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 《说倭传》。题“兴全洪子贰辑”,四卷三十三回,成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前。有香港中华印务总局铅印本与上海石印本两种版本。
        
        本书以光绪二十年 (1894) 春朝鲜东学党起义始,二十一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终,历叙中日甲午海战的全过程。中东大战,“中”即中国,“东”即东洋,“因其在亚洲太平洋之东”。
        当朝鲜政局动荡,日帝觎韩国时,清政府应韩王之请,派兵进驻牙山,日本趁机占领汉城。在这紧急关头,掌权的慈禧正筹备“六旬万寿”,李鸿章奏说“五不宣战”,光绪帝却踌躇未决。这时,黄海战役爆发了。作品展示了清军将领有的英勇战斗,有的怕死逃跑的史实。倭将总统军务水师提督伊腾 (伊东祐)进战,中国统领水师提督丁禹昌不听取致远号兵轮管驾邓世昌埋伏战船、环而攻之的计策,竟将大队兵轮摆成一字长蛇阵,与倭船迎面相击,以致全军几没,“良谋不见用”,暴露了清廷统帅之无能。这里作者有所虚构,或仅凭传闻。事实是: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叫舰队排成纵队,而旗舰定远号的管带(舰长)却发信号,叫舰队排成横队,让自己和另一只主力舰在当中,以躲避炮火。舰队横排前进,造成挨打的局面。作品描叙方伯谦所带济远号畏敌驾船远遁,邓世昌所带致远、林国祥所带广丙浴血奋战,“迨后邓管带谅众寡不敌,恐失手被擒,乃下令即鼓轮,将船与倭船相撞。俄而致远与倭船俱皆沉没。邓管带见船将沉,便跳入江中尽节。惟平日管带畜有义犬一头,待之甚厚,见管带下水,其犬以为失足误跌,遂投入水面以救其主。当时虽潮流甚急,而犬尚苦咬邓管带辫发,随流而去……”
        作品接着抒写平壤战役。与清军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从釜山退守牙山逃到平壤,再从平壤逃回中国境内相对照,作品抒写平壤守将左军门宝贵的英勇杀敌,慷慨就义,相比之下,左宝贵较丁禹昌高明。他吸取部将马玉昆智取之计,佯作撤兵而伏于隘地,出其不备,获得大胜。
        当倭军援兵到时,“(左军门)乃即点兵应战,亲立于阵前,头戴红缨大帽,红顶花翎,身穿黄马褂,督令士卒放炮示威,军容甚盛。倭军未战之先,已有三分害怕。倭帅亦立于阵前,遥见有穿黄马褂者,知是左宝贵,遂传令洋枪队,谓有能击倒华军之身穿黄马褂者,当有重赏。众枪手得令,遂各留心,向左军门攻击。时副将马玉昆亦立于左军门之旁,以至倭人一枪中其左足,登时跌倒在地,兵士作速救回,送往营中安歇。未几,马玉昆复出于左军门之前,曰“ ‘吾看倭人之枪每每向大帅而击,吾深为大帅忧。以末将愚见,将黄马褂脱下,使倭军无从分别,大帅方保无虞。’ 左军门曰: ‘吾之黄马褂,系在疆场出生入死,得蒙御赐,今岂可畏死而去之。’ 遂不听马玉昆之谏,仍示其勇于阵前。自辰至午,未尝歇息。战了半日,仍未分胜负,两军互有死亡,直至午刻,倭人一枪射中左军门手臂。左军门恐军心有慢,忍耐痛楚,仍立于阵前,勇加百倍。各兵卒见左军门带伤迎敌,绝无退缩之心。一时枪炮齐鸣,击毙倭人无数,于是华军大捷。因左军门伤了左臂,不便追赶,遂即收军。是晚,左军门之枪口受毒攻心,乃至半夜,溘然长逝。” (第八回)
        作者在对甲午战争的几个主要战线的分述中,歌颂援朝保国将领,谴责误国怕死之辈,褒贬分明。第十回描叙凤凰城守将宋宫保用计大败倭军。第十一回写倭人进攻旅顺口,中方守将袭照玙等听说日军杀来,“不禁心寒胆落,慌忙无主,遂暗中逃去。黄统领仕林探知袭照玙已经闻风远遁,遂亦逃去。俄而倭兵将到,各兵弁不见了统领,军中无主,遂各散去。可怜旅顺船澳炮台,费尽国家巨款百余年之积聚,为中国最险固之区,今一旦未战而竟付与敌人之手,良可惜也。” “据言倭军攻至旅顺之时,中国海军中人尚多有在戏场观剧者,丁统领禹昌亦在其间,后闻告警,方始遁回兵舰。及倭人既得旅顺,该处戏场尚在开演,每日观者如常热闹。倭营官安好了寨,亦多有跑至戏场观剧,有伶人名朵朵红与云仙花旦,竟然媚敌,手执戏单,跪请倭人点戏……”连倭人也斥之为 “丧师失地”。