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省三作,四卷四十篇,首列光绪己亥 (1899)铜山林有仁序,可以推知本书当成于此之前。现上海图书馆藏,系1914年成文堂存板,每卷目录后有“凯江省三子编辑”语。
        
        这是部晚清拟话本小说集,其中写冤案的有二十五篇,约占百分之六十。冤案的情节与牵涉的人物几乎无奇不有、无所不在,笔触延伸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旁及世态时风的琐细微末,公堂和监狱几乎成了社会的缩影。
        《审烟枪》描叙的是同治三年(1864)的真人真事,反映了道光年间鸦片输入中国以后,毒害青少年的社会现实。其时人们不仅在家横卧烟榻,即在传授制艺儒业的私塾和学馆里,也是烟味满室。“先生既爱捧盘,徒弟也爱吃烟”。“这天喜亦爱吃烟:始则打烟烧,继则扯烟煮,过后就买一碗……读了三年,吃个大瘾。”其父不时劝戒,“谁知这鸦片烟不比别物说丢就丢,莫啥来头。鸦片烟不吃,心里直想,身上出病,使你涕泪双流,行坐不安,一下怎得脱?”作者先铺设鸦片烟的惑人情景,然后叙天喜新婚之夜暴亡,昏官妄断,新娘执狱,最后水落石出,案情大白。从情节安排上看,它的设置疑点,是为了突现主题——鸦片对我国人民身心的摧残,杀人不见血,比刀子还厉害。作品制造悬念,正抓住了读者希望明晓案情的心理,这种表现手法有利于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从而实现其“劝善惩恶” 的创作意图。
        这新郎怎么会猝然而死?作者在揭示案情的过程中,批判了坐衙胡判,赞扬了体察下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办案作风。他借成都察按牛树梅之口说:“这鸦片烟害人极凶: 肥人吃瘦,瘦人吃死,田上、房屋、妻子、财物,都喝得进去。你夫性命,谅必是烟拉去了。”于是命司差将正凶烟枪,从凶烟盘、烟灯、烟签诸犯候讯,并悬牌审讯烟枪,借以教育百姓。原来洞房时天喜多喝了酒,来了瘾,瞒着新娘去取烟具。“枪放楼下,四月蜈蚣正多,闻香放毒,闯入枪内,被烟胶沾足,不能出外,故在内而泄毒,又因竹签通滥,用力一喝,虫汁与毒并入腹内,怎不毙命?”
        作品渲染的这场特别的审案和它对百姓的吸引,是要众人“须以崔先生与王天喜为鉴”,在当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它从侧面点出,不仅在民间,而且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也是有人出于大义反对鸦片输入的。作者于末尾附记云:“此案乃余下科场所闻及者,恐事远年湮,人名群邑或有错讹,识者谅之幸甚。”这最后一笔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教育意义。
        总的说来,本书的公案小说思想艺术并未开拓出新的境界来,刻意而为者居多,破案常靠梦验与神助,大同小异。只是由于案情的复杂与人犯的多样,才使人们看到世风日下的社会的一角。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监狱生活的熟悉,如新犯进监狱,要拿出钱物和监,这是历代各类小说所罕见的。卷二的《捉南风》,叙吕光明受刑曲招,“丢在卡内,受尽私刑……众犯听得光明在放大利,是个有钱主儿,把他弄得不死不活的过了一夜。光明受刑不过,答应一百串钱……方才松活。”老犯欺压新犯,乘人之危强索财货,以饱中腹。卷三的《心中人》叙孙氏母女当衣得钱一千,并把仅有的三斤线子当作和监礼信,足以窥此业已成风,入狱不得不奉行的。《六指头》叙卡犯逼搕银钱,私刑吊打的情况: 兆麟丢卡,“ (卡犯) 人人欢喜,即命鸡子加刑”,说什么 “团仓礼是少不得的”。待其母闻讯带银一锭和监。