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
作者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六十回,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1903—1905) 在上海《世界繁华报》连载,分五编陆续印行。此外,主要版本有1904年粤东书局石印本,1909年崇文堂石印本,1927年亚东图书馆标点本,1935年世界书局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注本等。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方式仿《儒林外史》,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类似若干中短篇小说的联缀。“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一回至第三回,叙陕西同州府朝邑县秀才赵温(遭瘟),乡试中举,带着管家贺根(祸根)上京会试。同行者有王乡绅的妻舅钱伯芳(钱不放)。钱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因故免职。到京后,赵、钱四处钻营。赵温会试落榜,由钱典史经手,用二千多两银子捐官,做了中书,在京供职。钱典史拿银子捐复原官,选派江西上饶县典史。到了江西省城,钻门子,找朋友,通过黄道台派做收支委员。
第四回至第七回,写江西省一位姓何的藩台和他的三弟。何某“生平顶爱的是钱”,绰号“荷包”。其弟人称“三荷包”,“这个荷包是个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这哥俩公然定价卖官,四下招揽生意,“谁有银子谁做。”后因卖官得钱,分赃不均,兄弟失和,大打出手,丑态百出。三荷包用二千两银子,买得一位军机大臣给山东巡抚的一张八行书,到山东省做了胶州知府。
第七回至十一回,写山东省。当时 “山东东半省地方已渐渐为外国人势力圈所有,不时有交涉事件。”山东巡抚到胶州,宴请外国人,由州官三荷包主办。一些中国官僚不知洋人礼仪,闹出许多笑话。外国人劝巡抚做生意,巡抚回省之后,洋务局老总的舅爷陶华,字子尧 (《诗·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花]”) 趁机上条陈。他从一本书里抄来现成的十二条,竟然大得巡抚赏识,被委派去上海购买机器。陶子尧到了上海,落入地痞魏翩仞 (为骗人)、专做军装机器买卖的买办仇五科 (求勿可——不可求) 和妓女新嫂嫂等人所设圈套,吃喝玩乐,先后花费了四万两银子,却将购买机器的事办得一蹋胡涂。买办仇五科从中玩弄花招,洋人总督电报照会山东巡抚,除了机器四万不能退还分文外,还要索赔四万。适逢山东巡抚抱病请假,奏请开缺,山东政务暂由一位姓胡名鲤图 (胡里胡涂) 的藩司 (布政使) 先行署理。胡大人极怕洋人,听从陶子尧姊丈的主意,将此事胡里胡涂地了结。陶子尧在上海出尽了丑,又花费几千银两,幸有一位姓周名因表字果甫的山东试用府经从中调停,才算完事。
第十一回至第十九回,写周果甫因有浙江巡抚刘中丞奏调,由山东到浙江任职。以下写浙江官场。抚院有一个办文案的,姓戴名大理,是个一榜出身,候补知州,五十多岁,与周果甫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浙东严州一带,常有土匪作乱。戴大理的同乡同年胡华若在省城任统领,统带六营防军,前往剿捕。戴将周推荐给胡,意欲借机除去这个眼中钉。胡统领带着三名随员,两位幕宾,乘“江山船”前往严州剿匪。胡统领与其随员文七爷因为争夺“江山船”妓女龙珠,闹出许多丑事。妓女兰仙因船中失窃,被逼自杀。
胡统领听从周果甫的计谋,专拣没有土匪的地方进兵。乡民看到官兵,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官兵将乡民当土匪,先锋大队纵容兵丁搜掠抢劫,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胡统领因无人抵敌,自以为得了胜仗,奏凯班师。一路上府、县迎接,胡统领耍尽威风。乡民到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处告发官兵罪行。庄知县串通胡统领,施弄手段,反诬乡民诬告,迫使乡民将官兵罪行一齐推在土匪身上,并写公呈感颂胡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一天大事,瓦解冰消,从此冤沉海底。
胡统领带领周果甫等人“剿匪” 归来,报功请赏。报功单上首列周名。戴大理巧弄手脚,使周失去胡的信任。胡让周开造出兵费用报销,周任意乱开,约有六七十万,意欲从中分肥。胡心中不愿,周即勾结神通广大的县丞单逢玉(善逢遇),商酌借刀杀人之法。他们利用严州府城一个进士出身的兵部主事名叫魏翘、表字竹冈 (为敲竹杠) 者,写信给胡,戳穿胡统领 “剿匪”真相,敲其竹杠。胡怕事情闹大,从虚报冒领的三十八万两银子里提出两万,一万派给众位文武随员,一万交托周果甫给魏竹冈以堵其口。周将一万两肥了私囊,辞别上司同寅,先到上海,再图行止。
朝廷派两名钦差南下,据电传阁抄(中央公报)说,是去福建查办事件,实则声东击西,查办浙江。浙江巡抚刘中丞慌了手脚,通过手下一位名叫过富的道台打探消息。过道台花了二万两银子,得知参案涉及巡抚及其佐杂、幕友、绅士、书吏、家丁人等,一共二十多款,牵连二百多人。钦差为此索要二百万两银子,一些官吏只好按索行贿,以求了事。不出钱的人,则被挨个审问、用刑,以此遮人耳目。事完之后,两位钦差正待回京复命,不料刘中丞又被都中老爷参了一本,奉旨赴京。所遗巡抚一缺,即着副钦差暂行署理。副钦差姓傅,号理堂。
第十九回至二十二回,着重刻画傅理堂和新到的候补道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傅理堂讲究理学,崇尚节俭,上任之后,大讲廉政。各官看见,俱为咋舌。刘大侉子,公子哥出身,只知道摆阔。黄三溜子,盐商出身,好嫖好赌。两人初见傅时,袍褂簇新,险些被傅咨回原籍。后来,他们投傅所好,特意穿了极破极旧的袍褂参见,被傅视做 “勇于改过”,树为 “榜样”,立即给予官职,以资奖励。从此以后,浙江官场风气大变,大小官员,都是破衣烂裳。可是,在外表俭朴之下,掩盖着腐败,实质并无改变。傅理堂是个假道学,表面廉洁,实亦嫖妓受贿。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说这儿子是傅的,赖着不走,要六千两银子才肯了事。本省督粮道贾筱芝 (假孝子) 愿出这笔钱,以求傅巡抚给他一个密保。傅当即应允。
第二十二回至二十七回,写河南和北京官僚。贾筱芝因有傅巡抚保本,升为河南按察使,奉了母亲和家眷北上。贾氏母子为了装做慈母孝子,在快到省城时,事先商议好,合演当初到浙江粮道上任时的旧戏:每天老太太打尖住店,下轿上轿,贾筱芝必跪接跪送,老太太必教训儿子“忠心办事,报效朝廷”。两人以此欺世盗名。到任后,母子俩又合演了一出共同审案的丑剧。
黄河决口,贾筱芝的大少爷贾润孙伪造军机大臣周中堂给贾筱芝的信,诈骗河督,得到河工下游总办的肥缺,并蒙河督奏保,奉旨送部引见,先赏加布政使衔。贾大少爷赚饱了钱,带十万银两进京。他广通声气,极力拉拢,想尽各种方法结识权贵,四处钻营求职。书中写到军机大臣周中堂、黄军机、徐军机、华中堂、太监黑大叔、钱店掌柜黄胖姑、宗室溥四爷、琉璃厂书铺掌柜黑八哥、前门外开古董铺的刘厚守等许多人物。京城官场,更是昏天黑地,乌烟瘴气。
第二十八回至三十二回,从京城写到江南,侧重于军界官员。原在广西任职的舒军门,因克扣军饷等二十多款罪状,革职解京,交刑部治罪。过去曾由舒军门保举的候补知府时筱仁(是小人),忘恩负义,坐视不救。不久,又图谋落井下石。后来,时筱仁通过许多京城官僚的门路,到江苏任职,路遇江南记名道佘小观。
佘道台到江南,结识了牙厘局总办余荩臣、学堂总办孙国英、洋务局会办潘金士、保甲局会办唐六轩、一个差使很多的旗人乌额拉布。这六个人会聚一起,成天打麻将,嫖妓女,干了许多丑事。他们的朋友羊紫辰,在南京统带防营,任统领,尤其贪财好色。羊有八个姨太太。一位靠无赖手段在江阴任炮船管带的哨官,名冒得官,被撤职之后,到南京求职。他先从羊统领门口结识起,接着走其姨太太的门路。而后,冒得官又用卑鄙手段将自已十七岁的黄花女儿送给羊统领做小老婆,以此谋职。官场龌龊,由此可见。
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六回,写江南官场上一组小插曲。除了以上江南官员,又由羊统领引出田小辫子、制台、哨官龙占元、洋教习、胡筱峰(胡二捣乱)、赵尧庄 (赵大架子)、试用同知黄在新、候选知县王慕善、知州阎佐之 (阎二先生)、后来去湖北任职的唐观察(唐二乱子)等许多人物。故事由南京写到上海,又写到湖北。
第三十六回至四十二回,着重写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他有十二个姨太太,人称“十二金钗”。下属千方百计通过他的这些内宠钻营门路,得宠的九姨太和十二姨太,恃宠撒娇,卖官鬻爵。唐二乱子借十二姨太之助,一夜之间,买得银元局总办的肥缺。九姨太的丫环宝珠,因与湍总督勾搭,被总督认做干女儿,择婿而嫁。有些候补老爷,通过这位宝小姐走门路。候补知县瞿耐庵的妻子,年近半百,认这位十几岁的宝小姐做了干妈,百般奉承。瞿因此被委任为兴国州州官。瞿上任后,听断胡涂,上下不欢,弄得天怒人怨。
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六回,续写湖北官场。湍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湖北巡抚贾世文(假斯文)抚台升署,担任制台 (总督)。此人自称生平有两桩绝技,一是画梅花,一是写字。下属便借此来趋奉他。在他手下的蕲州州官区奉仁 (趋奉人)、吏目随风占 (随风站)、候补府经申守尧(伸手要)、府经秦梅士(卿没势) 等,相互牵扯,演出许多官场丑剧。
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回,主要写户部尚书、钦差大臣童子良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清查财政事。故事由此写到山东等各地官场。
第四十八回至五十一回,主要写安徽候补知府刁迈彭(刁卖朋)。他一贯善于逢迎巴结,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然而除掉上司之外,没有一个说他好的。童钦差奉命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误剿良民,滥保匪人”大案,刁设法赢得童钦差的赏识,从中巧弄手脚,平息风波。蒋巡抚对刁十二分的感激。刁因此得以进京引见,平空里得了一个“特旨道”,回省之后,官运亨通,官场上人称“二抚台”。
刁迈彭被委任为芜湖关道,到任不久,结识了带兵出身的外路绅衿张守财。张已七十岁,有三百多万家私,妻妾十九名,膝下无儿。张死后,刁巧施手段,赚了张家二百几十万银子。张家妻死妾散,刁迈彭却在骗取张家钱财后被委钦差,奉使出洋。
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六回,写江南官场。新任芜湖道因事晋省,在安徽巡抚官厅遇到徐大军机的女婿、郎中尹子崇。尹子崇利用徐大军机不识洋文的弱点,用偷天换日之法,骗徐军机签字,把安徽全省矿产卖给洋人。四位都老爷为此联保参了四本。事为两江总督所知,又电奏一本,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上头准奏,两江总督便饬江宁藩司遴选委员前往提人。藩司保举候补知县毛维新去,以便一路照料尹子崇。毛维新是个冒牌的维新派,只因为会背诵通商条约,被官长视为“熟悉洋务”,大享其名,并得江南制台(总督)赏识,便委了洋务局的差使。
此时做江南制台 (总督)的,姓文,名明,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以下着重写文制台及六合县知县梅飏仁 (媚洋人)等一群洋奴如何在洋人面前柔媚迎合的故事,后面将做重点分析,兹不赘述。
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是全书最后一段,由江南官场写到湖南、山东等地官场,并写到一些朝廷要人。作者通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湖南省首府道台单舟泉 (善周旋)、原任山东巡抚赖养仁 (赖洋人)、新任山东巡抚窦世豪 (都是好)、窦的亲家沈中堂、阁学公甄守球(真守旧)等一批人,使读者看到,清末官场,上上下下,到处是假维新,真守旧,崇洋媚外,腐败不堪。
