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
一名 《袁世凯》。黄小配著,二十二回。宣统元年 (1909)香港实
报馆排印本,标“新小说”,首作者之兄黄伯耀序。
《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可以看作是袁世凯的列传。但此书写于1909 年,叙事的下限为袁世凯受铁良排陷去职,终老园林,誓不复出; 黄小配本人 于1912年死于陈炯明之手,更未能看到袁世凯的 “大团圆”,因而他在瞬息万 变的历史大动荡的关头所作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会有偏颇和混乱的一面。同时, 作者对于袁氏的家世也缺乏更多的了解,许多叙述与史实不合,也不可能大段 铺叙他发迹前的遗闻轶事; 袁世凯在小说中,一开始就是以政界人物的身份登 场的。
从总体上讲,《宦海升沉录》企图通过袁世凯一身之升沉,以反观风潮之变 幻,“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宦海潮》凡例有云: “书 中有三大事,应详而从略者,如中东之战役、白莲教之排外及狗党之播弄改革, 皆不过略记其大概以为引子。因此三大事已各有专书,且是书主脑不在夫此,故 从略焉。”有趣的是,《宦海潮》从略的三大事,在《宦海升沉录》 中都有较详 的描写,因为它们都与小说的 “主脑”有密切的关系。在小说中,袁世凯被写 成一个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势的人物,他反对守旧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倾向,当 面驳斥 “不知外情天花龙凤” 的大臣要“大起王师,伸张挞伐”、“要把利害给 外人看”的大话道: “现在世界情势,要把利害给外人看,总是不容易的。” 他 坚决反对迷信法术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的做法,说:“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 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凭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 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 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否对敌各国否 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但袁世凯又不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他身 为驻韩代表,“自从日清两国开了仗,已把日本军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统通电 知李相”,所以李鸿章在反省甲午战争的责任时道: “自年前军兴以来,没一个 不误事的,惟那姓袁的报告军情,没一点差错。”在庚子国变中,作为山东巡抚 的袁世凯将省内团党,杀个不留。及端王矫诏与各国宣战,袁世凯默念此事关 系安危,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促成东南督 抚同盟,与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 东南各省,以致日后太后想起 “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 之祸”。
不过,《宦海升沉录》叙写的重点不是外务,而是内治。既然已经清醒地认 识到世界的大势,认识到单凭肆应于列强之间的外交活动,已难于挽回已颓之 国势,那么,希望就在于谋求自身的改革。按说,三大事中的戊戌变法,理应 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个人的与党派的偏见,黄小配对于康有为的变法 采取了全盘否定乃至丑化的态度。他将变法的动机说成是“欲升官而未得志”的 人以图升迁的手段,又贬低康有为之上书,“统不过是说筑铁路、开矿产、设邮 政、废科举、兴学堂、裁冗员这些话头,本是平常之极。”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 的态度。在否定了 “狗党”之播弄改革以后,小说又以正笔写袁世凯之力行新 政,不过没有将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没有提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 (1901年1月29日)决行新政的谕旨,更没有意识到这时候的新政,实际上就 是戊戌变法的翻版。只是在叙及清俄联盟时提到,俄人 “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 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谈的 就是这件事。又第十七回写庆王召见袁世凯,道: “明天在政务处会议新政,因 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陈组织立宪应办事件,力主先建内阁,明天会议,就为此 事”,则新政已将立宪提到日程上来了。