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著,八卷六十回,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存道光二十 二年“红梅山房”刊本。
        
        书叙江南庐州知府易自修,任职二十余年,清正廉洁,兴利除弊,深受治下百 姓爱戴,以致数次升迁,均因百姓苦苦阻拦而无法赴任。后因总督演开基力荐,易 自修擢升湖南按察使司,百姓闻讯又聚众挽留,使易自修颇感为难。圣旨催促易 自修赴任,易自修与夫人黄氏商议后以年老无子为由,乞归故乡。皇帝准奏,因易 自修政绩卓著,加升其为广东巡抚。易自修以巡抚衔坐享俸禄,全家深感皇恩浩 荡。
        易自修一妻四妾,均温良贤慧。黄氏和四妾亦均膝下无子,遂将府中众婢女 视如亲生骨肉,令其读书、作诗,主仆之间十分亲和。众婢女貌美才高,其中菱花 号称“诗将军”,湘麟号称“诗美人”,泉香号称“诗婢”,而秘月竟能设帐授徒,收婉 婉等丫头为弟子。易自修返乡后,修造亭台楼阁,名为“吉园”;又建一座“招贤 馆”,广揽四方文士入馆读书论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众贤士雅集易府“招贤 馆”,荆南知府紫文光称易府的女流之辈亦均富才学,乃考试众才子,以决高下。 馆中滥竽充数者闻讯逃遁,学富五车者则跃跃欲试。易自修请众才子游览“吉 园”,并为园中各处景致题写匾额。众文士中,唯有虞舜臣、黄小溪才学出众,难分 轩轾。黄氏及四妾每逢五之日在白蝴堂率众婢女与众文士谈诗论学,虞舜臣答辩 时将古文从古至今共有若干体裁一一辨析分明;黄小溪从旁反诘黄氏,黄氏面无 难色,对答如流。众婢女轮流主持论辩,众学士各显才华;众婢女各自爱慕馆中才 子,众才子亦各倾心府中佳人。
        黄氏染病,四娘怀孕;羽化道人为黄氏诊病,又因易自修虽命中无子,但积年 行善,遂设法将四娘腹中女胎改换男胎。后菱花主持论辩,黄小溪讲评有明一代 二百余年诗体之优劣,使菱花难以反驳;黄氏代菱花答辩,其博学令黄小溪折服。 黄氏再病,病势沉重;黄氏令众婢女自择馆中才子为婿,菱花、湘麟决定同事黄小 溪。黄氏见二女知礼贤慧,大感快慰,一笑而亡。易自修启奏朝廷,荐举“招贤 馆”四十二位贤士,并将众婢女收为义女。白帝城木觉和尚是羽化道人之友,闻知 易氏一家乐善好施,遂在四娘拜佛求子时,试探其善心之真伪。四娘一心向善,木 觉和尚深为所感,遂令白玉鱼投胎以改换四娘腹中原有之俗子;并令此子五岁读 书,十六岁中状元,拜虞舜臣、黄小溪为师,且要为官清正。四娘产子,黄小溪为此 子取名易璧珍,又将新造一亭命名为白鱼亭。易自修一生行善,终于年过花甲而 得子。皇帝令众贤士入京,易自修将众美婢许配众才子,黄小溪则独得双姝。四 十二位贤士均官运亨通,而虞舜臣、黄小溪之官职最为显赫。后易璧珍果然十六 岁中状元,功成名就,光耀门庭,得以衣锦还乡。
        黄瀚在《白鱼亭》卷首即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一则以醒醒众人之耳目,二 则以劝劝世人之好善。虽俚语俗言,大有关于名教,非如那些淫词小说”,却也认 识到欲“醒天下人之耳目,悦天下人之性情,非积善感应之事不可,非词俗语俚之 笔尤不可”。因此,《白鱼亭》实为词俗语俚的劝善醒世读本。
        作者在小说中倾注大量笔墨,塑造了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易自修夫妇。 易自修读书而未中试,全因祖宗行善积德方得做官;易自修任职期间廉正恤民, 秉公执法,深受百姓爱戴,竟致屡次升迁均因百姓阻拦而不能赴任。易自修是一 个“清官”,但作者对其政绩的描写多为概述,而着重描写的是易自修辞官还乡以 后的事迹。作者将易自修铸造成儒家“治国在于齐家,齐家在于修身”政治原则的 人格化身,将他致仕后不忘忠君爱国,为国家招揽贤才之举视为善行,将他善待 府中奴婢的宽厚态度视为积德,这即是易自修“修身”的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易 自修“齐家修身”终获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正妻黄氏。易自修的许多计划, 黄氏不仅是参与制订者,而且是具体实施者。易自修在职期间曾就进退问题与黄 氏商议,最后作出退隐的决定;返乡后,黄氏与易自修四个侧室和睦相处,共同教 导众婢女读书作诗;支持易自修建造“招贤馆”,为朝廷储备人才,并亲自主持论 辩,培养众文士之学识。黄氏妇德固佳而学养更深,与易自修共同将易府修筑成 人间行善乐园。因此,黄氏不仅是贤妻,而且是善女。黄氏及四妾的积德行善,温 良贤慧,同样是易自修“齐家修身”的善果。