第六十回是全书小结。
如果仅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立体感很强的长篇小说,构想相当宏伟。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僚机构,象一宝塔,一层层地堆叠上去,外表大同小异,但其内里各有神佛。进入宝塔,逐层而上,所见各异。李伯元想要以“官场”做为一面镜子,照出整个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病,“一心要想救救中国”。从这个设想,可以看出作者宏伟的创作构思。以地域论,这部书中写了大半个中国。全书从陕西写起,写到北京、江西、山东、浙江、河南、广西、江苏、湖北、安徽、湖南,并几次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写到外省,又由外省写到中央。它使读者看到:整个中国官场,没有一片净土,无处不贪,无处不秽,无处不腐败,无处不昏暗,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官僚是稍微干净一点的,真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
以官阶论,这部书从做官的秀才、举人写起,写到下层官吏典史,然后写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中央官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中堂)、六部官员、御史(都老爷)、郎中、主事,地方官员有封疆大吏、方面大员,其中有总督(制台)、有巡抚 (抚台、抚院)、中丞,下及河道总督 (河台)、学政、布政使(藩台、藩司)、按察使(臬台)、道员 (道台、观察)、知府、同知 (二府)、通判(三府)、知州(刺史)、州同 (州司马)、知县(县令)、学官、县丞、主簿、吏目、典史等等,几乎囊括了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阶层。作者通过他对各个阶层各种官员的描写,使我们看到: 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全都烂透了! 问题不是出自中央或地方的某一个环节,而是出自所有的环节。这座官僚宝塔,从根基到塔顶,全部腐朽不堪了。对这样一座腐朽透顶的政治建筑,人们还能抱什么幻想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以官吏类别论,书中写到的,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如舒军门、胡统领、羊统领、柏都司、鲁总爷、冒得官); 既有汉族官僚,也有满族官僚 (如文制台、钦差随员、刑部员外郎拉达、宗室老爷溥化溥四爷、江南官员乌额拉布、藩台葛扎腾额、北京派到江南考查机器制造的两位委员呼里图、搭拉祥);既有执政官员,也有监察官员 (如第十八回派往浙江查办大案的钦差、第二十八回参劾舒军门的御史、三十三回参奏江南吏治的三个御史、四十六回派往江南等省查办事件的钦差童子良、五十三回参劾尹子崇卖矿事件的四个御史);既有捐班出身的(如赵温、钱典史、刘大侉子、黄三溜子、贾大少爷等),也有正途出身一步步爬上去的; 其中既有出于乡曲或市侩者,也有世家子弟; 既有不通文墨甚至连自已的名号履历也写不好的(如刘大侉子、黄三溜子),更多的则是十年寒窗,饱读诗书者。可是,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几乎全部都是昏聩颟顸、顽固保守、贪赃枉法、利欲薰天者。作者在全书开头借王乡绅、王孝廉、钱典史等人之口,揭示为官之道:“千里为官只为财”。书中各种类型的官僚,几乎毫无例外。这就有力地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社会制度本身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调控自我疗治的能力,除了从根本上彻底摧毁这种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别的出路。作者在全书结尾处大声呼吁:“救救中国!”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怎样“救”呢?很发人深思。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 ‘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当然,李伯元不能和巴尔扎克相比,他的《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方面,都不能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媲美,但他在《官场现形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中各级各类官僚的画象,使我们看到了“官场”上各种人物,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利用又相互倾轧的,是如何贪污腐化又极力掩饰的,他们的灵魂是多么丑恶多么肮脏而外表却又多么堂皇。虽然这些画象大都是漫画化的,杜米埃式的,而不是伦勃朗式的,虽然我们在这一群人物的画象中不免会看到一些重复,看到一些在艺术上不够成功的地方,虽然它的“度量技术”比之《儒林外史》或杜米埃漫画“相去亦远”,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还没有哪一部书能象《官场现形记》这样,以全体扫描的方式,使我们看到整个官场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情况,看到晚清“上流社会”的总体状况。
特别是这部书中对于“官场”各种手段、伎俩的集中描写,我们在过去任何一部正史、野史中都没有这样集中地看到过。在艺术作品中,集中描写会造成特殊的效果。作者通过对同一类型人物、事件的反复刻画,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读者感到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对于刚从封建社会脱身出来或对官场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看李伯元对于官场伎俩“汇为长编”的描写,不免会感到“千篇一律”。可是,对于和官场距离较远,对官场内幕了解甚少的广大民众来说,看到这种“汇为长篇”式的揭露,就有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这犹如乡民偶入市廛,觉得样样新异,目不暇给,感到大开眼界,无比透快。因此,此书当初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论者以为“如道子丹青,地狱变相”(邱菽园《新小说品》)。“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1903年世界繁华报馆刊印《官场现形记》初版序)。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和封建社会距离较远、对官场生活也比较陌生的读者来说,这部小说中所述种种,也仍有新鲜感。
“官场病”是一种最难疗治的社会痼疾。西方有人为此写了专著,可见无论东方、西方,也无论哪种社会制度,凡有官场者皆有此病。但是,中国官场又有自己独具的民族特色。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封建历史,必然使官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官场现形记》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官场病”以及这种社会疾病的封建性特征。凡欲了解中国官场病者,不可不读《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在艺术手法方面,这部小说也多有可取之处。
第一、作者比较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地主乡绅、州县佐杂,为中国古典小说画廊提供了新的人物群象。有几组人物,有声有色,很富于生活气息。
第一、二两回,围绕赵温乡试中举、进京会试,写赵、方两姓地主、王乡绅、王孝廉叔侄,都很生动。
土地主方必开,因乡邻赵氏的孙子赵温中了秀才,“瞧着眼热”,便请一位老举人来教自己的儿子。及至赵温更进一步,中了举人,方必开“见了眼馋”,痰迷心窍,连饭也吃不下,独自个“背了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后来,他“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教书)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询问缘由。“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一拱”。教书先生才明白他是为了想让儿子中举。后来,方必开“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涌上喉咙。痰还搁在口中,没有吐出,他的儿子顶撞了先生,先生声言“一定要辞馆”。方必开“满肚子里的痰,越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得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
整个这场戏,方必开一言未发,只有动作,却已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些乡间地主复杂的心态,既可笑又可怜,既可鄙又可叹。紧接着,作者又详尽地描写赵老头儿因为孙子中举,得意非凡。他不仅镇日价在家请客,派人四处报喜,“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 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还忙着做好一块匾,厚礼央请坟邻王乡绅题写了“孝廉第”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赵、方两相对比,成功地刻画了乡间地主在突然发达时的又一种心态,同样使人在可笑中觉得可怜,在可叹中觉得可鄙。
作者在刻画这类人物时,很善于捕捉细节,用速写法再现出来,以博读者一粲。下文写王乡绅、王孝廉叔侄在酒宴上谈制艺: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 ‘制艺’ 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 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 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园,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播脑起来。
读者只要想一想王孝廉那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加上停在半空中的筷子,筷子头上的那只肉圆。这幅三圆两棒相映成趣的绝妙图画,何等可笑! 叔侄俩一傻一痴之状,又多么动人! 无怪席间人物“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文木先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若说李伯元多少得了一点文木真传,大概不能算是过誉之辞。
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五回,写蕲州吏目(捕厅、右堂)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佐杂太爷的一场戏,也颇有文木先生风味。