“众犯怒曰,‘这点银子不够众人吃水,拿来做啥?’ 曹氏问要好多,众犯曰: ‘一千不多,八百不少,说得好咧,只要四百两。’ ……曹氏无奈,只得哀告。众犯大怒,把银丢地,命鸡子将兆麟吊作半边猪捉虱放头,以津唾面,又灌阳沟水。”“曹氏急得肝胆皆裂,捡起银子,边走边骂,来至大堂喊冤。”命官竟说: “他初进卡,犯人要点喜钱,拿些与他,自然安静,何得喊冤?”曹氏说: “就是喜钱,也要不得许多; 况既犯法,何喜可贺,未必贺他能够杀人吗?”“官无言可答,半晌说道: ‘他不要钱,那有食用?’”曹氏曰: “监卡饭食,皇上设有稀粥,何得取自新犯?”可见这“又要填命,又要搕钱”的陋规恶习是得到官府的许可的,足见当时监禁刑房的黑幕之一。
        上述有些篇目含有家庭生活与伦理道德的内容。如《审豺狼》写了逆子,《话无常》写了悍妇。《假先生》对蒙馆骗钱的伪儒学刻划生动:“见那家有子弟读书,父子上街就请吃花生酒,汤锅肉,四两八两,三台两台,务求子弟来馆学,钱多寡不论,再少二百也收; 他说得不同,学钱虽短,一年二十余人,当喂两槽肥猪,在家又好免却一人吃费,还是有利。”这完全是市侩哲学。故而这杨学儒“教书学规不严,皮气又怪,任随徒弟上树洗澡,取鹊摸鱼,角孽吵嘴,都不以管。时与徒弟说笑讪谈,时把徒弟骂乱打,所以一堂徒弟都不怕他。他见大的就用酱刷,小的就使耳巴。点书扯上扯下,圈字去入各差。”诚如其妻在他蒙冤探监时所唱: “你为啥要去教个甚么书,团个甚么馆,当个甚么师,想个甚么钱。”《审烟枪》、《双血衣》等篇,则把这些设馆的先生打牌烧烟、带徒打鸭、觊觎美色的丑恶行径描叙得淋漓尽致。我们联系 《歧路灯》侯秀才之诱惑书香门第弟子谭绍闻入歧途,足见自清中叶以后私塾学馆乌烟瘴气的一斑。这样的先生岂有不误人子弟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叹惜道:“上智则误功名,下愚多成鄙陋。”这也是清中叶以来儒林群丑日益增多的直接原因。混浊的社会风气污染了学校,连一本正经的儒学都变得如此不成体统,亦足窥这世道的全貌了。
        此外,象《卖泥丸》描绘两个长年,一个名叫王成的殷勤老实,以泥丸治瘟疫而致富,一个叫王老么的奸诈乖张,以泥丸医水泻而丧身。篇中有一段叙杭州菩提寺一癫僧点化王成,口出疯言,实为讥讽,显系针对清末的人情世态而发。这癫僧也可能有着南宋、明、清三代关于济颠和尚的血统在内,但是他比狂歌癫语的济公要有锋芒。作者对现实的抨击,按当时的水准讲,已属难能可贵,诚为铮铮之音,掷地有声。那个长工王成行成于思,也终究只取“营谋得财,立功救人”的下法,而不取 “虽伤天理,却能堆金积玉,富与天齐” 的上法与“虽丧天良,也能金银满柜,富敌一国”的中法,这一形象固有作者的人生观在内,但亦有劳动农民的精神气质在其中,他在那污浊的社会里,比一群王公贵族、乡绅士子要来得高尚。作者将纯朴的王成与图私的王老么的人品与遭遇拿来对比,既从属于他的作意,也表现出他的朴素的美丑观。《过人疯》、《东瓜女》等篇表达了平民新的审美观点,即不单纯追求外表美,而注重品行美。《十年鸡》虽囿于三从四德的封建观念,然比起《儒林外史》里王玉辉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却有通融之处。那雨花想“一死全节”,刘钦差却说: “世间有守以全节者,亦有嫁以全节者,要看其境遇何如耳。如果三从无靠,改嫁也是无妨的。”这在当时还不失为合乎人情之说,其实是违背宋明理学的规矩的。《心上人》叙医生之女张流莺与乡民胡长春盟誓相爱,被官家迫害焚尸,戳灰见二物,形同人心,光若水晶,一块中有一美男子,眉目含情,别一块中有一美佳人,拈带微笑。以 “怨气所结,精诚感化”作为艺术构思中心,因而这二物乃反抗暴政,守志殉情的结晶品。
        清中叶以来的拟话本小说,一般来说,较之清初有长进的一点是,弃半文半白之言为平易畅达之语,更接近冯梦龙早就呼吁过的 “资于通俗”的要求。《跻春台》的一部分篇目,以俚俗活泼的口语,生气盎然地摹写时人的声口气息,使其声态并作,现身纸上,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吸引力。试以 《白玉扇》为例:
        乡宦谢鸿恩与衿绅杨寿基联姻,后谢故,其子大德落为长年,杨寿基与其妻夏氏嫌婿“穷尽帮人”,“看他麻出那个样儿(指大德出痘,面麻成饼),好似精怪一般”,欲悔亲却逼他接亲,弄巧成拙,结果反赔了女儿。大德捡粪,凤英绩纺,夫妻倒还欢乐。次年,杨寿基生日,小夫妻俩去娘家祝贺,下面是杨母留宿的一段:
        
        下午辞母欲归。母曰: “我儿嫁去作么就生分了? 纵有不了之事,也要陪娘多耍两天。” 凤英说: “无人看屋。”母曰: “喊谢麻子回去就是。”凤英不肯。老姑娘曰: “你若大年纪都不懂事吗? 你女儿今天才回门,怎么就喊女婿独归。” 夏氏羞悟,忙喊两个雇工去与女婿守屋,留着夫妻。诸客心疑,想谢家那样贫穷,他夫妻如此欢喜,若是我们的女儿,还怕连天都要吵变。至夜间,母女同床,问及丈夫如何。凤英见客睡静,便说丈夫耐烦,妈莫挂牵,今天回来过不得河,他都要来母问如何过来的。 女见母声大, 暗将母手掐一下。 母曰: “嗨呀,是抱过来的呀!” 女说: “小声点! 是背过来的。” 谁知对床睡的女客,喊道: “��呀,我的命呀! 我家男子犟如牛样, 叫他送吓他都不肯, 心怕丑了他。那有你这有情有义的丈夫背你过河,你真正好命哦,遇到这样好人!”——你说女客是谁?才是他的老姑娘。声气又大,把诸客都惊醒了,问说: “啥子?”老姑娘把凤英出阁,他父亲嫌婿不办嫁奁之故,告知诸客。诸客都说夏氏不是,贫不办奁,嫁不去看; 丈夫不肯,你该要劝。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夏氏羞愧难当……
        
        这段情节,借母女叙家常、老姑娘插话、诸客帮腔,把人物的身份描写得朴实而有韵致,烘托得亲切而有情趣,真是喁喁细语,么么如闻,显示出作者的确是有生话实感的。
        自 《金瓶梅》用鲁语,《西游记》用淮语,《红楼梦》用京语,《海上花列传》用苏语,方言文学至清代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人物性格与事物细节的描写上形成特别风格,而且使作品带有异乡情味。流风所及,也影响到话本写作。同治九年刊刻的两卷四册的《俗话倾谈》,使用广东话写成,稍后的《跻春台》使用四川话,都是方言文学的支流。篇中常出现川语川地风习,也可证明作者是四川人,或寄居蜀地。说: “啥子”,称“老表”,呼 “泡 (袍) 哥”,满纸四川味。
        《跻春台》与宋元话本及明清其它拟话本相比,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每每于正文间插入角色的独唱,唱词属第一人称,中间有第二人称的夹白。唱词与白口一问一答,一说一唱。唱词前面并未列出曲牌,但俚俗上口,大概是用当地的方言唱的民歌、杂曲、小调,有时又似快板、顺口溜或打油诗,上下押韵,读来流畅悦耳,透露出作者活动在市井街巷,对民间文艺比较熟悉,拿来融入小说,使之散韵并具,别有情味。由于这些唱词一般都比较深入具体,体察入微,又可以丰富小说的细节,体现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心理并烘托气氛。作者把戏曲、歌谣与小说融为一体,发扬了中国文学艺术中戏曲、小说、诗词交互引用的传统; 他用力创新,在较大限度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创立了话本小说的别具一格的体制,使读者为之耳目一新。
        关于《跻春台》这种手法与体制,在集中随处可拾。象《双金钏》一篇,即有孤儿哭母、淑女劝父、新妇求夫三个唱段;《十年鸡》有贝成金夫妇分段对唱(实际是两段并列的独唱) 及二娃哭坟、雨花哭夫、公堂答诉三段独唱; 《捉南风》有郭彦珍父母同段对唱;等等。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分段对唱与单个独唱的两个例子。