        易自修夫妇积德行善终获成功:“招贤馆”中众贤士得以仕宦,易府中众婢女 各有归宿。易自修夫妇修造“招贤馆”,使许多渴求功名的文士纷至沓来,以期通 过易自修这位“伯乐”而飞黄腾达。黄瀚对其构筑的这一虚幻乐园心驰神往,竟然 自己也充当一位才子“进入”易府,并属真名实姓——黄小溪。这在古代小说中十 分罕见。黄小溪在众才子中风流倜傥,才华出众,屡获殊荣,独得双美。最后,经 易自修荐举而任高官。作者虚构的这些情节,可使读者窥视其心态:现实生活中 的黄瀚读书而未能仕宦,科场失意,空余报国之志,难遇识才之人;他渴望遇到易 自修式的“善人”,渴望得到“招贤馆”式的清幽、安定、舒适的环境,以结束其颠沛 流离、清贫无助的游子生涯,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一展抱负,成就功名,荣华富贵。 而这,也是当时众多仕途失意的文人所共存的希冀与梦想。古代小说中描写的 “才子佳人”,“佳人”多是大家闺秀,名媛淑女,但易府中的佳人却是一群才貌双 全的婢女,她们读书作诗,贤慧识礼,最后得以自择佳婿,嫁才子,做夫人,一生荣 耀。此种描写,并非意味着作者具有独特的妇女观,易府中众婢女的某种优越地 位和幸福结局,乃是易自修夫妇的善行所致。作者强调,众婢女有此机遇,也是她 们祖先积德的结果。因此,“才子佳人”均是易自修夫妇的行善对象,“才子佳人” 最终匹配并不是爱情的力量,而是善行的体现。
        易自修夫妇数十年积德行善,终于感动上苍,获得神明的嘉奖。黄氏平生向 善,宽厚仁慈,恪守妇道,病危之际亦不忘行善:令众婢女自择才子为婿;黄氏因 而得以目睹善行而一笑归西,免遭死于非命的厄运、免受病魔长期折磨致死的痛 苦。黄氏因行善而得善终,可视为神明对她的一种护佑与旌奖,也可令世人动心。 易自修命中无子,因而退隐求子;但因易自修屡行善事,羽化道人将其第四妾所 怀女胎改换男胎,木觉和尚又令玉鱼投胎以改换四妾腹中“庸庸俗俗”的儿子,使 易氏后代能够显赫门庭、光宗耀祖。人之祸福本命中注定,所谓“死生由命,富贵 在天”;而多行善事竟然可以改变既定命运,使不幸命运逆转,可感动上天神明予 以格外垂青,易自修年过花甲而得贵子即是明证。作者的这种安排,对当时难求 长生、渴望善终的芸芸众生来说,对当时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信条 的广大普通人来讲,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力和极强的说服力。作者的这种描写, 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虚幻的神明世界与苦难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使神秘无 形的冥冥之中的主宰,具有了现实的奖惩力量,亦使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 有可能化作民众的自律行为。这正是作者企望达到的目的。
        黄瀚在小说中宣扬的善恶观源于儒、释、道共同塑造的伦理道德思想,其表 现形式则具有明显的释道特征。如作者强调“‘阴骘’二字是人生断不可少,感应 数篇是太上逼真的金鉴”;又宣称“君明、臣良、国恩、家庆,然后功名富贵、才子佳 人生于其间;而究其所由,并非偶然,必从祖宗父母积德积善、无数的因果中得 来。”在作者宣扬的善恶观念中,有些观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做官的人,能代百 姓伸冤,除暴安良,也就是积德了。……此是说做官的人不能行善,也当除恶;能 除恶,便是行善。是除恶的功德比那修善的功德更大些。”此种源于儒家“民本”思 想的善恶观念,是当时易自修之类“清官”的做人准则之一。这些劝善惩恶的官吏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轻治下民众遭受的压迫,可使一部分百姓的冤屈在其权力 范围内得到昭雪。