作者一级级地写下来;先写一位名叫贾世文(假斯文)的藩台(布政使)升任制台(总督),下级立即想方设法趋奉他。蕲州州官姓区,号奉仁(趋奉人),借贾制台的表弟过境失窃这件小事,专程上省,化了一千两银子疏通门口,求见制台。“进去的时候,惟恐大人见怪,两手捏着把汗。及至见了面,制台挨排问话,问到他,只说得两三句”,“马上端茶送客”。区州官回到寓处,新选蕲州吏目随凤占 (随风站)前来求见,“此番区奉仁见下属,不见制台了,大模大样的,”随即谈问几句,“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属一样,送了一半路,一呵腰进去了”。后来,随凤占为能早日赴任,天天到武昌府禀见。一天,武昌知府叫他进去,“随凤占马上满面春风,赛如脸上装金的一样。”谈了几句,“首府(武昌知府)见无甚说得,也只好照例送客”。可是,等他“出来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赶上前来拿他围住了,问他: ‘太尊传见什么事情?’ 随凤占得意洋洋的还不肯说真话”,谎说有两个差使首府叫他保举人。“大众一听首府有什么差使,于是一齐攒聚过来,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认定了他: “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
在这段并不很长的文字里,作者三次写到同一情节: 一个下级想方设法求见上级,上级稍加应酬,立即送客。可是,被接见者出来,即刻身价陡增,得意非凡。这种同一情节反复出现的写法,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
柏格森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学论著《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 同一情景的 “反复出现”,最容易造成喜剧性效果,引人发笑。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 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喜剧手法。
写了随凤占这位春风得意的吏目,作者接着写申守尧(伸手要)、秦梅士(卿没势)两个久不得志的吏目。申守尧今年六十八岁了,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至今仍然以府经补用,官卑职小,人穷气短。他经常借出差之机,以借为名,“伸出手去”,向地方上讨要。“钱既到手,抹抹脸皮,”“说声 ‘多谢’,彼此了事”。申守尧行同乞丐,秦梅士是又一种。已值隆冬了,秦的妻子还只穿了一件单褂子。他家里连个客座也没得,偶然有个客气些的人来了,“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 连吃烟,连睡觉,连会客,都是这一张床”。他有一条用以传人的宝贵经验:“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申守尧下班回家,因为和拿衣帽的老妈子闹翻了,“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晾在那里,很丢面子。“毕竟是老头子秦梅士古道热肠”,便打发给自已“当跟班用”的儿子小狗子为申挑回。小狗子挑到申家,“把衣帽等等一一点交清楚。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嘴里虽说不要,两只脚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摸不着头脑,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查吃。’可怜申守尧的搭连袋那里有什么铜钱!但是小狗子开了口,又不好回他没有,只得仍旧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 ‘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日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我还要用两天呢!’ 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这位小狗子不愧为他爸爸的衣钵传人,“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
这段描写,真可谓风光细腻。与其说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不如说它在描写手段上更多地接近于现代小说。这里,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大动作,不注重于情节的曲折,更多地着眼于场景的描写,实况的再现,心理的刻画。作者源源本本地把生活中实有的细节录写下来,不求其跌宕,不避其繁细,却真实地再现了一些官场小人物的生活和心态。作者在描写中,既有嘲弄、揶揄、调侃、讥笑,又含有几分哀矜与同情、怜悯与辛酸。这使他更接近于《儒林外史》,并使我们自然想到擅写官场小人物的俄国的果戈理。胡适对这几回书极为赞赏,说“这三回的 ‘佐杂现形记’ 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采的部分。”几处描写“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最接近。这一部份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官场现形记序》)。胡适这些看法是很有眼光的。
《官场现形记》写京官、大官不如写州县佐杂出色。这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限制,一是体裁限制。由于作者自己并非官吏,更非京官、大官,亲朋亦乏此类人物,因而对京官、大官不甚了解,缺少必要的生活积累。在这一方面,他不如曾朴、刘鹗,其书亦不如《孽海花》、《老残游记》。但是,也有例外,如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如何讳“洋”,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写江南总督 (制台) 文明如何媚 “洋”,都在艺术上相当成功。
童子良,山西人氏。两榜出身,由部曹外放知府,一直升到封疆大吏,目下正署理户部尚书。朝廷府库空虚,有人上折谋画,童自己保举自己,被朝廷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等省清理财政,查办事件。
童子良生平却有一个脾气: 最犯恶的是洋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凡带着一个“洋”字,他决计不肯亲近。所以他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乡下人自织的粗布,洋布、洋呢之类。是找不出一点的。”
童子良因病抽上了鸦片烟,再戒不脱。一天,有人对他开玩笑说: 这是“洋烟”,你为什么抽?他回到家里,“就把烟灯、烟枪统通摔掉,”立志戒烟,并发誓“宁死也不破戒”。家里人看他烟瘾发作,鼻涕眼泪地十分难过,另取一副烟盘,告诉他说: “这是云南土熬的广膏”,不是外洋来的,他便一连吸了十几口。“这一顿,竟比平时多吃了三钱,方才过瘾”。从此他便心安理得地吃起洋烟来。有人再来取笑他,“他便正言厉色地答道: ‘童某吃的是本土,’”并且讲出一番吃“本土”可以抵制“洋烟”,吃“本士”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的经济道理,堂堂正正,名正而言顺。这段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
童子良象所有做官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要钱。“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气,是专要银子,不要洋钱,为的是洋钱的 ‘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讳”。给他送钱行贿的人,“送他洋钱,他一定璧还不受”,只好送他银子和银票。“合起数目来,总比银钱还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谦让了。”久而久之,他积攒了大量银钱,专辟一间小屋做他的“银库”,四面墙上贴满了银票,一千两,二千两,三百两,五百两,数目不等。
就是这样一个既颟顸又虚伪的家伙,被派为“九省钦差,”到处查账筹款。一路上,火车、轮船虽快,他坚决不坐,认为那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山东省晓得他不喜欢洋货,行辕之内,一切摆设,凡是洋钟、洋表、洋毯、洋灯、洋桌、洋椅之类,一概不用。办差的人为了使他避暑气、疫气,给他拿去一打香水,他听说是“洋货店”里买的,极不高兴,说:“我就同女人一样,守节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难道还要半路上失节不成!”随即责骂办事人员 “不是好人”,“是何居心!”
可是,这位“守节”守到了六七十岁的青天大老爷,仅在山东境内就得到各方孝敬的银子十五万六千两! 作者通过这样一位对洋人、洋货极力抵制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刻画了清末一批官僚昏庸、愚味、贪婪、腐朽的丑恶灵魂。他的特点是: 虚伪。
作者笔下的文明,是另一类型。他是满族人,现任江南制台 (总督),“三省之主”。此人“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他对“洋务”十分关心,自称“洋务人员在我手下提拔出来的不计其数”。
此人名叫文明,为人却极端蛮横,“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即使是主管一省民财两政的长官布政使 (藩台),他也毫不客气。道、府、州、县级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手下当差的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一天,藩台开了一个手折拿上来给他,他“顺手往桌子上一撩”,看也不看。“藩台下来,气得要告病”辞职。过了两天,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他“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知府 “禀辞出去,一肚皮没好气”。
可是,当他手下的巡捕前来禀报:洋人来拜会。“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及至巡捕将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来拜的洋人,是一个国家的领事。他因为文制台新近在领事公馆旁边正法了一名亲兵,“大不答应,前来问罪”。“幸亏制台年纪虽老,阅历却很深,颇有随机应变的本领”,随口将被杀的亲兵说成是“拳匪”,并说在领事馆旁边杀死这人正是为了“杀鸡骇猴”,让“所有的 ‘拳匪’ 见了这个榜样,一定解散,将来自不敢再同贵领及贵国人为难”。洋人听了,哈哈大笑,“奖他有经济,办得好”,告辞而去。“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 ‘我可被他骇了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他随即吩咐手下的巡捕、号房:“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作者接着写淮安府知府又拿着手本来禀见,文制台府叮嘱淮安府,凡涉及中国老百姓与洋人事端,“第一,弹压住百姓”; 第二“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随后,他还推心置腹地告诉他的这位下级说: “我说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诀。老哥,你千万不要当做耳旁风!”