北洋海军丢掉威海,水雷统带蔡廷干与提督丁禹昌先后降日。事实是: 李鸿章不许丁汝昌带领北洋舰队去援助旅顺守军,命令舰只在威海卫港躲起来,日军即炮轰港内,轰沉两舰,剩下的十一艘都投降,丁汝昌服毒自杀。一些怕死的将领,竟盗用丁汝昌名义,向日军乞降,并将港内的舰船和大量军火物资,拱手送给敌人。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的北洋海军就此消灭了。这是清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的结果。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作品以民宅门前的一副对联讥讽主和派的头子李鸿章。“宰相合肥”,因李是合肥人; “司农常熟”,因翁同和是常熟人。作者掇拾这种讥讽之语溶入篇中,从侧面反映一般平民百姓对执政者的评判,系本书一个小小的点缀,饶有情趣,引人深味。
        本书叙李鸿章同日相伊藤候博文议和,自十九回横跨二十一回,占了全书约四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等于一篇会议记录,冗赘烦琐,缺乏提炼; 第三十三回抄录《马关条约》全文,末尾归以天命,复加粉饰。
        《马关条约》签订后,举国上下激烈反对。台湾割让成局,“台民鼓噪,誓不为日民。”虽然作者未能用典型化的方法揭示历史的本质与现实的趋势,表现如火山一旦爆发的亿万民众的力量,并以慷慨悲壮的格调歌颂台湾军民同仇敌忾的壮举,但他因事生文,在史实的基础上,编织成一篇篇故事,以表现台湾百姓齐心协力,卫疆保土,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意志。作品叙述握有大批军队驻守台北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逃跑后,台湾人民就自动组成义军,跟刘永福的黑旗军一起抗日,在台中、台南打击敌人。在艰苦的环境下,从1895年6月到10月,打死打伤日军三万余人,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作品以此为背景,描绘了刘渊亭黑旗军与内山生番(高山族等当地百姓)联络,“而生番野性凶勇,极难抵敌”。倭帅桦山虽作收服民心之施,然攻打咽喉之地的基隆,则为黑旗军所败。“更且生番洞主所领三军,奋不畏死,威勇莫当。倭人战了数天,攻取不下。”日军用以逸待劳之法,围困生番。生番洞主于窘迫中急得一计,用有毒的野白菜煎汁,偷放入倭营食井。当倭军兵士“腹如抱瓮,疼痛不堪”这际,“生番与黑旗军两枝生力兵,狠狠杀来,如入无人之境。倭兵各带重病,焉能抵挡,只得大败而走。生番乘势长驱大进,杀入倭营,劫得倭军辎重粮草无数,生番洞主既邀大捷,而刘大帅亲统之军亦浩荡而来,番主与刘帅会晤之下喜形于色,两相庆贺。”作者不无感慨地说: “按生番洞主本是不入教化之民 (按,本书对台湾少数民族夹杂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尚且忠心苦战,而黄仕林、袭照玙等世受君恩,不思报国,竟闻风先溃,真狗彘之不如也!” (以上第二十五回)
        小说的后半部,重点描述黑旗军坚守基隆、炮火炸倭等事迹。“大帅自到台南,每日训练士卒,辛勒昼夜,布置防务必躬必亲,可谓王事靡监,不遑启处。探闻倭人不日即将杀来,遂拨大军,在新竹、新化两处与倭人决战,连日黑旗大胜,杀俘无数。自倭军往攻台南,台北义民因倭人政令与中国迥异,殊多不便,聚众叛倭,竟将台北铁路用炸药轰毁,使倭人艰于运兵,不能接应前军,以致台南倭兵又为刘将军连败数次,倭人只得且战且退。” 又写黑旗军两次破倭,倭军大败而走,误入内山,“生番见倭军欲从小路逃走,生番便将乱箭射下。倭帅抬头观看,只见四面高山茂林,殆遍不见一兵,只见箭如雨下,疑有埋伏,乃拨军兵退回。方移阵脚,刘军黑旗已经赶到,杀得倭军兵无路逃走,统帅柯梅吉及各军俱弃械下旗,以示战败。”