小说写袁世凯之办理新政,“不特安逸 之所不敢图,即毁誉亦不敢计”,如在政务会议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鉴于世界 大势,苟非立宪,不足以息内乱而图自强”,主张 “欲行立宪,先建内阁为本, 然后分建上下议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劳而治”。袁世凯的主张,受到了满清 特权集团的强烈反对,醇王诘问道:“我国开基二百余年,许多宗室人员,承继 先勋,得个袭荫,未必便无人才,断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 凯道:“政党既立,自然因才而选,断不能因亲而用。若云立宪,又欲使宗室人 员盘踞权要,不特与朝旨满汉平等之说不符,且既云立宪,亦无此理。”醇王怒 道: “什么政党?你也要做党人?我偏不愿闻那个党字。你说没有此理,我偏说 有的,看我这话验不验。你不过要夺我的宗室政权罢了,我偏不着你的道儿!” 立欲拔枪攀击。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这样同个人的特权发生了冲突。并与民族矛 盾纠缠到了一起。小说最后通过袁世凯的被斥,大叹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 尽,良弓藏”,从而归结到: “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 不足以实行立宪; 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宦海潮》、 《宦海升沉录》就这样从外交内治两个方面,写了两个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认识 的人物被顽固腐败的满清特权集团所屈杀、所驱逐的命运,来证明现实政治已 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以 这种眼光来作清议之 《春秋》,编个人之 《纲鉴》,无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的。
但是,透过小说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严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用于 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取舍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 败,袁世凯是要负相当责任的。作为驻韩代表,袁世凯事先对于日本的阴谋毫 无觉察,光绪二十年 (1894) 五月初一日,日本署使杉村往晤袁世凯,袁竟谓 “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而五天后日军即开赴朝鲜,袁 世凯之麻痹轻敌,贻误了战机。及形势恶化,袁世凯大惧,于六月初三日电李 鸿章,言日决无和意,“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估筹和战”, 最后竟以重病为名,在大战暴发前仓皇逃跑回国,而小说却说袁世凯在日清开 战后,把日本军情统通电知李相,只是被张佩纶私自涂改电文,方误大事,此 纯属无中生有,为袁开脱。又如戊戌变政,明明是谭嗣同只身往说袁世凯勤王, 并将皇帝的密诏付袁,“以文忠 (指荣禄) 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 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世凯出首,政变作, 维新运动失败。而小说却道是康无谓(有为)频频催促袁世凯发兵围颐和园,拿 密诏给袁看,只露出上半截“善保朕躬” 四字,袁世凯识破康之褐心,方才发 告荣禄,这更是为袁洗刷告密之名。再如康子国变中,袁世凯不赞成盲目排外, 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远见,但他于拳民残酷镇压,“屠民”之恶名,“流传几遍中 外”,而小说却以赞扬的口气说:“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再如小 说写袁世凯于光绪殁后,奉太后之旨,扶立溥仪入嗣有功,而事实是太后临危, 召张之洞夜半定策,“之洞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卒罢袁氏。在 许多细节上,小说也往往凭空杜撰,如“不学有术”的袁世凯,竟然在翁同龢 面前自称要撰一部《满州史》,更是无稽之谈。总之,《宦海升沉录》所叙袁世 凯历史,虚多实少,已非信史。
如果说以上诸事尚与小说之“主脑”不相牴牾,那么,以下几件以浓墨重 彩叙写的大事,就不能不说与小说的基本倾向大有关碍了:
第一,关于拒俄义勇队派代表返国向袁世凯请愿事。冯自由 《兴中会时期 之革命同志》钮永建名下云:“癸卯夏东渡,与叶澜、秦毓鎏等发起拒俄义勇队, 被举赴天津谒袁世凯请愿出兵拒俄,为袁拒绝。”小说却说袁世凯以学生代表 “读书外洋还不忘中国”,甚为钦敬,“不特不加罪他,还与他一力周旋,以殊礼 相待”,再三声明 “国家断无联俄之事”,恳切接受学生代表 “力图自强,勿以 与强国联盟为可靠”的意见。小说表现了袁世凯对于后生青年的关心,勉励他 们“奋力前途,学业有成,好归救国”,还虚心向代表询问东洋军政,领他们往 看北洋新军,致二位代表诚惶诚恐,感激不置。