江南官场上,自从这位贤制军一番提倡,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 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 “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自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
以上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和江南总督文明的两大部分,可视为 《官场现形记》若干故事中的姊妹篇。作者围绕如何对待“洋人”这个重大问题,通过童子良和文明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级官员,成功地刻画了晚清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无论讳洋还是媚洋,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处处事事都只考虑一己的利害,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由这样一些高高在上的人物盘踞着的政府,还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府吗?
中国社会,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别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后半部,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可说是接触到了社会的最本质的方面。这部小说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使它有别于其它古代和近代小说,具有深刻意义,成为其它任何小说都不能取代的一部书。它也因此成为晚清小说的冠冕,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官场现形记》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者笔下的童子良、文明,虽还算不上血肉丰满,却也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他们都是多面兽。童子良以 “天朝的大臣” 自居,在抵制洋货方面做得极端严细彻底。他不仅自己坚决不用洋人的“奇技淫巧”,还不准部下使用,以至“各省官员来禀见的,凡是稍微带点洋气的东西,都不敢叫他瞧见”。一位道台在外衣里面藏了一块洋表,一剔一剔的轻微响声被童子良听到了,便被视为 “华而无实,不肯务正”。表面看来,童子良是个严守自订律令的正人君子,虽然顽固可笑,却还似乎有些正气。可是,作者轻轻揭开他的外衣,写他如何吃鸦片,如何四处捞钱,如何赏识奸刁小人刁迈彭,如何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滥保匪人”大案,这位办事“异常顶真”,“凡事都要考求一个实在”的钦差大臣,便露出了昏覅、愚味、贪婪、虚伪的本相。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多侧面的人。江南总督文明亦然,他对下级如狼如虎、凶横异常; 一旦见了洋人,便如羊如鼠,百般怯懦。作者通过这位文明总督,为晚清高级官吏画了一幅生动的肖象。
为了鲜明有力地揭露这些多面兽的丑恶本质,李伯元采用了迅即变化、强烈对比的写法。例如: 他写文制台见洋人,先用大段笔墨写他以极端轻慢的态度接见藩台、知府两级地方长官,然后又细雕细镂地写巡捕禀事:巡捕上堂,正当文制台开饭,迟疑再三,不敢打搅,“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 “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 “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账忘八蛋! 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 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 “他要紧? 我不要紧! 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 “回大帅: 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
作者这样描写,就如同先把一个人举到天上,然后猛地一下使他跌落在地。这是喜剧作品中常用的手法。这种写法,会造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了以上一些成就,它一经发表,“骤享大名”,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读者咸称赏之”,“购阅者踵相接”。“每出一纸,读者拍案叫绝”。作者的其它著作也因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这部书,还曾 “按名调查”,使有些官吏大倒其霉,“致是书名大震,销路愈广”。当时一些书商,看到《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广大读者中如此驰名,便把其他人的小说冠以李伯元的名字出版,借以发财。(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这种状况,和今天的有些书商利用读者心理,假冒金庸、梁羽生、琼瑶、席慕蓉等人的名字出书,颇为相象。由此亦可见《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读者中何等风行。
当时,不仅市民群众和一般读者对这部小说非常欢迎,一些上层人物和评论界人士也对它大加称赏。评论界称这部书“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历历如绘,写真之意也”(则狷《新笑史),原载《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905年8月出版)。“为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刻画宦途恶劣处,颇有入木三分之妙” (《谭瀛室随笔》见《文艺杂志》第五期,1914年出版)。当时有一位官场著名人物,名孙宝瑄。此人是户部左侍郎孙诒经之子,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孙宝琦之弟,李鸿章兄李瀚章之婿,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友,他对官场上下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维妙维肖。”“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又说: “《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跃其词而已”。“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一天,他和官场上的朋友们谈及此书,认为此书“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 《官场现形记》所有。若是书者,可谓恶极矣!”(《忘山庐日记》)从这位特殊身份的读者对此书的评论,也不难看出 《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这部书发表之后,模仿之作蜂起。其中光是以 《现形记》为名者,就有《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家庭现形记》、《官商现形记》、《嫖赌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等等,十余种之多,形成一股其势不小的“ 《现形记》热”,成为文坛奇观。
现在距离这部小说的发表,已经八十多年,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书中的某些人物与事件,自然也不会再象孙宝瑄等当时的读者那样,为这部书 “拍案叫绝”。
可是,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官场”状况,依然有很大帮肋。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进步而完全失去。我想,如果有人象改编《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书那样,将《官场现形记》做一些艺术加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它一定会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会心的微笑,并使人们在笑声中增添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得到审美愉悦。有志者不妨一试。
不过,有一点,读者和改编者需要注意: 由于种种原因,《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它的各部分不够均衡。有时,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实际取得的成就相距较远。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艺术水平也相距较远。有时,作者正写到好处,忽然松懈下来,出现败笔。这有如某些游山者,辛苦跋涉,渐入佳境,却忽然由于脚力不济,停止前进。有时,由于作者趣味不高,如鲁迅所云,迎合“时人嗜好”,掉头他顾。这种情况,使这部书及其它谴责小说均未能登上思想、艺术的高峰,实令人惋惜。
《官场现形记》和其它晚清谴责小说有共同的缺点,它们大都有“词多意少之弊”(冥飞《古今小说评林》)。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 ‘含蓄蕴藉’ 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 [吴敬梓] 后尘”。这一类书,“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赞同鲁迅的见解,认为鲁迅的批评“很公平”。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有四条缺点: 第一、“联缀许多 ‘话柄’ 做成”,缺少必要的“结构”和 “剪裁”。第二、“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又缺少必要的艺术加工,“便成了随笔记账”。第三、作者没有着意于“描摹人物”,人物个性不鲜明,不完整。第四,作者往往对笔下的人物 “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 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 (《 〈官场现形记〉 序》)。
鲁迅和胡适的评论,代表了五四新文学产生以后思想界、文学界对《官场现形记》及其它谴责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切中肯綮。