因此,这种善恶观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民众 拥戴易自修式的“清官”,古代戏曲、小说中屡屡出现“清官”形象的根本原因。但 是,应当指出,“清官政治”的终极作用和目的是巩固和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除暴安良”、“劝善惩恶”乃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有彻底铲除封建专制主义 制度,才有可能解救民众的倒悬之苦。否则,千千万万遭到不幸的普通人只能在 冤沉苦海之际,默默地乞求“青天老爷”的拯救;只能在戏曲、小说中,寄托质朴的 愿望,体验虚幻的、短暂的幸福与快慰。
        黄瀚以劝善为宗旨塑造了一批善人形象,使小说中充满了善男善女;这些男 男女女性格单一,只是一味行善,仅仅是作者宣扬的“善”的观念的化身,因此,小 说中并没有血肉丰满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本书的许多情节颇有摹仿《红楼梦》 处,如易自修建造吉园请众文士题写匾额,众丫头学诗,众学士百花轩吟诗等等, 均有东施效颦之感,与《红楼梦》中类似描写所具有的神韵相去甚远。此外,小说 中多次描写才子与婢女谈诗论学,大掉书袋子,意在显示作者之才学,却往往令 人生厌。作者文笔平常,书中插写的诗词韵语亦未见精彩者,小说在艺术上的平 庸与作者的创作初衷有关,作者意在通过词俗语俚的通俗文学形式劝善,在艺术 上则缺乏追求。
        《白鱼亭》成书之时,鸦片战争烽火已燃,正是满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 京条约》之际,中国的历史开始了列强凭陵、民族危亡的时代。满清王朝内忧外 患,在时代的暴风骤雨冲击下,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体系在外 来侵略和外来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开始崩坍。社会的剧烈动荡,使黄瀚式的文人 困惑、迷惘、忧心如焚;他们或著书立说,极力贬斥、抨击外来文化的渗透,或利用 通俗文艺形式,宣扬传统伦理道德观念,警劝世人。然而,时代的前进,已经证明 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落后,及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体系的历史局限;无论是陈 天池《如意君传》中请天降神仙效命朝廷,以挽救颓势的努力,还是黄瀚《白鱼亭》 令易自修式的凡人努力修身、行善积德、忠君爱国,以巩固封建社稷的苦心均告 徒劳。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幸福安乐决不能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 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意味深长的是,当黄瀚式的文人徘徊在崇山峻岭之中, 叹息世风衰颓,为修补即将倾覆的封建大厦而绞尽脑汁之际,中国的知识阶层中 已经出现了林则徐等“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者,“睁开眼睛看世界,这个刻不 容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开明、进步的爱国者们肩上。”(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 争论稿》)。尽管林则徐们的步履是那么艰难,但他们毕竟开始寻求用崭新的思维 方式思考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前途。
        林则徐们在时代的风云激荡中成为先驱者,这是历史的选择;黄瀚们在沧桑 巨变面前,囿于传统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则是历史的局限。这,或许是《白鱼 亭》给予我们的启示。