第二,关于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历史上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防止 青年学生昌言革命,‘惑乱人心’,他颁布了集会章程,规定学生集会超过十五 人者,必须于三日前禀明地方官。定出赏格,严饬查拿革命党人,获得党首一 人者,赏给千金,并奏请奖励; 获得胁从一名者,赏给五百金。派人在总督门 首隐匿之处秘密拍摄生人照片,以便稽查党人。向慈禧密陈遏止 ‘乱萌’大计, 请求严惩国事犯,派人游说华侨,使之内向,限制学生出洋,申明国家主义,不 受革命党人影响。并将所获党人消息随时密电外省市,通知缉拿。”小说却写袁 世凯擒获前来暗杀的虚无党人贾炳仁,独自讯问: 贾炳仁直供不讳。袁世凯听 了,笑道:“你不知东京拒俄义勇队举代表来见我么?我那有主张联俄这等下策! 我初只道你是有点见地的人,不想道路传言,就信以为真,致自轻生命,冒险 来干这等事。”袁世凯感佩贾炳仁的志气和胆量,不仅不发具严讯,株连同党, 反要将其悄悄省释回去:
贾炳仁这时,觉袁世凯此话,真是开诚布公,料他真别有深意,这 样如何好负他? 因此直说道:“我被拿时,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 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这点私恩,却不能不忘;惟我宗旨不能改变, 只自悔学问未优,作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释于人,此后惟有埋 名隐姓,老守田园,不复问天下事罢了。若感私情而变初心,慕势利 而受驱策,是某所不能为也。” 袁世凯道: “古人说得好,道是三军可 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足下此言,实如 披肝沥胆,令人敬佩。但是下言不愿受人驱策,难道本部堂除了足下, 就没人使住不成? 总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务欲成全足下,万勿以他 意生疑才好。” 贾炳仁道: “大人之言,亦是实话。惟欲成全于我,敢 问大人所以成全之道。莫不是听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为国民造 福,以成某之志乎? 抑以某此来,甘蹈白刃,为聂政荆卿之所为,今 已被擒,故欲先杀我首,使吾如荆卿一般传之后世,因此成名乎? 若 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务请大人明示。” 袁世凯笑道: “足下所言皆 非也。本部堂所处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与足下宗旨不同;若 谓必杀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万无此成全之法。昔张良矢志与韩报 仇,终轻举妄动,而无济于事。本部堂虽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与 昔日张良相仿佛,故所谓成全足下者,亦如黄石公之成全张良而已。本 部堂虽无张良之才,但足下既怀救国大志,惟以血气用事,象东家郭 解一流,究是没用的,是以本部堂决意将足下省释。此后望足下奋力 于国家,仍须光明正大,若区区求刺刃于个人,事本无补,且足下纵 轻一死,试问足下有若干头颅,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 若小用 其才,自轻其命,此匹夫匹妇之气,若有志国家者可不必为,足下以 为然否?” 贾炳仁道: “大人既国士相许,那敢不勉? 总而言之,大人 行大人之志,某亦将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说。”袁 世凯听罢大喜。
小说还写段芝贵以形迹可疑拘拿党人张惠等二十人,袁世凯责备道:“人言不足 成谳,若只从形迹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狱,事关人命,你们总要谨慎些。若 一心一意要当他是革党,然后用刑求他,实在大误,你们慎勿存一点侥幸功劳 的心。况使确是党人,亦不必株连太过。”在黄小配笔下,袁世凯竟成了一个开 明通达、宽容大度的人物。
总之,《宦海升沉录》之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轶事来补正 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 虚构,来达到“言志”的目的。当然,不应该否认作者艺术虚构的权利,但是, 如果摆脱所谓“艺术真实”的拘缚,我们就可以感到一种可悲的危机的存在。小 说在塑造一个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深明大义、同情革命的袁世凯形象的同时, 十分传神地反映了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幻想。