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声名大噪,不久之后,屡闻疵议,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多有。对此,我们要结合作者和评论者各自所处的时代具体分析,不能一概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看待。那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结论。须知,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文学也在不断地步。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对 《官场现形记》的评论,自然会不同于此书初问世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既不要因为它在当时广大读者中的轰动效应,忽视 《官场现形记》在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也不要因为它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否认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因此而贬低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这部长篇小说,结构方式仿《儒林外史》,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类似若干中短篇小说的联缀。“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伙,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一回至第三回,叙陕西同州府朝邑县秀才赵温(遭瘟),乡试中举,带着管家贺根(祸根)上京会试。同行者有王乡绅的妻舅钱伯芳(钱不放)。钱在江南做过一任典史,因故免职。到京后,赵、钱四处钻营。赵温会试落榜,由钱典史经手,用二千多两银子捐官,做了中书,在京供职。钱典史拿银子捐复原官,选派江西上饶县典史。到了江西省城,钻门子,找朋友,通过黄道台派做收支委员。
第四回至第七回,写江西省一位姓何的藩台和他的三弟。何某“生平顶爱的是钱”,绰号“荷包”。其弟人称“三荷包”,“这个荷包是个无底的,有多少,装多少。”这哥俩公然定价卖官,四下招揽生意,“谁有银子谁做。”后因卖官得钱,分赃不均,兄弟失和,大打出手,丑态百出。三荷包用二千两银子,买得一位军机大臣给山东巡抚的一张八行书,到山东省做了胶州知府。
第七回至十一回,写山东省。当时 “山东东半省地方已渐渐为外国人势力圈所有,不时有交涉事件。”山东巡抚到胶州,宴请外国人,由州官三荷包主办。一些中国官僚不知洋人礼仪,闹出许多笑话。外国人劝巡抚做生意,巡抚回省之后,洋务局老总的舅爷陶华,字子尧 (《诗·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花]”) 趁机上条陈。他从一本书里抄来现成的十二条,竟然大得巡抚赏识,被委派去上海购买机器。陶子尧到了上海,落入地痞魏翩仞 (为骗人)、专做军装机器买卖的买办仇五科 (求勿可——不可求) 和妓女新嫂嫂等人所设圈套,吃喝玩乐,先后花费了四万两银子,却将购买机器的事办得一蹋胡涂。买办仇五科从中玩弄花招,洋人总督电报照会山东巡抚,除了机器四万不能退还分文外,还要索赔四万。适逢山东巡抚抱病请假,奏请开缺,山东政务暂由一位姓胡名鲤图 (胡里胡涂) 的藩司 (布政使) 先行署理。胡大人极怕洋人,听从陶子尧姊丈的主意,将此事胡里胡涂地了结。陶子尧在上海出尽了丑,又花费几千银两,幸有一位姓周名因表字果甫的山东试用府经从中调停,才算完事。
第十一回至第十九回,写周果甫因有浙江巡抚刘中丞奏调,由山东到浙江任职。以下写浙江官场。抚院有一个办文案的,姓戴名大理,是个一榜出身,候补知州,五十多岁,与周果甫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浙东严州一带,常有土匪作乱。戴大理的同乡同年胡华若在省城任统领,统带六营防军,前往剿捕。戴将周推荐给胡,意欲借机除去这个眼中钉。胡统领带着三名随员,两位幕宾,乘“江山船”前往严州剿匪。胡统领与其随员文七爷因为争夺“江山船”妓女龙珠,闹出许多丑事。妓女兰仙因船中失窃,被逼自杀。
胡统领听从周果甫的计谋,专拣没有土匪的地方进兵。乡民看到官兵,吓得东跳西走,十室九空。官兵将乡民当土匪,先锋大队纵容兵丁搜掠抢劫,甚至洗灭村庄,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胡统领因无人抵敌,自以为得了胜仗,奏凯班师。一路上府、县迎接,胡统领耍尽威风。乡民到建德县知县庄大老爷处告发官兵罪行。庄知县串通胡统领,施弄手段,反诬乡民诬告,迫使乡民将官兵罪行一齐推在土匪身上,并写公呈感颂胡统领督兵剿匪,除暴安良。一天大事,瓦解冰消,从此冤沉海底。
胡统领带领周果甫等人“剿匪” 归来,报功请赏。报功单上首列周名。戴大理巧弄手脚,使周失去胡的信任。胡让周开造出兵费用报销,周任意乱开,约有六七十万,意欲从中分肥。胡心中不愿,周即勾结神通广大的县丞单逢玉(善逢遇),商酌借刀杀人之法。他们利用严州府城一个进士出身的兵部主事名叫魏翘、表字竹冈 (为敲竹杠) 者,写信给胡,戳穿胡统领 “剿匪”真相,敲其竹杠。胡怕事情闹大,从虚报冒领的三十八万两银子里提出两万,一万派给众位文武随员,一万交托周果甫给魏竹冈以堵其口。周将一万两肥了私囊,辞别上司同寅,先到上海,再图行止。
朝廷派两名钦差南下,据电传阁抄(中央公报)说,是去福建查办事件,实则声东击西,查办浙江。浙江巡抚刘中丞慌了手脚,通过手下一位名叫过富的道台打探消息。过道台花了二万两银子,得知参案涉及巡抚及其佐杂、幕友、绅士、书吏、家丁人等,一共二十多款,牵连二百多人。钦差为此索要二百万两银子,一些官吏只好按索行贿,以求了事。不出钱的人,则被挨个审问、用刑,以此遮人耳目。事完之后,两位钦差正待回京复命,不料刘中丞又被都中老爷参了一本,奉旨赴京。所遗巡抚一缺,即着副钦差暂行署理。副钦差姓傅,号理堂。
第十九回至二十二回,着重刻画傅理堂和新到的候补道刘大侉子、黄三溜子。傅理堂讲究理学,崇尚节俭,上任之后,大讲廉政。各官看见,俱为咋舌。刘大侉子,公子哥出身,只知道摆阔。黄三溜子,盐商出身,好嫖好赌。两人初见傅时,袍褂簇新,险些被傅咨回原籍。后来,他们投傅所好,特意穿了极破极旧的袍褂参见,被傅视做 “勇于改过”,树为 “榜样”,立即给予官职,以资奖励。从此以后,浙江官场风气大变,大小官员,都是破衣烂裳。可是,在外表俭朴之下,掩盖着腐败,实质并无改变。傅理堂是个假道学,表面廉洁,实亦嫖妓受贿。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说这儿子是傅的,赖着不走,要六千两银子才肯了事。本省督粮道贾筱芝 (假孝子) 愿出这笔钱,以求傅巡抚给他一个密保。傅当即应允。
第二十二回至二十七回,写河南和北京官僚。贾筱芝因有傅巡抚保本,升为河南按察使,奉了母亲和家眷北上。贾氏母子为了装做慈母孝子,在快到省城时,事先商议好,合演当初到浙江粮道上任时的旧戏:每天老太太打尖住店,下轿上轿,贾筱芝必跪接跪送,老太太必教训儿子“忠心办事,报效朝廷”。两人以此欺世盗名。到任后,母子俩又合演了一出共同审案的丑剧。
黄河决口,贾筱芝的大少爷贾润孙伪造军机大臣周中堂给贾筱芝的信,诈骗河督,得到河工下游总办的肥缺,并蒙河督奏保,奉旨送部引见,先赏加布政使衔。贾大少爷赚饱了钱,带十万银两进京。他广通声气,极力拉拢,想尽各种方法结识权贵,四处钻营求职。书中写到军机大臣周中堂、黄军机、徐军机、华中堂、太监黑大叔、钱店掌柜黄胖姑、宗室溥四爷、琉璃厂书铺掌柜黑八哥、前门外开古董铺的刘厚守等许多人物。京城官场,更是昏天黑地,乌烟瘴气。
第二十八回至三十二回,从京城写到江南,侧重于军界官员。原在广西任职的舒军门,因克扣军饷等二十多款罪状,革职解京,交刑部治罪。过去曾由舒军门保举的候补知府时筱仁(是小人),忘恩负义,坐视不救。不久,又图谋落井下石。后来,时筱仁通过许多京城官僚的门路,到江苏任职,路遇江南记名道佘小观。
佘道台到江南,结识了牙厘局总办余荩臣、学堂总办孙国英、洋务局会办潘金士、保甲局会办唐六轩、一个差使很多的旗人乌额拉布。这六个人会聚一起,成天打麻将,嫖妓女,干了许多丑事。他们的朋友羊紫辰,在南京统带防营,任统领,尤其贪财好色。羊有八个姨太太。一位靠无赖手段在江阴任炮船管带的哨官,名冒得官,被撤职之后,到南京求职。他先从羊统领门口结识起,接着走其姨太太的门路。而后,冒得官又用卑鄙手段将自已十七岁的黄花女儿送给羊统领做小老婆,以此谋职。官场龌龊,由此可见。
第三十二回至三十六回,写江南官场上一组小插曲。除了以上江南官员,又由羊统领引出田小辫子、制台、哨官龙占元、洋教习、胡筱峰(胡二捣乱)、赵尧庄 (赵大架子)、试用同知黄在新、候选知县王慕善、知州阎佐之 (阎二先生)、后来去湖北任职的唐观察(唐二乱子)等许多人物。故事由南京写到上海,又写到湖北。
第三十六回至四十二回,着重写湖广总督旗人湍多欢。他有十二个姨太太,人称“十二金钗”。下属千方百计通过他的这些内宠钻营门路,得宠的九姨太和十二姨太,恃宠撒娇,卖官鬻爵。唐二乱子借十二姨太之助,一夜之间,买得银元局总办的肥缺。九姨太的丫环宝珠,因与湍总督勾搭,被总督认做干女儿,择婿而嫁。有些候补老爷,通过这位宝小姐走门路。候补知县瞿耐庵的妻子,年近半百,认这位十几岁的宝小姐做了干妈,百般奉承。瞿因此被委任为兴国州州官。瞿上任后,听断胡涂,上下不欢,弄得天怒人怨。
第四十二回至四十六回,续写湖北官场。湍总督调任直隶总督,湖北巡抚贾世文(假斯文)抚台升署,担任制台 (总督)。此人自称生平有两桩绝技,一是画梅花,一是写字。下属便借此来趋奉他。在他手下的蕲州州官区奉仁 (趋奉人)、吏目随风占 (随风站)、候补府经申守尧(伸手要)、府经秦梅士(卿没势) 等,相互牵扯,演出许多官场丑剧。
第四十六至四十八回,主要写户部尚书、钦差大臣童子良到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清查财政事。故事由此写到山东等各地官场。
第四十八回至五十一回,主要写安徽候补知府刁迈彭(刁卖朋)。他一贯善于逢迎巴结,历任三大宪都欢喜他。然而除掉上司之外,没有一个说他好的。童钦差奉命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误剿良民,滥保匪人”大案,刁设法赢得童钦差的赏识,从中巧弄手脚,平息风波。蒋巡抚对刁十二分的感激。刁因此得以进京引见,平空里得了一个“特旨道”,回省之后,官运亨通,官场上人称“二抚台”。
刁迈彭被委任为芜湖关道,到任不久,结识了带兵出身的外路绅衿张守财。张已七十岁,有三百多万家私,妻妾十九名,膝下无儿。张死后,刁巧施手段,赚了张家二百几十万银子。张家妻死妾散,刁迈彭却在骗取张家钱财后被委钦差,奉使出洋。
第五十二回至五十六回,写江南官场。新任芜湖道因事晋省,在安徽巡抚官厅遇到徐大军机的女婿、郎中尹子崇。尹子崇利用徐大军机不识洋文的弱点,用偷天换日之法,骗徐军机签字,把安徽全省矿产卖给洋人。四位都老爷为此联保参了四本。事为两江总督所知,又电奏一本,请旨拿交刑部治罪。上头准奏,两江总督便饬江宁藩司遴选委员前往提人。藩司保举候补知县毛维新去,以便一路照料尹子崇。毛维新是个冒牌的维新派,只因为会背诵通商条约,被官长视为“熟悉洋务”,大享其名,并得江南制台(总督)赏识,便委了洋务局的差使。
此时做江南制台 (总督)的,姓文,名明,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以下着重写文制台及六合县知县梅飏仁 (媚洋人)等一群洋奴如何在洋人面前柔媚迎合的故事,后面将做重点分析,兹不赘述。
第五十六回至六十回,是全书最后一段,由江南官场写到湖南、山东等地官场,并写到一些朝廷要人。作者通过新上任的湖南巡抚、湖南省首府道台单舟泉 (善周旋)、原任山东巡抚赖养仁 (赖洋人)、新任山东巡抚窦世豪 (都是好)、窦的亲家沈中堂、阁学公甄守球(真守旧)等一批人,使读者看到,清末官场,上上下下,到处是假维新,真守旧,崇洋媚外,腐败不堪。
第六十回是全书小结。
如果仅从作者的创作意图来看,《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立体感很强的长篇小说,构想相当宏伟。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官僚机构,象一宝塔,一层层地堆叠上去,外表大同小异,但其内里各有神佛。进入宝塔,逐层而上,所见各异。李伯元想要以“官场”做为一面镜子,照出整个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病,“一心要想救救中国”。从这个设想,可以看出作者宏伟的创作构思。以地域论,这部书中写了大半个中国。全书从陕西写起,写到北京、江西、山东、浙江、河南、广西、江苏、湖北、安徽、湖南,并几次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写到外省,又由外省写到中央。它使读者看到:整个中国官场,没有一片净土,无处不贪,无处不秽,无处不腐败,无处不昏暗,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官僚是稍微干净一点的,真可谓天下乌鸦一般黑!