        《螺旋诗》写到懒汉与惰婆互不煮饭,大家等饿,对骂起来: “骂一声猪老纵,这阵叫人气难容。前日将你惯习,今朝敢来逞凶。装起那斯文样子,做起那酸人形容,难道说姑娘还怕你发酒疯?叫你烧火你不动,天天睡到太阳红。喊你去煮饭,你就装耳聋;喊你洗衣往外冲,要你洗碗你不从:到底听谁来刁弄?前日听讲听教,一下拗西拗东,哼!都是我索子放长将你纵,不怪他人只怪侬。到如今大不同: 见我与外人说句话,你就把嘴董; 见我与男子坐一下,你就把脸红。未是然我都服你管,我还怕你碓。哼! 别人的男子又有用,叫他走西他不敢走东,偏偏嫁你背时鬼,好象一个傲国公。今日将你来指教,好好皈依要顺从; 下次再不听使用,我要你壁挂团鱼,才晓得姑娘威风 (重句)。”
        “骂声贱人太无礼,枉自背张妇女皮。不知你爹娘如打个屁,生出这样臭东西:不知道夫是天来妻是地,说些话儿古怪稀奇。不是你的崽,又非你的妻,说甚么 ‘来指教’、‘听使唤’、‘要皈依’,须是你爹娘未有□步点人气气,养女不教要背。不知贞与节,那晓高和低。与男子挨挨擦擦, 和外人笑笑嘻嘻,做起样恁象娼妓,难道说你的丈夫背那层皮?我劝你须把廉耻惜,免得外人指背,先让骂你的妈和爹; 如不然我去在名山大川闲游戏,与贱人永远分离(重句)。”
        《比目鱼》 (据李渔戏曲 《比目鱼》重新改写的拟话本) 写戏班主何志雄与妻毛氏 “从抚州买得一女子回家,姿容绝世。但这女子性烈不肯唱戏。劝他不从,继以怒骂责打,亦不从,遂将女子吊起来打。”打得女子性起,指着毛氏大骂道:
        这阵吊得浑身打,骂声虔婆老丫头(毛氏:胆大丫头,连老娘都骂起来了,这还了得,与我再打!),做事良心放背后,把人儿女当耍猴,妇女当把闺阁守,登台唱戏把祖羞 (毛氏; 你是我买来的,为甚么不从我学戏?)。姑娘本是名门秀,岂同杨花逐水流;志如金玉行不苟,焉能学戏去包头(包头:你端我家碗,要服我家管,未必还强得脱)。依你除非身死后,任你打骂都不投(毛氏:你这丫头,还要犟性,再与我结实的打!)。这阵浑身打起柳,咽喉哽哽泪不收;谅必前生冤结就,致令今生遇对头(毛氏: 你才晓得厉害)。依从得来贱如狗,若不依从难下楼(毛氏:看你依不依从)。妇人名节要讲究,岂可忍耻把生偷。祖先阴灵把气忧,丈夫人前把头钩;儿孙人喊娼妓后,已身臭名播千秋(毛氏:不怕你口里说得贞节,遇着老娘就是金子也要转成顽石的)。岂似虔婆脸皮厚,老来还在卖风流; 假装少艾全不丑,见人就把意子丢; 走路歪斜前后尖,只顾银钱不顾羞; 礼义廉耻全无有,二世许你变沙牛 (毛氏: 你这丫头,还敢痛骂老娘,真是铁匠死了不闭眼, 你还欠捶,与老娘结实的打!)。这阵衣裳血浸透,疼痛好似把筋抽。红颜落在薄命手,该因前世未曾修。心想上天无路走,欲待入地无缝投。��呀,天呀天! 口喊苍天来保佑,快教阎王把簿勾。��呀,打不得了!街坊快来把命救,德积子孙作公侯。��呀,痛死人呀!不死不活情难久,怎耐三寸不断喉!”
        上述两段,一为只唱不说,一为唱而夹白,是这部集子中常见的两种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令人想到元明的词话与从它和宋代的陶真发展起来的弹词。《金瓶梅词话》里的唱曲有时就夹有第二者的插白,与 《比目鱼》 的形式相近。而《比目鱼》 的有说 (白)有唱 (唱词),如用平话表演,必加弹 (伴奏)、噱 (穿插),其说白用散文,唱词多为七言韵文或有参差,并加衬句,倒和明代的弹词的体制接近。此外,它与韵、散相间,唱词为七言或十言,句式更为灵活的鼓词也相近。上述第一例和鼓词的分支、只唱不说的大鼓近似,第二例和又说又唱的正宗鼓词近似。而北方的鼓词和南方的弹词,不过是产生于明代而盛行于清代的说书品种。加之清代颇为兴盛的评话和四川竹琴等南方说书,这些艺术样式都可能影响到 《跻春台》体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