革党张惠、褟重光见袁世凯 “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想向袁世 凯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 欧洲的留学生索性致书袁世凯,以 “位高招尤”相耸动,谓: “为足下计,与其跼蹐待罪,不如奋起求全,复故国 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 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拏未远,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 世英雄待足下也。”尽管作者批评这种举动之无谓,指出: “不知袁世凯固是无 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但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 福。”但在感情上、在艺术形象的内在魅力上,小说还是万分倾心于袁氏,并为 这一“造世英雄”的最终被斥而深深惋惜的。革命派以排满而否定立宪,倡破 坏而轻视建设,狭隘的民族情绪,模糊了革命党人的视线,使他们对于汉族军 阀袁世凯抱有极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来,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轻易地把政 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确实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内因。盖棺方能论定,在黄小配 是不能看到袁世凯日后之倒行逆施的罪恶表演了,但通过小说所精确地刻画出 来的革命党人的微妙心态,已经预示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这也许是《宦海升 沉录》 的历史价值罢。
《宦海升沉录》一名《袁世凯》,可以看作是袁世凯的列传。但此书写于1909 年,叙事的下限为袁世凯受铁良排陷去职,终老园林,誓不复出; 黄小配本人 于1912年死于陈炯明之手,更未能看到袁世凯的 “大团圆”,因而他在瞬息万 变的历史大动荡的关头所作的观察和思考,必然会有偏颇和混乱的一面。同时, 作者对于袁氏的家世也缺乏更多的了解,许多叙述与史实不合,也不可能大段 铺叙他发迹前的遗闻轶事; 袁世凯在小说中,一开始就是以政界人物的身份登 场的。
从总体上讲,《宦海升沉录》企图通过袁世凯一身之升沉,以反观风潮之变 幻,“于描写人情世故之外,隐寓国势盛衰之感情”。《宦海潮》凡例有云: “书 中有三大事,应详而从略者,如中东之战役、白莲教之排外及狗党之播弄改革, 皆不过略记其大概以为引子。因此三大事已各有专书,且是书主脑不在夫此,故 从略焉。”有趣的是,《宦海潮》从略的三大事,在《宦海升沉录》 中都有较详 的描写,因为它们都与小说的 “主脑”有密切的关系。在小说中,袁世凯被写 成一个敢于正眼看世界大势的人物,他反对守旧派大臣盲目自大的排外倾向,当 面驳斥 “不知外情天花龙凤” 的大臣要“大起王师,伸张挞伐”、“要把利害给 外人看”的大话道: “现在世界情势,要把利害给外人看,总是不容易的。” 他 坚决反对迷信法术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的做法,说:“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 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凭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 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 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否对敌各国否 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但袁世凯又不是一个毫无作为的人。他身 为驻韩代表,“自从日清两国开了仗,已把日本军情,凡自己探得的,已统通电 知李相”,所以李鸿章在反省甲午战争的责任时道: “自年前军兴以来,没一个 不误事的,惟那姓袁的报告军情,没一点差错。”在庚子国变中,作为山东巡抚 的袁世凯将省内团党,杀个不留。及端王矫诏与各国宣战,袁世凯默念此事关 系安危,遂分电各省督抚,“力言各国不易抵御,外人不宜残杀”,促成东南督 抚同盟,与各领事订约,声明东南各省照公法尽力保护洋人,各国亦不得攻击 东南各省,以致日后太后想起 “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 之祸”。