以官阶论,这部书从做官的秀才、举人写起,写到下层官吏典史,然后写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中央官员有军机大臣、大学士(中堂)、六部官员、御史(都老爷)、郎中、主事,地方官员有封疆大吏、方面大员,其中有总督(制台)、有巡抚 (抚台、抚院)、中丞,下及河道总督 (河台)、学政、布政使(藩台、藩司)、按察使(臬台)、道员 (道台、观察)、知府、同知 (二府)、通判(三府)、知州(刺史)、州同 (州司马)、知县(县令)、学官、县丞、主簿、吏目、典史等等,几乎囊括了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阶层。作者通过他对各个阶层各种官员的描写,使我们看到: 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全都烂透了! 问题不是出自中央或地方的某一个环节,而是出自所有的环节。这座官僚宝塔,从根基到塔顶,全部腐朽不堪了。对这样一座腐朽透顶的政治建筑,人们还能抱什么幻想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以官吏类别论,书中写到的,既有文官,也有武官(如舒军门、胡统领、羊统领、柏都司、鲁总爷、冒得官); 既有汉族官僚,也有满族官僚 (如文制台、钦差随员、刑部员外郎拉达、宗室老爷溥化溥四爷、江南官员乌额拉布、藩台葛扎腾额、北京派到江南考查机器制造的两位委员呼里图、搭拉祥);既有执政官员,也有监察官员 (如第十八回派往浙江查办大案的钦差、第二十八回参劾舒军门的御史、三十三回参奏江南吏治的三个御史、四十六回派往江南等省查办事件的钦差童子良、五十三回参劾尹子崇卖矿事件的四个御史);既有捐班出身的(如赵温、钱典史、刘大侉子、黄三溜子、贾大少爷等),也有正途出身一步步爬上去的; 其中既有出于乡曲或市侩者,也有世家子弟; 既有不通文墨甚至连自已的名号履历也写不好的(如刘大侉子、黄三溜子),更多的则是十年寒窗,饱读诗书者。可是,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几乎全部都是昏聩颟顸、顽固保守、贪赃枉法、利欲薰天者。作者在全书开头借王乡绅、王孝廉、钱典史等人之口,揭示为官之道:“千里为官只为财”。书中各种类型的官僚,几乎毫无例外。这就有力地说明: 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社会制度本身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调控自我疗治的能力,除了从根本上彻底摧毁这种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别的出路。作者在全书结尾处大声呼吁:“救救中国!”可是,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怎样“救”呢?很发人深思。
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 ‘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致玛·哈克奈斯》)。当然,李伯元不能和巴尔扎克相比,他的《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方面,都不能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媲美,但他在《官场现形记》中,为我们提供了封建社会中各级各类官僚的画象,使我们看到了“官场”上各种人物,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利用又相互倾轧的,是如何贪污腐化又极力掩饰的,他们的灵魂是多么丑恶多么肮脏而外表却又多么堂皇。虽然这些画象大都是漫画化的,杜米埃式的,而不是伦勃朗式的,虽然我们在这一群人物的画象中不免会看到一些重复,看到一些在艺术上不够成功的地方,虽然它的“度量技术”比之《儒林外史》或杜米埃漫画“相去亦远”,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中国,还没有哪一部书能象《官场现形记》这样,以全体扫描的方式,使我们看到整个官场上上下下各个阶层的情况,看到晚清“上流社会”的总体状况。
特别是这部书中对于“官场”各种手段、伎俩的集中描写,我们在过去任何一部正史、野史中都没有这样集中地看到过。在艺术作品中,集中描写会造成特殊的效果。作者通过对同一类型人物、事件的反复刻画,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使读者感到淋漓尽致,叹为观止。“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对于刚从封建社会脱身出来或对官场生活比较熟悉的人来说,看李伯元对于官场伎俩“汇为长编”的描写,不免会感到“千篇一律”。可是,对于和官场距离较远,对官场内幕了解甚少的广大民众来说,看到这种“汇为长篇”式的揭露,就有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这犹如乡民偶入市廛,觉得样样新异,目不暇给,感到大开眼界,无比透快。因此,此书当初逐日连载,轰动一时,论者以为“如道子丹青,地狱变相”(邱菽园《新小说品》)。“每出一纸,见者拍案叫绝”(1903年世界繁华报馆刊印《官场现形记》初版序)。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和封建社会距离较远、对官场生活也比较陌生的读者来说,这部小说中所述种种,也仍有新鲜感。
“官场病”是一种最难疗治的社会痼疾。西方有人为此写了专著,可见无论东方、西方,也无论哪种社会制度,凡有官场者皆有此病。但是,中国官场又有自己独具的民族特色。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年,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仍然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如此漫长的封建历史,必然使官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官场现形记》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中国“官场病”以及这种社会疾病的封建性特征。凡欲了解中国官场病者,不可不读《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在艺术手法方面,这部小说也多有可取之处。
第一、作者比较成功地刻画了一批地主乡绅、州县佐杂,为中国古典小说画廊提供了新的人物群象。有几组人物,有声有色,很富于生活气息。
第一、二两回,围绕赵温乡试中举、进京会试,写赵、方两姓地主、王乡绅、王孝廉叔侄,都很生动。
土地主方必开,因乡邻赵氏的孙子赵温中了秀才,“瞧着眼热”,便请一位老举人来教自己的儿子。及至赵温更进一步,中了举人,方必开“见了眼馋”,痰迷心窍,连饭也吃不下,独自个“背了手,在书房廊前踱来踱去,嘴里不住的自言自语”。后来,他“跑进书房,就跪在地当中,朝着(教书)先生一连磕了二十四个响头。”先生忙忙还礼,询问缘由。“这时候,方必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拿手指指自家的心,又拿手指指他儿子老三,又双手照着王仁拱一拱”。教书先生才明白他是为了想让儿子中举。后来,方必开“听见先生说什么做了官就有钱赚,就哇的一声,一大口的粘痰”涌上喉咙。痰还搁在口中,没有吐出,他的儿子顶撞了先生,先生声言“一定要辞馆”。方必开“满肚子里的痰,越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不出,急得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
整个这场戏,方必开一言未发,只有动作,却已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些乡间地主复杂的心态,既可笑又可怜,既可鄙又可叹。紧接着,作者又详尽地描写赵老头儿因为孙子中举,得意非凡。他不仅镇日价在家请客,派人四处报喜,“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根旗杆: 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还忙着做好一块匾,厚礼央请坟邻王乡绅题写了“孝廉第”三个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赵、方两相对比,成功地刻画了乡间地主在突然发达时的又一种心态,同样使人在可笑中觉得可怜,在可叹中觉得可鄙。
作者在刻画这类人物时,很善于捕捉细节,用速写法再现出来,以博读者一粲。下文写王乡绅、王孝廉叔侄在酒宴上谈制艺:
王乡绅饮至半酣,文思泉涌,议论风生,不禁大声向王孝廉说道:“老侄,你估量着这 ‘制艺’ 一道,还有多少年的气运?” 王孝廉一听这话,心中不解,一句也答不上来; 筷子上夹了一个肉园,也不往嘴里送,只是睁着两只眼睛,望着王乡绅。王乡绅便把头点了两点,说道:“这事说起来话长。……小子勉乎哉!小子勉乎哉!”说到这里,不觉闭着眼睛,颠头播脑起来。
读者只要想一想王孝廉那两只睁得圆圆的眼睛,加上停在半空中的筷子,筷子头上的那只肉圆。这幅三圆两棒相映成趣的绝妙图画,何等可笑! 叔侄俩一傻一痴之状,又多么动人! 无怪席间人物“笑又不敢笑,说又没得说”。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文木先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若说李伯元多少得了一点文木真传,大概不能算是过誉之辞。
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五回,写蕲州吏目(捕厅、右堂)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佐杂太爷的一场戏,也颇有文木先生风味。
