是“孙年”的 “诈降计”问题。当王屏藩与图海鏖战时,图海刚有小胜,急于事功,命前军赵良栋令孙年寻其兄吴将孙祚,令其为内应,孙年领计行事了; 老于行伍,勇智足备的赵良栋也相信图海“非此不足以撼之 (指王屏藩)也”的判断。孙年倒是真心真意劝兄降清为内应的,认为“三桂已死,周室将亡,吾兄当预作他计,趁此立功投降,亦一机会也”。孙祚就答应了,但留下弟弟后,马上向王屏藩和盘托出,“不能以兄弟私情而误国家大事”。于是王屏藩将计就计,象《三国演义》里诸葛亮破魏兵一样大败图海,“赵良栋被数伤,折得人马三千有余”。这个例子也说明吴部下在这样艰难困苦时刻,仍然忠于吴(虽吴已死),可见吴部下之忠诚,但这却不仅是大计小用,实际是回光返照,无济于事,不久王屏藩就忧累而死了。
人物。茅盾曾盛誉《水浒》描写人物个性鲜明,说写得好的有 “一打以上”。笔者认为《吴三桂演义》人物写得好的也有“一打以上”。除吴三桂外,董其昌、田畹、毛文龙、袁崇焕、陈圆圆、莲儿、图海、蔡毓荣、赵良栋、夏国相、马宝、高大节、王屏藩、胡国柱、郭壮图等等,皆可谓形象鲜明,各有特点。
董其昌,深谋远虑,忠心为国,仗义执言,“智者见于未萌”。在袁崇焕去毛文龙处视察时,就觉察毛处境危险,袁也将“不免”;在吴强娶陈圆圆时,连忙去信诫吴。荐吴、诫吴、谏袁、叹毛,这四个情节将一位耿耿孤忠,英明正直的老臣形象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
田畹,点染不多,主要在对陈圆圆问题上展现其形象。一心想保持荣华富贵,找个靠山,但又不想割爱,却又在陈圆圆的摆弄下,一步步入彀,是一个空虚、顸的老官僚。
陈圆圆,作者虽多次讲她不仅天姿国色,更兼诗词书翰,似乎是一个美而多才的女子。可是书中着重写的是这样几件事: 一、计嫁吴三桂; 二、计离李自成;三、拟入空门;四、多次劝三桂轨于正。书中甚至公布了她的几封信,但给人强烈的印象却不是貌和才,而是她的识和智。她非常了解田畹的心理,不愿让她去吴处,但又怕大兵一到,好景不长,想找靠山,于是陈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田主动请吴上门,她自己扮演了一个不愿离田,而为了田又不得不离开的角色,这样田就顺利地放行了。书中这件事,笔者以为比《三国演义》中“王司徒巧使连还计”写得好,陈圆圆远胜貂婵。对李自成也是如此。李杀死吴全家而独留陈,其意不言而喻,并且李在戎马匆匆中也总带着圆圆,与圆圆谐老的想法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是在陈的如簧巧舌,似乎处处在为李设想的情况下,李终于同意让她自由,而她又想好对吴说的一套话,以免吴认为陈被李污而厌恶,是何等的灵活机变,这些都可以说是她的智。而从多次规劝吴三桂的内容来看,主要是: 一、劝吴责问清朝,何以打败李自成后竟违约入踞北京; 二、劝吴见永历时着明装; 三、劝吴不要犹豫,要勇于进兵。这三方面都是重大问题,关系国家命运和事业成败,可以看出她不仅有远大目光,而且胆识超群。但是这些堂皇正大的议论,只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而看不出才女的风情,形象是溢出了创作意图且不管,就形象而言,确是鲜明生动的。
鲜明生动地刻划人物,这是各历史演义都需要也应该做到的,《吴三桂演义》还有其别种历史演义难以达到的特色。
首先是人物在群体中见特色。书中见名姓的有几百人,可分好几个群体,主要的有:一是以崇祯、永历为首的明朝统治群; 一是以清多尔衮、康熙为首的清朝统治群; 一是以吴三桂为首的群体。各群体相类人物写得各有特点,如崇祯、永历都是亡国之君,却又都不是亡国之君,都想能复兴祖宗基业,有一番作为,宵旰衣食,敢作敢为,最后为国殉身,视死如归,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仔细看来,崇祯更多的是刚愎自用,手杀妻儿,然后上吊,刚烈可见; 而永历虽敢于面责吴三桂,但见到吴送的罗巾暗示要他自杀之意,他就不忍见母后受累了,就稍见慈软。再如田畹和丁魁楚,都是贪图享受,期保富贵,可是丁的奴性大大超过田。
再如吴三桂群体中的马宝、王屏藩、高大节,都是饶勇善战的将帅之才。可是高大节的委屈求全,壮志未酬,饮恨而死; 王屏藩的巧捕战机反败为胜,勇挫强敌; 马宝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又各具特色。
人物刻划的另一特点是在互补中见价值。书中写了不少互补人物,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如吴襄与董其昌,袁崇焕与毛文龙,吴三桂与耿、尚,陈圆圆与莲儿等。吴襄武人干政,受人奚落,补充了董其昌的深谋远虑,为国荐才。袁、毛皆为统帅,袁的深心杀毛,也补充了毛虽然跋扈专横,但也天真顺从。这些又都补充了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大厦已倾,众木难支。
人物描写还有个特点是在撞击中见个性。例如袁崇焕看到毛文龙在皮岛等处布置严密,又对袁执礼甚恭,就一闪念不想杀毛了;但马上又想到今日不杀,后更难控制,而公堂责问毛时,毛语言冲撞,袁终于下决心杀毛。这就突出了毛的粗率,和袁的识见,爱才爱国,但又忌刻、专断。又如韩大任、高大节,同是效忠吴氏,同是饶勇善战,也曾患难与共; 但大败安亲王岳乐之后在论功行赏的 “撞击”中,韩的胸襟狭窄,不顾大局,甚至挟私行谗,自取败亡,而高的志虑忠纯,见于未萌,也泾渭分明,跃然纸上。
再如莲儿和陈圆圆的议论中,要圆圆谏三桂,可见她深知自己处境人微言轻,对吴之影响不如圆圆,后来在三桂死后扶柩退兵时,主动献计打着三桂旗号断后,以至被俘,都是对三桂一片忠贞。但陈圆圆为了达到目的,是权变,用诈,掩盖真目的;莲儿则是直述自己目的,以死抗争,不达目的,有死而已,尤其是绝粒而死,更胜圆圆在李自成处的苟活,这也是娼女与良家女的个性微妙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