不过,《宦海升沉录》叙写的重点不是外务,而是内治。既然已经清醒地认 识到世界的大势,认识到单凭肆应于列强之间的外交活动,已难于挽回已颓之 国势,那么,希望就在于谋求自身的改革。按说,三大事中的戊戌变法,理应 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由于个人的与党派的偏见,黄小配对于康有为的变法 采取了全盘否定乃至丑化的态度。他将变法的动机说成是“欲升官而未得志”的 人以图升迁的手段,又贬低康有为之上书,“统不过是说筑铁路、开矿产、设邮 政、废科举、兴学堂、裁冗员这些话头,本是平常之极。”这显然不是历史主义 的态度。在否定了 “狗党”之播弄改革以后,小说又以正笔写袁世凯之力行新 政,不过没有将事情的原委交代清楚,它没有提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 (1901年1月29日)决行新政的谕旨,更没有意识到这时候的新政,实际上就 是戊戌变法的翻版。只是在叙及清俄联盟时提到,俄人 “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 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谈的 就是这件事。又第十七回写庆王召见袁世凯,道: “明天在政务处会议新政,因 日前足下在任上奏陈组织立宪应办事件,力主先建内阁,明天会议,就为此 事”,则新政已将立宪提到日程上来了。小说写袁世凯之办理新政,“不特安逸 之所不敢图,即毁誉亦不敢计”,如在政务会议上,倡言“方今朝廷有鉴于世界 大势,苟非立宪,不足以息内乱而图自强”,主张 “欲行立宪,先建内阁为本, 然后分建上下议院,君主端拱于上,即不劳而治”。袁世凯的主张,受到了满清 特权集团的强烈反对,醇王诘问道:“我国开基二百余年,许多宗室人员,承继 先勋,得个袭荫,未必便无人才,断不把政体放在你手里,你休要妄想!”袁世 凯道:“政党既立,自然因才而选,断不能因亲而用。若云立宪,又欲使宗室人 员盘踞权要,不特与朝旨满汉平等之说不符,且既云立宪,亦无此理。”醇王怒 道: “什么政党?你也要做党人?我偏不愿闻那个党字。你说没有此理,我偏说 有的,看我这话验不验。你不过要夺我的宗室政权罢了,我偏不着你的道儿!” 立欲拔枪攀击。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这样同个人的特权发生了冲突。并与民族矛 盾纠缠到了一起。小说最后通过袁世凯的被斥,大叹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 尽,良弓藏”,从而归结到: “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 不足以实行立宪; 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宦海潮》、 《宦海升沉录》就这样从外交内治两个方面,写了两个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认识 的人物被顽固腐败的满清特权集团所屈杀、所驱逐的命运,来证明现实政治已 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作为一个革命派小说家,黄小配以 这种眼光来作清议之 《春秋》,编个人之 《纲鉴》,无疑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的。
但是,透过小说的表象去考察一下背后的严峻事实,我们就会发现,用于 袁世凯的笔法不少是取舍抑扬失当的,甚至是是非倒置的。对于甲午战争的失 败,袁世凯是要负相当责任的。作为驻韩代表,袁世凯事先对于日本的阴谋毫 无觉察,光绪二十年 (1894) 五月初一日,日本署使杉村往晤袁世凯,袁竟谓 “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而五天后日军即开赴朝鲜,袁 世凯之麻痹轻敌,贻误了战机。及形势恶化,袁世凯大惧,于六月初三日电李 鸿章,言日决无和意,“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估筹和战”, 最后竟以重病为名,在大战暴发前仓皇逃跑回国,而小说却说袁世凯在日清开 战后,把日本军情统通电知李相,只是被张佩纶私自涂改电文,方误大事,此 纯属无中生有,为袁开脱。又如戊戌变政,明明是谭嗣同只身往说袁世凯勤王, 并将皇帝的密诏付袁,“以文忠 (指荣禄) 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 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世凯出首,政变作, 维新运动失败。而小说却道是康无谓(有为)频频催促袁世凯发兵围颐和园,拿 密诏给袁看,只露出上半截“善保朕躬” 四字,袁世凯识破康之褐心,方才发 告荣禄,这更是为袁洗刷告密之名。再如康子国变中,袁世凯不赞成盲目排外, 表现了一定的政治远见,但他于拳民残酷镇压,“屠民”之恶名,“流传几遍中 外”,而小说却以赞扬的口气说:“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再如小 说写袁世凯于光绪殁后,奉太后之旨,扶立溥仪入嗣有功,而事实是太后临危, 召张之洞夜半定策,“之洞于监国密商处置世凯事,累日不决”,卒罢袁氏。在 许多细节上,小说也往往凭空杜撰,如“不学有术”的袁世凯,竟然在翁同龢 面前自称要撰一部《满州史》,更是无稽之谈。总之,《宦海升沉录》所叙袁世 凯历史,虚多实少,已非信史。
如果说以上诸事尚与小说之“主脑”不相牴牾,那么,以下几件以浓墨重 彩叙写的大事,就不能不说与小说的基本倾向大有关碍了:
第一,关于拒俄义勇队派代表返国向袁世凯请愿事。冯自由 《兴中会时期 之革命同志》钮永建名下云:“癸卯夏东渡,与叶澜、秦毓鎏等发起拒俄义勇队, 被举赴天津谒袁世凯请愿出兵拒俄,为袁拒绝。”小说却说袁世凯以学生代表 “读书外洋还不忘中国”,甚为钦敬,“不特不加罪他,还与他一力周旋,以殊礼 相待”,再三声明 “国家断无联俄之事”,恳切接受学生代表 “力图自强,勿以 与强国联盟为可靠”的意见。小说表现了袁世凯对于后生青年的关心,勉励他 们“奋力前途,学业有成,好归救国”,还虚心向代表询问东洋军政,领他们往 看北洋新军,致二位代表诚惶诚恐,感激不置。