作者一级级地写下来;先写一位名叫贾世文(假斯文)的藩台(布政使)升任制台(总督),下级立即想方设法趋奉他。蕲州州官姓区,号奉仁(趋奉人),借贾制台的表弟过境失窃这件小事,专程上省,化了一千两银子疏通门口,求见制台。“进去的时候,惟恐大人见怪,两手捏着把汗。及至见了面,制台挨排问话,问到他,只说得两三句”,“马上端茶送客”。区州官回到寓处,新选蕲州吏目随凤占 (随风站)前来求见,“此番区奉仁见下属,不见制台了,大模大样的,”随即谈问几句,“立刻端茶送客。也同制台送下属一样,送了一半路,一呵腰进去了”。后来,随凤占为能早日赴任,天天到武昌府禀见。一天,武昌知府叫他进去,“随凤占马上满面春风,赛如脸上装金的一样。”谈了几句,“首府(武昌知府)见无甚说得,也只好照例送客”。可是,等他“出来之后,他那些同班的人接着,一齐赶上前来拿他围住了,问他: ‘太尊传见什么事情?’ 随凤占得意洋洋的还不肯说真话”,谎说有两个差使首府叫他保举人。“大众一听首府有什么差使,于是一齐攒聚过来,足足有二三十个,竟把随凤占围在垓心”,认定了他: “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
在这段并不很长的文字里,作者三次写到同一情节: 一个下级想方设法求见上级,上级稍加应酬,立即送客。可是,被接见者出来,即刻身价陡增,得意非凡。这种同一情节反复出现的写法,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
柏格森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学论著《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指出: 同一情景的 “反复出现”,最容易造成喜剧性效果,引人发笑。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 中,多次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喜剧手法。
写了随凤占这位春风得意的吏目,作者接着写申守尧(伸手要)、秦梅士(卿没势)两个久不得志的吏目。申守尧今年六十八岁了,二十四岁上就出来候补,至今仍然以府经补用,官卑职小,人穷气短。他经常借出差之机,以借为名,“伸出手去”,向地方上讨要。“钱既到手,抹抹脸皮,”“说声 ‘多谢’,彼此了事”。申守尧行同乞丐,秦梅士是又一种。已值隆冬了,秦的妻子还只穿了一件单褂子。他家里连个客座也没得,偶然有个客气些的人来了,“都是叫内人到门外街上顿一刻儿,好让客人到房里来,在床上坐坐; 连吃烟,连睡觉,连会客,都是这一张床”。他有一条用以传人的宝贵经验:“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申守尧下班回家,因为和拿衣帽的老妈子闹翻了,“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晾在那里,很丢面子。“毕竟是老头子秦梅士古道热肠”,便打发给自已“当跟班用”的儿子小狗子为申挑回。小狗子挑到申家,“把衣帽等等一一点交清楚。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嘴里虽说不要,两只脚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摸不着头脑,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查吃。’可怜申守尧的搭连袋那里有什么铜钱!但是小狗子开了口,又不好回他没有,只得仍旧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 ‘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日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我还要用两天呢!’ 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这位小狗子不愧为他爸爸的衣钵传人,“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没有放松。”
这段描写,真可谓风光细腻。与其说它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不如说它在描写手段上更多地接近于现代小说。这里,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故事,没有大动作,不注重于情节的曲折,更多地着眼于场景的描写,实况的再现,心理的刻画。作者源源本本地把生活中实有的细节录写下来,不求其跌宕,不避其繁细,却真实地再现了一些官场小人物的生活和心态。作者在描写中,既有嘲弄、揶揄、调侃、讥笑,又含有几分哀矜与同情、怜悯与辛酸。这使他更接近于《儒林外史》,并使我们自然想到擅写官场小人物的俄国的果戈理。胡适对这几回书极为赞赏,说“这三回的 ‘佐杂现形记’ 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采的部分。”几处描写“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最接近。这一部份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官场现形记序》)。胡适这些看法是很有眼光的。
《官场现形记》写京官、大官不如写州县佐杂出色。这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生活限制,一是体裁限制。由于作者自己并非官吏,更非京官、大官,亲朋亦乏此类人物,因而对京官、大官不甚了解,缺少必要的生活积累。在这一方面,他不如曾朴、刘鹗,其书亦不如《孽海花》、《老残游记》。但是,也有例外,如第四十六回、四十七回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如何讳“洋”,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写江南总督 (制台) 文明如何媚 “洋”,都在艺术上相当成功。
童子良,山西人氏。两榜出身,由部曹外放知府,一直升到封疆大吏,目下正署理户部尚书。朝廷府库空虚,有人上折谋画,童自己保举自己,被朝廷委任为钦差大臣,前往江南等省清理财政,查办事件。
童子良生平却有一个脾气: 最犯恶的是洋人。无论什么东西,吃的,用的,凡带着一个“洋”字,他决计不肯亲近。所以他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乡下人自织的粗布,洋布、洋呢之类。是找不出一点的。”
童子良因病抽上了鸦片烟,再戒不脱。一天,有人对他开玩笑说: 这是“洋烟”,你为什么抽?他回到家里,“就把烟灯、烟枪统通摔掉,”立志戒烟,并发誓“宁死也不破戒”。家里人看他烟瘾发作,鼻涕眼泪地十分难过,另取一副烟盘,告诉他说: “这是云南土熬的广膏”,不是外洋来的,他便一连吸了十几口。“这一顿,竟比平时多吃了三钱,方才过瘾”。从此他便心安理得地吃起洋烟来。有人再来取笑他,“他便正言厉色地答道: ‘童某吃的是本土,’”并且讲出一番吃“本土”可以抵制“洋烟”,吃“本士”可以为国家开源节流的经济道理,堂堂正正,名正而言顺。这段描写真可谓入木三分。
童子良象所有做官的人一样,千方百计地要钱。“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气,是专要银子,不要洋钱,为的是洋钱的 ‘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讳”。给他送钱行贿的人,“送他洋钱,他一定璧还不受”,只好送他银子和银票。“合起数目来,总比银钱还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谦让了。”久而久之,他积攒了大量银钱,专辟一间小屋做他的“银库”,四面墙上贴满了银票,一千两,二千两,三百两,五百两,数目不等。
就是这样一个既颟顸又虚伪的家伙,被派为“九省钦差,”到处查账筹款。一路上,火车、轮船虽快,他坚决不坐,认为那是洋人的“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山东省晓得他不喜欢洋货,行辕之内,一切摆设,凡是洋钟、洋表、洋毯、洋灯、洋桌、洋椅之类,一概不用。办差的人为了使他避暑气、疫气,给他拿去一打香水,他听说是“洋货店”里买的,极不高兴,说:“我就同女人一样,守节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难道还要半路上失节不成!”随即责骂办事人员 “不是好人”,“是何居心!”
可是,这位“守节”守到了六七十岁的青天大老爷,仅在山东境内就得到各方孝敬的银子十五万六千两! 作者通过这样一位对洋人、洋货极力抵制的“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刻画了清末一批官僚昏庸、愚味、贪婪、腐朽的丑恶灵魂。他的特点是: 虚伪。
作者笔下的文明,是另一类型。他是满族人,现任江南制台 (总督),“三省之主”。此人“虽是在旗,却是个酷慕维新的”。他对“洋务”十分关心,自称“洋务人员在我手下提拔出来的不计其数”。
此人名叫文明,为人却极端蛮横,“无论见了什么人,只要官比他小一级,是他管得到的”,一言不合,就拿钉子给人碰。即使是主管一省民财两政的长官布政使 (藩台),他也毫不客气。道、府、州、县级的官员们,就更不用说了。手下当差的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棒”。一天,藩台开了一个手折拿上来给他,他“顺手往桌子上一撩”,看也不看。“藩台下来,气得要告病”辞职。过了两天,淮安府知府上省禀见,他“索性把手折往地下一摔”。知府 “禀辞出去,一肚皮没好气”。
可是,当他手下的巡捕前来禀报:洋人来拜会。“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及至巡捕将洋人引进大厅,“此时制台早已穿好衣帽,站在滴水檐前预备迎接了”。
来拜的洋人,是一个国家的领事。他因为文制台新近在领事公馆旁边正法了一名亲兵,“大不答应,前来问罪”。“幸亏制台年纪虽老,阅历却很深,颇有随机应变的本领”,随口将被杀的亲兵说成是“拳匪”,并说在领事馆旁边杀死这人正是为了“杀鸡骇猴”,让“所有的 ‘拳匪’ 见了这个榜样,一定解散,将来自不敢再同贵领及贵国人为难”。洋人听了,哈哈大笑,“奖他有经济,办得好”,告辞而去。“制台送客回来,连要了几把手巾,把脸上、身上擦了好几把;说道: ‘我可被他骇了一身大汗了!”坐定之后,他随即吩咐手下的巡捕、号房:“我吃着饭,不准你们来打岔,原说的是中国人。至于外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半夜里我睡了觉,亦得喊醒了我……以后凡是洋人来拜,随到随请!记着!”作者接着写淮安府知府又拿着手本来禀见,文制台府叮嘱淮安府,凡涉及中国老百姓与洋人事端,“第一,弹压住百姓”; 第二“洋人走的时候,仍得好好的护送他出境。”随后,他还推心置腹地告诉他的这位下级说: “我说的乃是金玉之言,外交秘诀。老哥,你千万不要当做耳旁风!”