        黑旗军终因孤军无援,退回粤西。“台南之民于刘帅去日,各皆送行。各绅耆亦亲临执盏饯别。乍听骊歌,悲难下咽,直饮至鱼更三跃,刘帅同夫人、公子辈方始起程。”“黑旗尚复不允(劝降),仍然据守不出。惟众绅力劝黑旗与倭帅订明: 将所有黑旗旧部给发船票并回乡费用,方允退出。倭帅无奈,只得每名给发洋银贰拾元,以作回乡之费。而黑旗营勇多有用去银两留落台湾者,乃尽投内山生番而去。至今仍然常常出扰,与倭交战,出没无踪,倭人实属无计剿抚,故至今尚有深夜谋杀倭官者,亦皆此类。而倭人多视台湾为畏途,间有分6发台湾充职者,竟作为不幸之事,黑旗余风尚令倭人胆落,则威名犹未减色也。” (第三十回) 从而揭示: 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在坚持半年时间,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后,他们仍然没有屈服,日军占领台湾的五十多年里,台民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只是作者耽于叙事,未作刻划,诸如刘永福形象与历次战役、战斗均缺乏细致的描绘,故虽使人不忍释卷而却未能动人肺腑,减弱了语言艺术的感染力。这是作者未能把握小说的创作特征并少才力,难以驾驭这一重大的历史题材,只向历史讨情节而未向现实讨生活之故。
        本书的可贵之处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五年后,作者即怀着义愤与沉痛,将“天妆台畏敌之羞,刘公岛献船之丑,马关条约,台湾割地种种实事”反映到创作中来,对面临进一步殖民地化危机的当时的中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适时的,作者在实际生活中产生的情感,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如果这情感是高尚的而不是狭隘的,无疑对他的创作会产生积极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要写出一部满足社会审美需要的艺术作品,还必须具有艺术概括力。本书的作者如果提炼、缀合、生发历史与民间传说的素材,或以故事为重点,渲染平壤战役、黄海战役、台中台南战斗的可歌可泣事迹,或以英雄人物为中心,塑造左宝贵、邓世昌、刘永福的动人形象,这样才能完成序言中宣称的主张,使创作实践与小说理论统一起来。
        作者在卷首的序言中申明过自己的创作宗旨: “从来创说者,事贵出乎实,不宜尽出于虚。然实之中,虚也不可无者也。苟事事皆实,则必出于平庸,无以动诙谐者一时之听; 苟事事皆虚,则必过于诞妄,无以服稽古者之心。是以余之创说也,虚实而兼用焉。”很明显,他这番话是师承金丰的 《说岳全传序》而来。金丰的序对历史小说的创作的史实和虚构关系有精辟的阐述:“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 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洪兴全的序在联系《中东大战演义》事例作了说明后,又强调自己的主张:“虚则作实之,实则作虚之。虚虚实实,任教稽古者诙谐者互相执博,余亦不问也。”这也是根据“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的说法而来。金丰的话虽就历史小说创作而论,然对整个小说创作亦具普遍意义。这种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特点,正反映了清代小说界对前人创作的概括,体现了小说理论的发展。作者虽有这样的认识,可惜他在创作实践中却没有完全贯彻、有效运用,他没有在“虚”上下功夫,而没有虚构,便没有文学,小说更是如此。他不明白,情节、事件是展示人物性格的手段,即使清以前的那些优秀的历史小说与众多的通俗小说,虽以铺叙情节、描述事件为胜,但也有人物性格的闪光的。历史小说必须突破历史与生活的表面真实,在历史与生活的基础上发生质的飞跃,才能创造出合乎历史人物的本质面目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是《中东大战演义》 留给后世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