第二,关于对待革命党的态度。历史上的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防止 青年学生昌言革命,‘惑乱人心’,他颁布了集会章程,规定学生集会超过十五 人者,必须于三日前禀明地方官。定出赏格,严饬查拿革命党人,获得党首一 人者,赏给千金,并奏请奖励; 获得胁从一名者,赏给五百金。派人在总督门 首隐匿之处秘密拍摄生人照片,以便稽查党人。向慈禧密陈遏止 ‘乱萌’大计, 请求严惩国事犯,派人游说华侨,使之内向,限制学生出洋,申明国家主义,不 受革命党人影响。并将所获党人消息随时密电外省市,通知缉拿。”小说却写袁 世凯擒获前来暗杀的虚无党人贾炳仁,独自讯问: 贾炳仁直供不讳。袁世凯听 了,笑道:“你不知东京拒俄义勇队举代表来见我么?我那有主张联俄这等下策! 我初只道你是有点见地的人,不想道路传言,就信以为真,致自轻生命,冒险 来干这等事。”袁世凯感佩贾炳仁的志气和胆量,不仅不发具严讯,株连同党, 反要将其悄悄省释回去:
贾炳仁这时,觉袁世凯此话,真是开诚布公,料他真别有深意,这 样如何好负他? 因此直说道:“我被拿时,本不望有再生之日,惟若得 邀大人高量,俾得重生,这点私恩,却不能不忘;惟我宗旨不能改变, 只自悔学问未优,作事不密,既已被捕,又靠省释于人,此后惟有埋 名隐姓,老守田园,不复问天下事罢了。若感私情而变初心,慕势利 而受驱策,是某所不能为也。” 袁世凯道: “古人说得好,道是三军可 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又道是士各有志,不能相强。足下此言,实如 披肝沥胆,令人敬佩。但是下言不愿受人驱策,难道本部堂除了足下, 就没人使住不成? 总而言之,本部堂之意,务欲成全足下,万勿以他 意生疑才好。” 贾炳仁道: “大人之言,亦是实话。惟欲成全于我,敢 问大人所以成全之道。莫不是听某一言,有感于心,故改念为国民造 福,以成某之志乎? 抑以某此来,甘蹈白刃,为聂政荆卿之所为,今 已被擒,故欲先杀我首,使吾如荆卿一般传之后世,因此成名乎? 若 是不然,有何成全之法,务请大人明示。” 袁世凯笑道: “足下所言皆 非也。本部堂所处地位,不能行足下之志,故目下与足下宗旨不同;若 谓必杀足下,然后足下成名,又万无此成全之法。昔张良矢志与韩报 仇,终轻举妄动,而无济于事。本部堂虽不能比得秦皇,惟足下究与 昔日张良相仿佛,故所谓成全足下者,亦如黄石公之成全张良而已。本 部堂虽无张良之才,但足下既怀救国大志,惟以血气用事,象东家郭 解一流,究是没用的,是以本部堂决意将足下省释。此后望足下奋力 于国家,仍须光明正大,若区区求刺刃于个人,事本无补,且足下纵 轻一死,试问足下有若干头颅,有若干性命,能死得若干次? 若小用 其才,自轻其命,此匹夫匹妇之气,若有志国家者可不必为,足下以 为然否?” 贾炳仁道: “大人既国士相许,那敢不勉? 总而言之,大人 行大人之志,某亦将有以慰大人成全之苦心也,余外倒不必多说。”袁 世凯听罢大喜。
小说还写段芝贵以形迹可疑拘拿党人张惠等二十人,袁世凯责备道:“人言不足 成谳,若只从形迹上求他罪名,必至弄成冤狱,事关人命,你们总要谨慎些。若 一心一意要当他是革党,然后用刑求他,实在大误,你们慎勿存一点侥幸功劳 的心。况使确是党人,亦不必株连太过。”在黄小配笔下,袁世凯竟成了一个开 明通达、宽容大度的人物。
总之,《宦海升沉录》之写袁世凯,不是提供更多的细节和遗闻轶事来补正 史之不足,而是在众多的历史事实中,更为大胆甚至主观地进行取舍抑扬乃至 虚构,来达到“言志”的目的。当然,不应该否认作者艺术虚构的权利,但是, 如果摆脱所谓“艺术真实”的拘缚,我们就可以感到一种可悲的危机的存在。小 说在塑造一个同历史真实完全相悖的深明大义、同情革命的袁世凯形象的同时, 十分传神地反映了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幻想。革党张惠、褟重光见袁世凯 “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想向袁世 凯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 欧洲的留学生索性致书袁世凯,以 “位高招尤”相耸动,谓: “为足下计,与其跼蹐待罪,不如奋起求全,复故国 之河山,造同胞之幸福,足下行之,直反手事耳。忆昔法倡革命,实启民权;美 苦烦苛,乃倡独立,造世英雄,华拏未远,某固不以庸庸厚福待足下,而以造 世英雄待足下也。”尽管作者批评这种举动之无谓,指出: “不知袁世凯固是无 此思想,且他向做专制官吏,但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 福。”但在感情上、在艺术形象的内在魅力上,小说还是万分倾心于袁氏,并为 这一“造世英雄”的最终被斥而深深惋惜的。革命派以排满而否定立宪,倡破 坏而轻视建设,狭隘的民族情绪,模糊了革命党人的视线,使他们对于汉族军 阀袁世凯抱有极为幼稚的幻想,由此看来,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党人轻易地把政 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确实可以在其自身找到内因。盖棺方能论定,在黄小配 是不能看到袁世凯日后之倒行逆施的罪恶表演了,但通过小说所精确地刻画出 来的革命党人的微妙心态,已经预示了历史的某种必然性,这也许是《宦海升 沉录》 的历史价值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