江南官场上,自从这位贤制军一番提倡,于是大家都明白他的宗旨所在是: 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 “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自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
以上写钦差大臣童子良和江南总督文明的两大部分,可视为 《官场现形记》若干故事中的姊妹篇。作者围绕如何对待“洋人”这个重大问题,通过童子良和文明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级官员,成功地刻画了晚清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无论讳洋还是媚洋,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处处事事都只考虑一己的利害,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由这样一些高高在上的人物盘踞着的政府,还能是一个有希望的政府吗?
中国社会,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势力,成为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别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此有关。李伯元在《官场现形记》的后半部,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可说是接触到了社会的最本质的方面。这部小说也因此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使它有别于其它古代和近代小说,具有深刻意义,成为其它任何小说都不能取代的一部书。它也因此成为晚清小说的冠冕,在整个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官场现形记》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作者笔下的童子良、文明,虽还算不上血肉丰满,却也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他们都是多面兽。童子良以 “天朝的大臣” 自居,在抵制洋货方面做得极端严细彻底。他不仅自己坚决不用洋人的“奇技淫巧”,还不准部下使用,以至“各省官员来禀见的,凡是稍微带点洋气的东西,都不敢叫他瞧见”。一位道台在外衣里面藏了一块洋表,一剔一剔的轻微响声被童子良听到了,便被视为 “华而无实,不肯务正”。表面看来,童子良是个严守自订律令的正人君子,虽然顽固可笑,却还似乎有些正气。可是,作者轻轻揭开他的外衣,写他如何吃鸦片,如何四处捞钱,如何赏识奸刁小人刁迈彭,如何查办安徽巡抚蒋愚斋“滥保匪人”大案,这位办事“异常顶真”,“凡事都要考求一个实在”的钦差大臣,便露出了昏覅、愚味、贪婪、虚伪的本相。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多侧面的人。江南总督文明亦然,他对下级如狼如虎、凶横异常; 一旦见了洋人,便如羊如鼠,百般怯懦。作者通过这位文明总督,为晚清高级官吏画了一幅生动的肖象。
为了鲜明有力地揭露这些多面兽的丑恶本质,李伯元采用了迅即变化、强烈对比的写法。例如: 他写文制台见洋人,先用大段笔墨写他以极端轻慢的态度接见藩台、知府两级地方长官,然后又细雕细镂地写巡捕禀事:巡捕上堂,正当文制台开饭,迟疑再三,不敢打搅,“因此拿了名帖,只在廊下盘旋,要进又不敢进,要退又不敢退”。
正在为难的时候,文制台早已瞧见了,忙问一声: “什么事?”巡捕见问,立刻趋前一步,说了声: “回大帅的话,有客来拜”。话言未了,只见拍的一声响,那巡捕脸上早被大帅打了一个耳刮子。接着听制台骂道:“混账忘八蛋! 我当初怎么吩咐的?凡是我吃着饭,无论什么客来,不准上来回。你没有耳朵! 没有听见!”说着,举起腿来又是一脚。那巡捕挨了这顿打骂,索性泼出胆子来,说道:“因为这个客是要紧的,与别的客不同”。制台道: “他要紧? 我不要紧! 你说他与别的客不同,随你是谁,总不能盖过我!”巡捕道: “回大帅: 来的不是别人,是洋人。”那制台一听“洋人”二字,不知为何,顿时气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里半天………
作者这样描写,就如同先把一个人举到天上,然后猛地一下使他跌落在地。这是喜剧作品中常用的手法。这种写法,会造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了以上一些成就,它一经发表,“骤享大名”,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长篇小说。“读者咸称赏之”,“购阅者踵相接”。“每出一纸,读者拍案叫绝”。作者的其它著作也因而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一脱稿,莫不受世人之欢迎”。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这部书,还曾 “按名调查”,使有些官吏大倒其霉,“致是书名大震,销路愈广”。当时一些书商,看到《官场现形记》的作者在广大读者中如此驰名,便把其他人的小说冠以李伯元的名字出版,借以发财。(见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这种状况,和今天的有些书商利用读者心理,假冒金庸、梁羽生、琼瑶、席慕蓉等人的名字出书,颇为相象。由此亦可见《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的读者中何等风行。
当时,不仅市民群众和一般读者对这部小说非常欢迎,一些上层人物和评论界人士也对它大加称赏。评论界称这部书“以小说之体裁,写官场之鬼蜮”,“历历如绘,写真之意也”(则狷《新笑史),原载《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1905年8月出版)。“为官场之照妖镜,燃渚犀”,“刻画宦途恶劣处,颇有入木三分之妙” (《谭瀛室随笔》见《文艺杂志》第五期,1914年出版)。当时有一位官场著名人物,名孙宝瑄。此人是户部左侍郎孙诒经之子,曾任清廷驻法、德公使孙宝琦之弟,李鸿章兄李瀚章之婿,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之友,他对官场上下是非常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 “览《官场现形记》,终日不去手。是书写今日外省官场中内容,可谓穷形尽相,维妙维肖。”“其刻画人情世态,已入骨髓”。又说: “《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跃其词而已”。“连阅得数人事,皆笑不可仰”。一天,他和官场上的朋友们谈及此书,认为此书“善写世态,几使凡出与世酬接者,一举一动,一话一言,无往非 《官场现形记》所有。若是书者,可谓恶极矣!”(《忘山庐日记》)从这位特殊身份的读者对此书的评论,也不难看出 《官场现形记》在当时社会各阶层中所引起的巨大反响。
这部书发表之后,模仿之作蜂起。其中光是以 《现形记》为名者,就有《新党现形记》、《学生现形记》、《医界现形记》、《家庭现形记》、《官商现形记》、《嫖赌现形记》、《新官场现形记》等等,十余种之多,形成一股其势不小的“ 《现形记》热”,成为文坛奇观。
现在距离这部小说的发表,已经八十多年,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再也看不到书中的某些人物与事件,自然也不会再象孙宝瑄等当时的读者那样,为这部书 “拍案叫绝”。
可是,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官场”状况,依然有很大帮肋。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未因时代的进步和文学的进步而完全失去。我想,如果有人象改编《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书那样,将《官场现形记》做一些艺术加工,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它一定会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会心的微笑,并使人们在笑声中增添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得到审美愉悦。有志者不妨一试。
不过,有一点,读者和改编者需要注意: 由于种种原因,《官场现形记》无论在思想方面和艺术方面,都有明显的缺陷。它的各部分不够均衡。有时,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实际取得的成就相距较远。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的艺术水平也相距较远。有时,作者正写到好处,忽然松懈下来,出现败笔。这有如某些游山者,辛苦跋涉,渐入佳境,却忽然由于脚力不济,停止前进。有时,由于作者趣味不高,如鲁迅所云,迎合“时人嗜好”,掉头他顾。这种情况,使这部书及其它谴责小说均未能登上思想、艺术的高峰,实令人惋惜。
《官场现形记》和其它晚清谴责小说有共同的缺点,它们大都有“词多意少之弊”(冥飞《古今小说评林》)。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书“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 ‘含蓄蕴藉’ 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 [吴敬梓] 后尘”。这一类书,“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胡适赞同鲁迅的见解,认为鲁迅的批评“很公平”。他还进一步指出,《官场现形记》在艺术上有四条缺点: 第一、“联缀许多 ‘话柄’ 做成”,缺少必要的“结构”和 “剪裁”。第二、“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又缺少必要的艺术加工,“便成了随笔记账”。第三、作者没有着意于“描摹人物”,人物个性不鲜明,不完整。第四,作者往往对笔下的人物 “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 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 (《 〈官场现形记〉 序》)。
鲁迅和胡适的评论,代表了五四新文学产生以后思想界、文学界对《官场现形记》及其它谴责小说的看法。这些看法,都切中肯綮。
一部作品,问世之初,声名大噪,不久之后,屡闻疵议,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多有。对此,我们要结合作者和评论者各自所处的时代具体分析,不能一概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看待。那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结论。须知,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文学也在不断地步。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五四时期的文学家、思想家,对 《官场现形记》的评论,自然会不同于此书初问世时。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我们既不要因为它在当时广大读者中的轰动效应,忽视 《官场现形记》在各方面所存在的缺点,也不要因为它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否认它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能因此而贬低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